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这种文学体裁，大约出现于隋代，原是当时兴起的以汉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糅合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声“燕乐”（“燕”通“宴”，在宴会上演出，故而得名）的歌词。由于所配合的音乐比以前的“雅乐”与“清乐”更优美动听，文学结构也比其他诗歌体裁更繁复精巧，故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音乐家参与创作。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终于在宋代达到了巅峰：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视野不断开阔，创作技巧不断变新，像地下伏流终出峡谷，一泻千里。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北宋初年的稳定环境为休生养息奠定了基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恢复和发展，社会日渐繁荣。这时候的市民阶层已大部分在满足口腹之欲后，有了新的精神方面的追求，他们和早已得利的士大夫阶层一样，对于文学有了新的要求。由于这两个阶层的艺术主旨并不一致，所以在北宋初年的词作上也表现得大相径庭。
最初的时候，几乎是士大夫们的词作一统天下，并在宋仁宗时期达到了巅峰。代表人物有晏殊，欧阳修，他们都官至宰辅。他们的词作主要反映的是士大夫阶层悠闲自得的生活和流连美景伤感时序的情怀：词作大都词笔清丽，气度悠闲，言情缠绵而不轻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词风近南唐冯延巳。晏殊的幼子晏几道也擅长小令，与其父并称“二晏”。由于其个人经历门庭衰落，从锦衣玉食的贵公子降到寒士，经历了人世沧桑，故其词高华之中深寓悲凉。虽然论时代他已经在北宋末年。但词风依然是晏殊，欧阳修之流派。
随着时间的流逝，市井平民中的词人也开始不断涌现，直到出现了一个自称“白衣卿相”的柳永。柳永一生漂泊，沉沦下寮，较为接近底层人民，所作多描绘市井风光，传写坊曲欢爱，抒发羁旅情怀，内容比晏、欧词丰富，语言也俚俗家常，颇为符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柳永精通音律，长期混迹于秦楼楚馆，与民间乐工、歌姬合作创作了不少新腔，大多是表现都市生活的慢曲长调。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赋的技法引进到填词的领域。他擅长用层层铺叙处处渲染淋漓酣畅的写法，迥异于崇尚含蓄、讲究韵味抒情诗般的传统词作作法。得益于较为新鲜的时代风貌，通俗易懂，所以具备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故而风靡一时。赢得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语录》）的盛誉。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善用“影”的词人张先，没错，就是那个被苏东坡写诗嘲讽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张先。张先其人，做过官，但没有晏、欧那么大的官，但又不想柳永那样一生仕途坎坷。其词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清陈延炤《白雨斋词话》），大约处于两派之间。
宋词发展到柳永这里，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是有限的，只是翻新了词的音乐形式而已，并没有从内容本质上突破“艳科”的藩篱。因此，从更高的层次来给宋词划分流派的时候，人们还是将柳永与晏殊，欧阳修等一并划入“婉约派”的阵营。宋词中拓宽意境，扩大表现词的表现功能，并实现像写诗一样自由的变革，则寄托于即将出现并发展壮大的“豪放派”。
“豪放派”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与晏殊欧阳修同时期的范仲淹。范仲淹出身贫寒，发达后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他曾经亲率宋军抗击西夏的武装入侵，又主持过”庆历新政“，后又因故被谪贬，在洞庭湖畔写下千古雄文《岳阳楼记》。范文正的词仅五首传世，却颇有新意：如《渔家傲》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为看慷慨：《剔银灯》借咏史发泄政治牢骚，于诙谐中见狂狷。这些在当时以风月为主的词坛上无异是震耳发聩的雷鸣。
时间进入北宋后期，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创作上步范文正之后，一面又在创作理论上向词必须合乐的传统观念发出来挑战。他说认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这句话实际上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经呼之欲出了。”豪放派“要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而“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冲开“诗庄词媚”的风格划分，就必须松开束缚着此的音乐枷锁，这一点上比王安石略晚一点的苏轼走的更远。
苏轼把词当作句读不葺的新诗体来创作，所以“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他在词作里怀古伤今，谈玄论史，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光，记遨游情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苏轼的词时而豁达开朗，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悲凉沉郁，时而平易随和，“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轼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宋词的第一个高峰终于出现了。
虽然“豪放派”已经有了苏轼这样的大家，但北宋末年的词坛依旧是以“婉约派”为主，就连苏门中最受苏轼喜爱的秦观也是“婉约派”，词风学的是柳永。在北宋后期的婉约派词人中，秦观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一位。秦观的词特点鲜明，只需用中音清唱，以浅墨淡抹旋律却有一种沉重的咏叹。他的佳作既达到了“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好言语”（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晁补之语）的赞赏，也赢得了士大夫们的交口称赞。
北宋晚期的另外一个“婉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是掌握朝廷音乐机关的周邦彦，他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婉约词的艺术形式。其词作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严格的规范性。其词作字句较整饬，呈现为格律化的定形。2、音律的繁复性，作为朝廷最高音乐机构的掌门人，周邦彦的词作往往在一曲中多次转调，这就必须处处留意字声，平上去入，阴阳轻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读周词“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慢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轱交往”。3、柳永的词大多平铺直叙，大开大合，而周邦彦的词刻意出奇，人为地制造曲折回环。
作为同一时期的婉约派高手，大概是秦观之词作大多轻灵醇正，而周邦彦的词作则是凝重老辣。北宋婉约词人，周邦彦最晚出现，集婉约派之大成，开格律派之宗风。
与秦观、周邦彦同辈且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位词中雄杰贺铸贺鬼头。他是北宋唯一从武官里脱颖而出的著名词人。所作词取材广泛，风格也不拘一隅，婉约豪放兼收并蓄，如杂花酿蜜，自称滋味，合金铸剑，别有锋芒。
时间流逝，北宋在靖康耻中被终结了，此时的士大夫们爱国的仁人志士们迅速聚集到了豪放派的旗下，宋词最辉煌的一页在铁与血的浇灌下终于来临。最早的爱国词作者很多都是战斗在抗金一线的名城战将，民族英雄岳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词作流传至今仅剩下三首，但首首都与抗金相关，字字玑珠。尤其是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更是在后世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时候激励过千百万人。
南宋早期爱国词人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并称“二张”的张元幹和张孝祥。高宗绍兴年间，张元幹不畏诛连，写《贺新郎》为因反对议和请斩秦桧而迫害的胡铨饯行，竟因此获罪，受到销籍除名的处分。“兴隆北伐”失败后，投降派得势，遣使向金人乞和，张孝祥满怀悲愤地在健康的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使主战派大臣张浚伤心罢席。
怒浪排空的爱国词作潮，至辛弃疾出而达到巅峰。出生在北方的沦陷区的辛弃疾，青年时期就参加义军，献身于抗金复国的大业。南归后，却始终得不到朝廷信任，仕途坎坷，壮年竟然被闲置与乡里达二十年之久，北伐宏愿蹉跎成空，一身文韬武略无处发挥，一腔忠愤只能尽托于诗词。无论是登楼远眺、寒窗夜读亦或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论是移官留别、饯客赠行亦或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侑殇祝寿亦或抚今追昔、论史谈经，他那横戈跃马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长期郁郁不得志的压抑之情，都随时随处一触即发：击筑悲歌，不让荆轲《易水》，揭喉高歌，不输刘季《大风》。
辛弃疾那浑厚苍凉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但音乐曲子束缚不住，连词最起码的句度也无法范围了，浩叹沉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比苏轼的“以诗为词”更进一步，干脆解放词体，“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在填词中也行得通。辛弃疾词作的特点远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北方金国占领区的“归正人”，颇受猜忌，动辄得咎，所以一些复杂的感情和过激的言论便于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识博大精深，所以在词作里大量用典，甚至于生僻典故、经史子集都能信手拈来，往往还有出神入化之妙，这种词作法无疑扩大了词的意蕴容量和艺术张力。
与辛弃疾同时的爱国词人，长者有陆游，平辈有陈亮，后进有刘过。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不以词作特别著称，刘过学辛弃疾而唯有突出的个性，故不做介绍。只说陈亮，他是辛弃疾的密友，人才相若，唱和之作颇多，词风亦相近。所不同者，辛弃疾为朝廷命官，不能直言无忌，因此词作多化刚为柔，更见沉郁顿挫；而陈亮身为一介布衣，无拘无束，所以敢于大声疾呼，直抒胸臆，他以策论、檄文为词，横放肆虐，痛快淋漓，虽不及辛弃疾词作雄浑雅健，但自有黄钟大吕之音。
南宋早期的“婉约派”，出名的只有一位出类拔萃的易安居士，她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优秀的女作家。李清照一生和创作横跨两宋，她的词作在艺术上的造诣主要是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清彭孙遹《金粟词话》），词淡而味醇厚。为此，她获得了“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清沈谦《填词杂说》）的高度赞誉。
南宋中后期，词坛风气又如北宋中后期一样，在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里“婉约派”又开始大行其道，最著名的莫过于姜夔和吴文英，他们是格律派的仅存的两颗硕果。姜夔吴文英二人都是游走于豪门贵族的清客词人，他们都精通音律，长于言情咏物。词作格律严谨，音韵响亮，措辞高雅，造句新颖，深得周邦彦之真传。就技法而言，姜夔受“江西诗派”的影响，显得峭拔，而吴文英受晚唐诗风影响，显得密丽；就风格而言，姜夔似疏梗白荷，幽香冷艳，而吴文英则如千叶牡丹，复瓣浓熏。他们虽然在南宋词体和辛弃疾成三分鼎立之势，但不如稼轩那样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关心，所以，名气还是较稼轩弱上几分。
南宋晚期，有不少文人雅士是沿着姜、吴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其中周密和张炎两家值得注意。周密号称草窗，词风接近吴文英，因吴氏号称梦窗，后人遂有“二窗”之称；张炎词集名《山中白云》，遵从姜夔，姜氏号白石，后人便以“双白”并称。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南宋晚期，“豪放派”中没有产生能和姜夔吴文英抗衡的大家。可围绕着抗击金人和蒙古南侵的斗争，爱国词人们一直在呐喊，他们中较为出色是刘克庄和陈人杰。刘克庄和刘过号称“二刘”，同属辛派嫡系，气词风酷似稼轩，但功力未逮，浑厚不足，粗豪有余。陈人杰词作仅存《沁园春》等三十一首，但多为忧时愤世之辞，锋芒毕露，大有陈亮遗风。
南宋在南渡一百五十年后，终为元蒙所灭，在徐徐落下的时代大幕下，不同流派不同气质的词人们，同台演完了宋词历史上最后的一曲悲剧。此间名家，大约有文天祥、刘辰翁、蒋捷等。诸人处境有别，性格迥异，故词风各有不同。文天祥孤军抗元，兵败被俘，英勇不屈，从容就义。刘辰翁在宋亡后不肯俯首伺仇，所做词多为痛掉故国，骨骼坚遒。蒋捷周密入元后隐居不仕，保持了民族气节。就在这立体的多重奏中，宋词完结了她三百多年的曲折历程。
作为一个宋词爱好者，此文仅抛砖引玉，目的是消除部分读者对于宋词的误解和偏见，引起大家对宋词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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