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正是由前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吴岳添先生翻译的。在他看来，翻译是相当艰辛的工作，尤其文学翻译是翻译基础上的再创作，要求译者有更高的语言和文学水平。书名的翻译看来最为简单，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1985年12月，我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文学社会学班进修，导师雅克·莱纳特是文学社会学家，他选定的教材就是当年刚刚出版的奥地利学者齐马的《社会学批评指南》。在社会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所以我回国后就把它译成了中文。为了更利于推广和普及，遵照外文所“三套丛书”的老主编陈鑫先生的建议，把书名改成了《社会学批评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1年11月再版了这部著作。编辑担心它会被误解为社会学领域的著作，建议把书名改为《社会学文艺批评概论》。
“文艺批评”内涵广泛，几乎包括了绘画、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所有学科，而这本书是专论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因而用“文艺批评”不符合书的宗旨和内容。另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概论”一词确实有助于推广国外的文论，但在国外文论已经相当普及的今天，再用“概论”似乎就过于通俗了。经过反复商讨，最后书名被改成了既包括主要内容，又有高屋建瓴气势的《文学社会学批评》。
由此联想到书名翻译的一些问题。翻译是相当艰辛的工作，尤其文学翻译是翻译基础上的再创作，要求译者有更高的语言和文学水平。书名的翻译看来最为简单，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
姓名翻译大有讲究
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名称通常都是按照读音译成中文的。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但早期的译者各行其是，随心所欲，以致许多作家的译名相当混乱。从五四运动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雨果被译成“预勾”“嚣俄”“虞哥”，左拉被译成“左喇”，乔治·桑被译为“乔琪桑”，伏尔泰被译成“福禄特尔”，巴尔扎克被译成“巴鲁萨”，莫泊桑被译成“摩波商”“孟巴桑”或“毛柏霜”等。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1日）上，陈独秀就在《文学革命论》中充满激情地为雨果、左拉等作家欢呼：“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者乎？”
早期译名的混乱可以理解，然而经过长期的积淀，许多人名今天仍有不同的译法。例如《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现在也被译成斯丹达尔或斯当达。这类例子还有蒙田或蒙泰涅、斯塔尔夫人或史达尔夫人、魏尔兰或魏尔伦、马拉美或马拉梅等。梅里美的小说《嘉尔曼》，改编为歌剧后被译成《卡门》，“嘉尔曼”和“卡门”其实是同一个吉卜赛女郎。
有些译名错误则是译者的误解造成的。例如萨特女伴的姓名是西蒙娜·德·波伏瓦，有些译者因为她是女性，所以特地译成“波伏娃”。其实欧美的人名是名在前，姓在后，名字西蒙娜已经表明她是女性，波伏瓦是她家族的姓氏，不应该译成带有女性色彩的波伏娃。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也是如此，应该译成朱莉娅·克里斯特瓦。至于按照英文拼音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把孟子译为孟修斯，都是望文生义的乱译，不值一提。
姓名并非只能完全按照读音翻译，其中还大有讲究。例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主人公原名直译是“高里奥老爹”，是傅雷以神来之笔译成了高老头。他正是考虑到国人的习俗和读者的喜好，或者说我国的语境，才想到了“高老头”这个“神似”的译名。如果像有的译者那样译成“勾利尤老头子”，在我国恐怕就难以广为普及了。又如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直译应该是“仲马父亲”和“仲马儿子”，显然远不如译成大仲马和小仲马那样亲切生动。（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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