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1934年8月31日，朱老总在电报中对红24师提出了严厉批评。
朱老总的电报发给了防御苏区东大门的几支部队，包括林彪、聂荣臻红一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红九军团，以及暂归红九军团指挥的红24师，要求在温坊和钟屋村之间松毛岭一线，加紧构筑防御阵地。
而红24师被朱老总批评的根本原因，还是猪鬃岭连屋岗的工事不堪一击。
此时，已经进入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阶段，敌军百万大军四面合围，一线31个师兵分六路虎视眈眈。尤其是东路蒋鼎文10万大军步步紧逼，随时可能对温坊、松毛岭发起进攻，完善工事时不我待。
朱老总之所以少见地动怒，就是因为松毛岭一线是苏区东大门唯一的屏障。
蒋鼎文
一、苏区反围剿一年颗粒无收此时的苏区“屋漏偏逢连夜雨，扳倒葫芦起来瓢”，糟心事太多：
首先，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结果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而敌军趁热打铁又制定了一个“六路进攻”计划，而福建蒋鼎文则是进攻苏区的急先锋。
其次，早在几个月前，李德、博古等人也看到苏区失陷是早晚的事儿，开始着手准备战略大转移的“西征”，但是留守名单除了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刘伯承和主席也差点被留下。
第三，在朱老总、周副主席等人据理力争下，刘伯承、主席得以随军转移，但是刘伯承已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主席没有军权不能擘画军机，周副主席忙于策划大转移，朱老总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第四，敌军大兵压境，可是前沿工事还远远不够，不要说红24师的工事，就是红九军团修筑了几个月的石头工事，也扛不住敌军炮火轰炸。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朱老总特地把红一军团调到东大门。
最后，让朱老总冒火的是李德、博古的瞎指挥，几次要求朱老总和敌军“堡垒对堡垒”，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但是，身经百战的朱老总明白“将在外军令有所数不受”，不想搭理他们。
当然，朱老总拒不执行“硬打硬拼”的命令绝非蛮干，而是早就胸有成竹。
第五次反“围剿”
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朱老总敢于决断，就是看准了红军的优势和敌军的短板。
苏区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战术对头：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井冈山时期独创和磨合出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完全放弃了主席、朱老总的正确主张，实施单纯的防御战略和“短促突击” ，结果苏区一步步陷入危局。当敌军实施“六路进攻”，志大才疏的李德居然也想效法三国时期诸葛亮“安居平五路”，要求红军“六路分兵， 全线抵御”。
六路敌军共有31个师，虽然重兵囤积在北部，但是进攻最积极的还是东路。
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坐镇漳州，指挥第二路李延年第四纵队6个师兵发松毛岭，这6个师分别是李玉堂3师、李延年9师、刘戡83师、宋希濂36师、卢兴荣52师，以及李默庵的10师。
第二路军意图占领汀州，会同北、南路军总攻瑞金。李德、博古要求汀州必须坚守到10月底。要占领汀州，松毛岭是必经之地。但是坚守2个月并不容易，朱老总的信心还是运动歼敌。
温坊战斗旧址
三、第五次反“围剿”最后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一年，红军还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
1933年10月，彭德怀、滕代远的东方军歼敌3个团大部，但进攻硝石不克伤亡严重。随后，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强攻资溪桥、潭头，也无功而返。为打破敌军“围剿”，红军组建了红七、九军团。但是，苦战2个月不但没有御敌苏区之外，反使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8月，蒋鼎文留36师守备连城、朋口，3、9、83师向汀州进发。红军电台及时破译了敌军动向，朱老总急令红一军团、红24师赶赴朋口以西，刚刚护送红七军团北上回归的红九军团为预备队，
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派侦察科长刘忠深入侦察，作战科长陈士榘拟定作战计划，周建屏、杨英带领红24师伪装成地方部队，在猪鬃岭一线“诱敌深入”，林、聂亲率红一、九军团隐蔽南进待伏。
9月1日，李玉堂3师许永相8旅进驻温坊，并向松毛岭推进。当晚，红2师首先对温坊发起攻击，随后，红一军团主力配合红24师拿下固守洋背村，敌8旅只有旅长许永相和一个营逃走。
随后，红军再次歼灭敌军援兵一个先头团，两战歼敌4400余人。
朱老总亲自指挥，林、聂红一军团和红24师联合发起的温坊战斗，居然是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的胜利。随后为掩护主力大转移，红九军团和红24师血战松毛岭，损失惨重。
1934年9月11日，红一军团从长汀钟屋村向兴国转移，抗击北线周浑元部。
留守松毛岭的，只剩下红9军团3师7团、8团、红24师和地方部队等1万多人。
9月22日晚，中秋佳节前夜。距离松毛岭不远的红军后勤中转地中复村，在老人和村长组织下，家家户户户准备好过节的东西，邀请松毛岭的红军指战员们一起提前过中秋佳节。
23日上午，随着火力准备和敌36、10、85师的进攻，松毛岭阻击战开始了。
仅仅一个上午，敌军的大炮就向松毛岭发生了几千发炮弹，天上还有几十架德制“黑寡妇”飞机轮番轰炸。等第一天抗下来，岭上原本茂密的碗口粗的松树大半被拦腰炸断，地面的土被炸松了一层。
战斗间隙，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马上指示抢修工事。
9月25日，罗炳辉、蔡树藩到瑞金开会，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留下指挥。接连4天激战，红军几乎就要弹尽粮绝。好在26日晚上，后方支援的物资被群众手提肩抗运到了钟屋村。
9月29日下午，敌9、10师占领唐古垴高地。郭天民、黄火青急令已经准备转移归队的红7团、8团晚走一天，留下帮红24师夺回阵地。当晚，红7团主攻红8团迂回，一举夺回了唐古垴高地。
红军碉堡遗址
五、在苏区坚持到底的红24师松毛岭阻击战历时7天，红九军团和红24师伤亡万余人。
战斗期间，红24师伤亡巨大，地方军区分两次为红24师补充了 1600人和2000人，才让这支英雄之师得以继续保留番号。而温坊战斗和松毛岭阻击战，则共同构成了“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阻击战过后，红一、红九军团踏上了漫漫转移之路，而红24师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们还要假扮红军主力，继续和数十万敌军在苏区周旋。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敌军才发现苏区已经人去楼空。
参加松毛岭阻击战的几位红军将领，后来的结局截然不同。
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张云逸），独创了“梅花桩战术”。但因积劳成疾，1946年6月21 日因病去世，时年49岁。
政委蔡树藩，后任129师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进入地方。
参谋长郭天民，后任晋察军区司令员、二野四纵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
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抗战时期任冀察热辽副政委，建国后进入地方工作。
红7团团长刘华香，参加了长征，1955年授少将军衔。
红8团团长杨梅生，抗战时任旅长，解放时任副军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
而坚守苏区的红24师则悲壮得多：1935年1月，红24师在赣州遭遇粤军，突围中政委杨英不幸牺牲。师长周建屏重伤，后在上海治疗后辗转到延安。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旅长，1938年病逝。
红24师参谋长龚楚，1935年5月杀害红71团团长史犹生，投靠了粤军。
松毛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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