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公元810年，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和友人在黄州赤壁游玩时写下的同题诗句。文人之笔最是厉害，从古到今多少名胜古迹，要么化为一抔黄土，要么经历多次修、改、重建，乌烟瘴气而面目全非，只能是活在诗文和人们的想象里。
杜牧的诗明显要比真实的铜雀台坚固，不管愿不愿意，这诗和《三国深义》一起，给曹操制造了一个美丽的误会，也让一场赤壁大战演变成了对东吴二乔的争夺。江山与美人，人们总是愿意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仿佛不如此，故事就不好看，事情就不真实。
“铜誉春深锁二乔”，这是个误会。
夜见铜雀，建得三台。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取得北征、东进等胜利，袁绍袁术已经被灭。传说他夜宿邺城，半夜里见到远处金光由地而，次日派人掘之得铜雀一只。荀攸说昔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现在得到铜雀，这是大吉之兆。曹操大喜，于是决意建铜雀台于漳水之上，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
“漳水”在哪里？据考证，是位于河北临漳县境内，距县城18公里。这里古称邺，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古邺城是在是在战国时赵国国都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河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曹魏到杨隋四百余年间，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割据王朝的都城。
铜雀台最盛时台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二十七丈。按汉制一尺合市尺七寸算，也高达六十三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
后人用“想象”修筑而成的铜雀台。
登台高会，文学盛景。“得益”于以《三国演义》为首的诸多文学创作和市井演绎，硬生生的把文学“中年”曹操变成了“篡汉”的奸雄，仿佛他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这些年里虽然史实几经厘清，但是大多数人们恐怕还是更愿意相信铜雀台和赤壁之战里“二乔”的关系，还是会觉得“揽（连）二桥于东南兮”是曹操的梦想，杜牧写的也是真事。
铜雀台被用于军事目的，仅有《水经注》记载：严才叛乱，攻打掖门，王修闻变，率领部属急奔宫门救援。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说：“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王修字叔治）
其实，作为“建安七子”的领军人物，一生横跨军事、思想和文学三界的曹操先生，修建铜雀台，是实打实的政绩工程，只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开PARTY。按《三国志·魏志》：
铜雀台新成，公将诸子登之，使各为赋。次子曹植，才思敏捷，援笔立就，写下了《登台赋》，传为美谈。操大异之。其略曰：“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新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魏文帝曹丕也写了《登台赋》，其名句为：“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
曹操为诸子设置的官署中，专门有"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曹丕、曹植大都以这一名义将建安七子等众多文人网罗门下，形成各自的“微信群”，“公众号”更是经常输出爆款10万 。虽然这不是专为文学创作而成立的组织，但却是文学家的核心，为组织文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建安七子中有大量的《公宴》诗，也有同一题目如《柳赋》即曹丕、王粲等同时所作；文学家之间赠答、品评之作，如大量的赠诗及曹丕的《与吴质书》、《典论》、《与杨德祖书》等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集等。“建安风骨”是在文学史上极有名的一脉，铜雀台在其中的作用也值得被记上一笔。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王粲的《初征》，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登台赋》，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作品大都是在邺城铜雀台所作。
即使想不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么高的铜雀台，主要被曹操和父子和围绕他们的文人集团，用来饮酒高会，登高写诗，不得不说，魏晋文人的风流，确实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理解。
有盛就有衰，这个"邺下文人集团"随着曹操的去世、曹植的被逐以及一场莫名其妙流行于邺城的瘟疫而风流云散，死者大部分葬于邺城铜雀台西20里的曹操墓周围。
400年后，唐代诗人温庭筠拜谒陈琳墓时写了一首诗作："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共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建安七子。
石虎，你的黑锅我不背。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人物有代谢，铜雀台也随着这些人的风流云散而消消磨。
明眼人都能看出，铜雀台修建（210年）于赤壁大战（208年）之后，因此“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完完全全的“小说家”之言。曹操固然好色，但是他弥留之际还有“分香卖履”的典故，因此，在他生前，想要去争夺东吴“二乔”并且用一座楼台来锁住，于情于理于事实，这都是他绝不会做的煞风景之事。
不过，把铜雀台用于享乐并贮美女的，确有其人。
《邺中记》载：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铜雀台原有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铜雀台有殿室一百二十间，房中有女监、女妓。正殿上安御床，挂蜀锦流苏帐，四角设金龙头，街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戍屏风床。又在铜雀台挖两个井，二井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命子窟”，窟中存放了很多财宝和食品。
可见，曹操一直背的是石虎的黑锅，一背就是上千年。
而关于后来的铜雀台，北齐天保九年（公元558年），征发工匠三十万，大修三台。整修后，铜雀台改名为金凤台。唐朝又恢复了旧名。明朝中期，三台还存在。明末，铜雀台大半被漳水冲没。
行文至此，笔者想说的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置简单的史实于不顾，而千载以降，流传和留在人们心底的是，会是几近“顽固”的文学创作和小说形象？对于此，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有感而发过：
中国人心中有两个圣贤英雄，曰关羽岳飞，有两个奸臣恶人，曰曹操秦桧。这是从那里来的？大家知道这出于两部书，一曰《三国演义》，一曰《说岳全传》，其支流则有说书与演戏，使之渐益普及与深入。士大夫如读宋朝史书以至野史杂记，有感于靖康之际，慷慨奋发，痛三字狱之冤，大骂秦桧，此犹是人情之常，若阅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乃极致倾倒，则为无理矣。……故小说教育殆已遍及于中国上下，而士大夫实为之首，虽时至今日，政体变革，新式教育已实行四十年之久，此种情形大旨仍无异于昔日也。本来小说非不可读，且并非不可用之于教育，只要用得其道，简单的说就是当作小说去看。
说白了，看戏心理，演义心态，不重史实而相信传说，茶余饭后用作谈资可以，当成史实，用来点赞、评论或者踩两脚，还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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