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才能与理智横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因为所谓幽默只是才能对自我进行的鞭挞而已。”多半个世纪沧然逝去，在千年跨越的这个快乐年代里，一株叫做“东北小品”的艺术之花昂然怒放在神州大地。也许，她的浇灌、培育者在辛勤劳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日后的芬芳满园，他们的耕种理论里除去“老实做人”之类的朴实想法也绝无后现代、反讽、现实主义、解构主义这样的新锐词汇，但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亲吻着肥沃的土地、吸收着奇美的精华、体味着收获的喜悦。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人的名字：赵本山、黄宏、宋丹丹、巩汉林、潘长江、范伟……
余秋雨将赵本山评价为语言大师并不为过，个别成熟的东北小品的确已经可以称为“民间语文的幽默范本，百姓语言的浓缩盛宴”了。80年代末演出的《如此竞争》是最能体现东北演员深厚生活底蕴的作品。赵本山、巩汉林对卖报与卖十三香小贩的精妙描摹恰到好处、形神兼似，那段段唱词和吆喝，印证着演员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作品的认真态度以及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赵本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说：“现在的演员不具备我们这样的生活阅历。”
二人转对东北小品的乳化影响是不容否定的，这一观点的提出，也可以看作是演员赵本山对小品事业做出的唯一理论贡献。有近300年历史的这一走唱类曲艺形式，深深地教化着她的儿女们，我们可以大胆断言：二人转中的“丑角”和“说口”是东北小品的最重要根基。“一方水土一方民，一方民育一方艺”，直到今天，观众仍然可以在赵本山、高秀敏、潘长江等人身上看到“拉场戏”中的丑角痕迹。比如赵本山的“笑场”，比如他那为话剧界所不齿的脱离人物身份去与现场观众的即兴交流……二人转以唱为主，但男（即“上装”）女（即“下装”）二人（即“一副架”）在演唱间隙向观众讨赏钱的“说口”——插科打诨——则明显地强化了东北演员的语言风格。承担“齐钱”任务的口活必须要幽默利索赶劲儿，对演员的现场演出有十分高的要求，赵本山们继承了二人转口活的这种压韵咬字特点，又结合小品舞台的固定模式，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听着特别顺耳、过瘾，一套一套地往上“捅词儿”的全新感觉。
即使黄宏等人不是二人转出身，但他们初期的本子来源、小品导演都与二人转有着密切的联系。黑土地——二人转——小品，东北的演员们根基扎实地傲视同侪。
在东北小品演员阵营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发迹”时，人人一口东北话，但十年过去，当年的那批功臣中似乎只有赵本山和潘长江还在坚守着阵地。对东北方言的取舍，正体现了现今东北小品的两种走向：
一是以赵本山领衔的“保守派”。我们可以注意到，赵本山历年春节晚会的小品无论是语言风格、动作特点还是人物身份、剧本形式几乎都没有大的改变。稍微激进的《红高粱模特队》甫一亮相便被指责为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作品。学聪明的赵本山循序渐进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填充新鲜物什，从早期的纯粹逗乐（如“卖报盲人”、“老蔫”系列）到中期的人性关注（如《我想有个家》、《小九老乐》）再到近几年的讽刺为先（如《三鞭子》、《拜年》、《卖拐》），他在村前的八里庄大桥上小心地走着猫步，但却是一直努力前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赵是东北小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他保持着自己的最大特长，并影响、带动了范伟、高秀敏等一批同样十分优秀的演员。
二是以巩汉林的“包装小品”、黄宏的“德育小品”为代表的“改革派”。很显然他们在力图脱离东北口音的农村化影子，将“更加文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当然，也避开了与风头最劲的赵本山的正面交锋。从效果上看，巩汉林是成功的。由于有了赵丽蓉的帮衬和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在《如此包装》之后他得以顺利转型，一举摆脱了固有的“袖珍男人”形象，成为了围绕作品做文章的演技派。再看黄宏，近几年他的《鞋钉》、《打气》、《家有老爸》从主题选定、舞台气势、语言组合上看几近完美，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循规蹈矩的模式化制造，限制了他在喜剧情绪上的堆积和发挥，那些作品更像是一出出激励斗志的活报剧。黄宏在艺术追求上的改变无可厚非，但我们还是怀念和宋丹丹配戏时的他。殊途同归的两条道路，共同捍卫着东北小品的至高荣誉。
2001年，《卖拐》的空前成功只能算是个奇迹，它掩盖不了小品越演越难的现实窘境。《钟点工》靠两个笑话支起的瘦弱骨架已经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东北小品日益枯竭的生命热力。在这样的时候，才40多岁就已鬓生白发的赵本山更像个孤胆斗士，勇敢地扛着东北军团的大旗。也许若干年后真的没人再看这些带着土腥味的小品，但它毕竟曾给了我们一路的欢笑，和笑声背后的思索：“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今天的中国的确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咱老百姓中的大多数“十分想见赵本山们”。人民需要欢乐，咋能没有东北小品？和平环境里的喜剧，激发着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理想、热情，英国需要班尼·黑儿、罗恩·阿特金森（即“豆子先生”），中国同样需要“徐老蔫”、“牛大叔”、“大忽悠”这些鲜活的舞台形象。有人列举出东北小品“穷耍”、“语言粗俗”、“总那么几个人蹦达”、“农村化”等罪状，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北小品直到今天仍是很好地完成着自己“取悦大众”的革命任务，她诗意地栖居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文艺园圃中，继续绽放着。
当一种艺术形式越过漫长的彩排和酝酿，最终被定格成一场全民开怀的场景时，不论她的生命延续到何时，已经足够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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