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城市，拥有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上海的文化图谱也从来不乏女性的身影，作家王安忆甚至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
最近，上海提出了“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战略，上海女性作为其中丰厚的一脉，又有哪些故事，产生过哪些影响？
四位演讲者和观众合影
日前，徐汇区“汇讲坛”请来了四位女性代表——小提琴家俞丽拿、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演员王一楠、分众传媒首席战略官陈岩，和观众分享她们与上海的渊源。她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的新上海人，每一位都有不少谈资。
秦文君
秦文君：阅读让人学会寻找幸福
秦文君是上海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自26岁发表第一部作品，37年来，她已经写了70多本书。
秦文君记得，写第一本书时，儿童文学还是一个小儿科，“大家觉得你写儿童文学可惜了，要写写成人文学，有些人写儿童文学写了一辈子，最后就是一房间书，没有财富，也没有影响，没有人知道，孩子知道，但孩子不记得，长大以后就忘记了。支撑我写下去的就是两个字，热爱。从小爱阅读，我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所以开始写作。”
因为出生在上海，秦文君有不少作品和上海息息相关。
最让她难忘的是《十六岁少女》。16岁时，秦文君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同去的有一群人，有人回来了，有人永远埋葬在那里。也因此，秦文君一直想把那段生活，那段最天真、最美好的青春写下来。
写这部作品时，秦文君正好怀孕了。当时她已经三十多岁，年轻时她很怕触碰那一块，直到快要做母亲了，她才真正有勇气整理少女时代的记忆。
那时，秦文君的先生正好出国了，她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又和父母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打扰自己。她把电话线拔掉，在冰箱里放满了吃的，整整两个月没出门，写得不知白天黑夜，一直写到先生回家，家里乱的一塌糊涂，让他误以为进错了家门。
在孕妇的状态下，秦文君连着写了近二十万字，生命力旺盛到让人惊叹，“《十六岁少女》得奖也不多，但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书，后面的作品再没有这样的状态，人生就这么一次，什么快乐都比不上创作的快乐。”
还有一本秦文君印象深刻的书是《男生贾里》。
当了儿童文学作家后，秦文君收到过九千多封信，有一天，她收到一位小男孩的来信，大意是学校里的女孩越来越厉害了，会欺负男孩子，“我想不对，我们小时候都想做男孩子，像男孩子那样很自由、很开放，为什么女孩子越来越厉害？”
秦文君为此走访了多所上海学校，仔细一看，女孩确实越来越厉害，有不少还是“女汉子”。女孩越来越倔强，越来越能发挥她们天性里的力量，相对来说，男孩的成长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秦文君写了《男生贾里》。
秦文君写《男生贾里》时正值中国儿童文学低迷，刚出来只印了两千本，后来这两千本就像两千个种子，在孩子间传来传去，慢慢就传开了。正是通过《男生贾里》，上海儿童文学火爆起来，中国儿童文学也火爆起来，“大家觉得有这么一个希望，儿童文学可以接近现在的儿童，我们可以打动现在的孩子以及将来的孩子。”
这几年写作下来，秦文君又发现，现在的孩子对文字的需求越来越少。
有一次晚饭后散步，秦文君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男孩哭得十分伤心，她还以为男孩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谁曾想，他只是因为妈妈收走了手机才哭，“现在的孩子对新媒介的依赖超过成人，很难在文字上安静下来。”
同时她还发现，现在的孩子在小学到中学之间的转变非常大。
“我走了很多校园，发现小朋友在学前时期个个那么好，天真、聪明、有想象力，而且爱艺术，讲故事、听音乐他都喜欢，而且对父母非常依赖，父母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健康还是残疾，他都那么挚爱。小学毕业以后，分化开始很大，有的孩子就冷漠了。中学毕业，这种变化天差地别，有的依然保持初心，有的不一样。阅读对孩子非常重要，因为阅读比看电视、玩手机难多了，阅读必须要你安静下来，我们很缺这些东西。”
这些年，秦文君一直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向孩子传达文学的美妙，“孩子不喜欢文学，有时是被各种功利化的教育压制，他觉得没用，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趋向功利化，考上好学校就是人生赢家，能赚到大钱就行。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早一点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让他们通过阅读获得更大的能量。文学艺术最大的收获，是让人学会怜悯、感动、爱、勇气、自信，让人学会寻找幸福。”
王一楠
王一楠：上海人的精明是因为精致
演员王一楠应该说是“新上海人”。
她的母亲是上海知青，早年曾去云南插队，王一楠出生在昆明，上海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泛泛的很遥远的故乡，然而在母亲眼里，上海才能带来最终的归属感。
“我和姐姐从小有一种妈妈强行植入的执念，我们是上海人。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跟妈妈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大师办了一个画展，也许是一个讲座，只要她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的，一定会带我和姐姐去。”
在昆明时，王一楠很小就开始学英语，那时学英语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她和姐姐都是跟着电视学最简单的词语，也是因为妈妈要让她们看外面的世界。
家里的艺术教育开始得很早。王一楠还记得家里买过一台大红色电子琴，花了一百多块钱，这种花销对一般家庭来说是很少见的。在妈妈的监督下，姐妹俩勤力练琴，小学五年级又升级换代了一台两千多块的雅马哈电子琴。每个周末，妈妈都会骑上男士自行车，带着女儿们去学琴。
王一楠生平第一次坐出租车是为了面试，一部来云南拍摄的电影需要一个小朋友。为了这个角色，也为了不耽误孩子学习，妈妈带着王一楠打了人生第一次的，面试以后，剧组夸她外型不错，普通话也不错。
家庭教育的投资在那时就像一场豪赌和风投，王一楠的妈妈却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也是王一楠最早领略上海女人所谓的“精明”，“因为她的精明，我有机会在16岁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是当时唯一从西南三省考进去的考生。我是考生里最年轻的，至今还没人打破这个纪录。”
王一楠在16岁重回上海，而她的妈妈也是在16岁离开上海到云南当知青，这是她们母女和上海的缘分。
王一楠广为人知的一部电视剧是《北平无战事》，她在剧中扮演叶碧玉，一个地地道道生活在石库门里的上海女性。
这是一部完全男性化的戏，为了突出这个女性角色，叶碧玉的服饰基本都是旗袍，以蓝色碎花为主，只有一条是红色真丝的。
“定妆时我跟服装师说，这件旗袍最好放在出门或者见客人的时候穿。他说为什么？妈妈告诉我，以前旧式上海人无论是在弄堂的亭子间住着，还是在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住着，都有一件非常讲究的做客时穿的衣服，那条旗袍有真丝的感觉，所以要放在出门见客时穿。”
还有一场戏是叶碧玉的丈夫被抓起来，朋友来家里看望她，桌上有毛豆、豆腐干、杂粮，她第一件事就是把桌上的菜藏起来，挡上。
“为什么？这也是妈妈给我的教育，有客人来的时候，家里要稍微藏一藏，让人家看到我们过得还可以。我（叶碧玉）有自己的自尊心，有对生活的热爱。别人给我送来面包，我把大的那块分给客人和孩子，这也是上海人，这就是他们精致的生活。精致并不是说他很讲究，而是他对生活点点滴滴的投入。”
王一楠在剧中的最后一场戏是扫墓，感情浓重，爆发力很强。她的处理是一直低着头打扫坟墓周边的杂草和土，“导演看到了上海人的悲伤，不是嚎啕大哭，不会把悲伤完完全全释放出来，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有自己的体面、收敛、尊重，他反而看到了更有力量的悲伤。”
“所有人都说你这个角色演得太好了，太像了，这种好、这种像是所有细节堆砌起来的，才让这个人物变得温暖、丰满、真实，因为真实才让他们真正体会到，上海人的精明是因为精致，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点点滴滴的尊重。”
在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里，王一楠还演过一个资深女编辑朱英。故事发生在杂志社，很多人看完戏后跑到王一楠的微博留言，希望入职时也有朱英这样一个“姐姐”式的女领导带自己进入职场。
“回看时我觉得这个角色最动人的部分是‘点到为止’，她对新人的提拔不是强势，而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点拨，这个点拨只占三分、四分，鼓励会在五分到六分，剩下的空间是给新人成长的空间，这也是上海女人的气质——我对你的好不会强加于你，我会让你感觉舒服，会给你留有余地，这个余地就是对彼此的尊重。”
除了参演影视，王一楠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
最近，她正在将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改成话剧，基于上海的国际化优势，一开始考虑艺术家时，她便不局限于上海，而是聚焦世界舞台，寻求国际化的合作。
《青衣》讲的是中国戏曲行当里的故事，王一楠和团队请来的马斯•图米纳斯，却是立陶宛国宝级导演。在乌镇戏剧节，他曾创下4500张门票15分钟售罄的纪录。
和马斯·图米纳斯谈合作时，王一楠非常自信，在她看来，如果要选一个进入中国的“切口”，有丰富国际合作经验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不二之选。
“他觉得北京也不差，我跟他说有空在上海街头坐一坐，看看上海的上海人、上海的外国人，不管是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他在上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依然会保有他的民族特性。北京文化会把人完完全全融入进去。上海不是，上海是最包容的城市，就像老式上海人的穿衣打扮，虽然有一点西式，但依然有上海小旗袍的感觉。”
除了把国外项目请来上海，上海话剧艺术中也频频把自己的项目带到国外，王一楠感觉，他们和国外艺术家的合作比前两年更容易了，“因为他们太爱中国了，中国现在太棒了，他们太想跟中国有更多的合作，中国的市场、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们都想积极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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