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历史悠久，曾有江州、巴郡、楚州、渝州、恭州之称，如今又有山城、雾都、桥都等多个称呼。诸多名号的形成，离不开这座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多年来积淀的人文风貌。单是“重庆”二字的来源，自宋代至今，业已传说不断。听闻，宋代的重庆，繁华热闹不输今夕，不信你往下看……
八百年重庆府的前世缘
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大宋百姓迎来了新帝登基。几个月后，一封诏书逆长江而上，来到了新皇宋光宗的潜藩（指帝王为王侯时的封地）恭州。
这一天的朝天门码头如往常一样，江中依旧是碧绿的嘉陵江和褐黄的长江水在奔涌，两江水清浊分明，汇聚交汇之处，如同沸腾的鸳鸯锅。只是，以往江面樯帆林立，舟楫穿梭，江边码头人来人往的场景不在，反而多了几分肃目。远远望去，一艘大船往岸边驶来，等在岸上的官员急忙上前迎接。一番仪式后，恭州升为重庆府的消息传入百姓耳中，此地从此改名为“重庆府”。
历史上，由于渝水（嘉陵江古称）绕城，如今的重庆城区曾名渝州，治巴县。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因为本地一个少数民族谋反，徽宗认为“渝”有“变”的意思，便把渝州改为恭州。
南宋第三代皇帝宋光宗时期，恭州成为光宗的藩地。据《重庆通史》记载，宋孝宗禅位于恭王赵惇，为南宋光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即位后，于同年八月甲午，即公元1189年9月18日，升其潜藩恭州为重庆府，领巴县、江津和壁山三县。由此，“重庆”之名诞生，也才有了如今人们所称的“八百年重庆府”。
只是，以往的新帝潜藩升府都是用自己的年号，为什么光宗不以年号为恭州命名，反而取了“重庆”这个全新的州府名呢？关于这一点，史书上并未明确记载原因，民间却流传出许多猜想和假说，其中，《重庆市市中区志》中曾如此解释道：南宋淳熙十六年正月，宋孝宗封其子赵惇于恭州为恭王；同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即宋光宗），因赵惇先既封王，后又称帝，自诩为“双重喜庆”，遂于是年，将恭州改名为重庆府。
直到如今，“双重喜庆”这一说法在民间都十分盛行。然而，近些年，以重庆市文史专家何江为代表的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重庆”或许并非表示光宗先封王后即位的“双重喜庆”，而是庆贺天家也有如寻常百姓家一样的四世同堂的喜庆。
在罗竹风编著的《汉语大词典》中，“重庆”这个词有两个释义，一是指祖父母与父母俱存，二是表示再度庆祝。恭州升重庆府时正值高宗逝世第三年，还处于国丧期间，皇家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暂停或从简，就连光宗自己的生日也从简。因此，专家们认为“重庆”不该是“再度庆祝”的含义。不过古代民间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会在祝寿或添孙的喜庆时刻，把自家的宅第改名叫“重庆堂”，这就给了专家们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专家们发现，在重庆府得名的同一月，一个对光宗来说十分重要的女人——寿圣皇太后吴氏迎来了她的74岁寿辰。吴太后何许人也？她就如电视剧《美人心计》中的窦太后一般，历经多个王朝，在朝堂影响颇深。而且她曾帮助光宗劝孝宗禅位，帮他稳定朝堂，教授他用人之道，可以说，光宗对寿圣皇太后吴氏充满了感激和孺慕之情。因此，他即位后依照民间习俗，把如同自己另一个“家”的潜藩改名为“重庆府”以示庆贺。这样的解释更符合宋光宗在历史上这段时期的形象，“重庆”之名的得来原因也更能理解了。
繁荣发展的和平年代
众所周知，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开创了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各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尤其是对于彼时因信州（夔州）地位提高，而逐渐丧失军政中心地位的重庆而言，能从朝廷贬谪官员、流放罪犯的没落地，到皇太子的藩地，随后由州升为府，可以说，在宋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里，重庆算是赶上了一段繁荣发展的和平时期。即使在后来战争频发的时期，这座城池亦在元蒙大军压境时死守西部防线，于宋王朝的统治而言影响深远。
两宋交替时期，长江以北战乱不断，位居长江以南的重庆因为远离战争，吸引了众多北方百姓迁入。在吸纳了大量南迁的达官显贵后，重庆的经济再度繁荣，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开始从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城市，向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原来丧失的政治、军事功能逐渐得到回归。
据史料记载，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至南宋淳祐二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司、四川制置使余玠兼四川总领财赋、夔州路转运使等四川的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等主要机构全都集中到重庆，这里逐渐成长为四川的大都会和川东地区的军政经济中心。与此同时，一个个运输地方特色货物的码头应时而生，顺势发展，就比如前文提到的朝天门码头。
作为两江枢纽，重庆最大的水码头——朝天门码头在宋代便空前热闹。当时，朝天门外的两边江岸搭建起众多棚户和吊脚楼，热闹成市、商业繁盛；门内则街巷密布，四通八达，到了今天，这里仍然聚集着诸多批发零售业。
除此以外，人们熟知的荣昌区万灵古镇，亦早在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于濑溪河边修建了沱湾码头，曾将万灵出产的蜂蜜、蜂王浆、花粉等宫廷贡品，以及官府的钱粮兵器等运出。因此，万灵也成了濑溪河上最热闹的漕运码头与物资集散地，江面船只往来不止。沿岸为客商提供休息、住宿和存放货物的客栈、商铺林立，形成了如今“两街九巷四城门”的格局。
现今重庆主城区深受游客欢迎的磁器口也曾于宋代靠着运输瓷器、食盐等繁荣昌盛。据《巴县志》记载，北宋时期，在如今的磁器口一带已经出现乡场和固定店铺，巴渝地区重要集市的名单里也有白崖市（如今的磁器口）。到了南宋时期，沙坪坝依靠繁荣的磁器口渡口，出现了“太平有象，民物熙然”的繁荣景象。
回过头来看，人们大可以改变对于宋代“积贫积弱”“没有血性”的偏见，更无需说它重文轻武，让岳飞这样的忠良武将抱怨，让中原民族在少数民族面前抬不起头。事实上，北宋时期，中原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占到了当时世界GDP总量的60%，重庆如此多繁盛的水码头亦是最佳的证明。从另一角度来说，重庆也正是在这时完成了从空有城市基础建设的“衰败”城市，向人口密集、工商业日益发展的“大都会”演进的过程。
在“大都会”中“纸醉金迷”
如今提起“大都会”，可能大多会想到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宋代的大都会是否纸醉金迷暂且不提，那令人沉迷的纸币，其雏形倒的确出现于宋代，且就诞生于四川一带。
北宋初年，四川市场上依旧流通体重值大的铁钱。只是，1000个大钱足重25斤，常常买1匹绢就需要90斤到上百斤的铁钱，外出经商携带很不方便。于是，商人们发行了一种纸币，命名为“交子”，代替铜钱流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后来，“交子”改由官府发行，由楮纸印刷而成。然而，由于四川的地理闭塞，商人从四川携带“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将“交子”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换句话来说，“交子”就有些相当于现今的支票。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会子”，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元朝，马可波罗才将纸币传播到伊朗，而后传到日本、高丽。又过了500年，即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纸币。
遗憾的是，我国最早出土的交子钞版已于早年流失国外，当今世人无法亲眼见证这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所幸，2018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的考古人员首次在石刻宝顶山大佛湾石窟第15号龛“报父母恩重经变像”下层造像的中部，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造像。只见在一块高54厘米、宽100厘米的铭文方形平整上，左右两端各刻有一堆纸币图像，在这些纸币造像旁还有40多枚内方外圆的铁币造像。大足石刻研究人员表示，宝顶山石刻主要凿刻于宋代，数量庞大，极其写实，是研究宋代时重庆地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实物佐证。当时川东和川西交往非常频繁，“交子”已广泛使用，因此，写实风格的宝顶山造像中出现“交子”不足为奇。这一发现，亦为彼时重庆商业繁荣的最好见证。
对于21世纪的重庆人来说，在宋代揣着“交子”在城市里出行的场面其实不难想象，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已有所体现：“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显然，宋代时期的商品交易频繁。
而且，那时候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若嘴馋城市的美味，想要进城品尝只要办理“通行证”就行。具体说来，宋代的通行证叫公验，又叫公凭、公据，类似于上20世纪70、80年代的介绍信。要出门的人到管理户籍的部门申请公验，先自证身份，再说明自己出行目的，途径何处，带了什么……然后就能拿着公验出门了。想来，似乎也有些如今“出示行程码”般的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重庆的宋代那些事儿，不是一篇文章能讲完的。想知道宋代的重庆建筑长什么样，宋代的重庆人都吃什么……敬请期待。
文 田入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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