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外以除暴,内以禁邪。”
军队之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是维系一个国家内外稳定的根本。
而与此同时军队亦要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方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因而自有史以来军队内部始终存在着森严明确的等级制度。
那么作为军队之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职务，师长与师参谋长到底谁的权力更大？"掌军不能令军"是何意思？
提及师长，作为一师之中最高的军事首脑师长执掌整个军队，其在军中的权力之大不言而喻，那么为何要将参谋长与之相提并论？其间还要从参谋长这一职务的历史沿革说起。
总参谋部这一重要指挥单位的建立可以考究到19世纪的德国，它被称为“普鲁士军队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最初总参谋部的设立是基于“军队智囊团”而存在，其一定程度上将军队当中原有的“统帅决策”向“精英团体决策”转变。
而在1866年德皇颁布命令，明确了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之间的平级关系，并指明作战过程当中参谋长与指挥官的命令具有同等效力，由此参谋长在此一阶段所作为的不仅仅是军事顾问，而是实际上的战争指挥者。
1883年德皇复又授予了总参谋长直接面见德皇的权利，由此总参谋部面向德皇直接负责，而在此处明眼可见参谋体系的存在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已然形成了两大意义。
一方面参谋的存在令军队当中指挥官的实际权利有所分化，即上述由“统帅决策”转变为“精英团体决策”。
而另一方面位于军队核心之中的参谋体系，其总参谋部及总参谋长直接对德皇负责，能够有效地产生对军队整体的监控作用，以避免军事指挥官一家独大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明眼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德国，以师级别为例师长与师参谋长是具有同等权力的，甚至于在监督这一权力上，师参谋长要隐隐胜过师长。
然而这一状况实质上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后来德国军队的沿革参谋体系的权力逐渐衰弱，然而这些终归是后话，值此之际其它国家已然完成了对德国军事体系的学习。
二战时期的日军军队体系便是从德国军事体系上学习而建成，其实行了“军政和军令并行”的双重体制。
其间“令军”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直接代表监察并调动军队，而“幕僚”则是指通过将各方面获取而来的情报综合分析后，向指挥官予以相应的建议，甚至于直接代替指挥官进行作战指挥。
不仅仅是日本，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军队体制亦向德国进行了一番借鉴，由此亦形成了中国的参谋体系。
早在清末新政期间，全国范围的北洋新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编练，而中国军队的编组体制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单依靠军事统帅予以指挥已然很难面面俱到，由此清政府曾先后设立军谘处、军谘府。
1906年9月清政府下令将兵部更迭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等机构并入其中，并拟设军谘府。
值此之际负责编篆官制的大臣奏请，将练兵处军令司并入军谘府，在章程当中该大臣表明：朝廷应效仿唐、宋两朝军制以及当时德、日两国军制，将兵马大权集中于朝廷，并设立军谘大臣由宗亲重臣出任，同时设立军谘副大臣予以辅助。
而在章程当中针对军谘府的内设机构亦有详细划分，如以原有测绘科、向导科为基础设立第三司，“掌测绘地图、考核方舆险要形势 及兵路运道事项”等等。
总而言之，上述参谋总部的两大职权即“幕僚”与“令军”在军谘府的章程当中皆有体现，负责辅助军队作战如情报搜集、测绘地图等任务的军谘府，同时也承担着调动军队的令军之责。
上述军谘府乃是清政府新成立陆军部的内设机构，而1909年5月军谘府便从陆军部当中独立而出，由此形成了此后参谋部的前身。
而独立出来的军谘府，其章程之中有如此一句“为赞助皇上统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之所, 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胥由本处拟案奏请钦裁，饬下陆、海军部钦遵办理。”
透过其中可知，这一阶段之中的军谘府乃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国内一应的调兵之时，悉数归军谘府管辖，而军谘大臣这一关键职位亦由皇室宗亲担任。
1912年2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将清政府遗留的军谘府改设为军事参谋部并予以整改，而在改动过程当中“内部之组织与前无甚更动,惟于各项官员名称,均已一并改定，其原设之军谘大员改名参谋总长”。
由此，中国军队的参谋体系正式形成，而实质上辛亥革命过程当中，参谋体系早已由南京临时政府设立，而3月之际正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谋机构到北京走马上任。
此后军事参谋部复又更名为参谋本部，而关于其职责“凡关于国防用兵一切计划与命令,呈请大总统认可后,分别自行陆、海军部办理。”
由此可见，此时初步设立的参谋本部依旧掌控着“令军”之权，只不过由原来的向皇帝负责，更迭为向总统负责。
然而众所周知，北洋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早在袁世凯在世之时便已有所端倪，因而下设至各军队的参谋等实质上并未掌握实权，而参谋本部亦时常遭到无视。
那么这一阶段之中，以师长、师参谋长为例，两者之间的实际权力如何？
由于参谋本部以及参谋体系并未在军队当中掌握实权，因而“令军”之权也实属摆设，显而易见权力依旧牢牢把控在师长的手中。
言至于此，根据参谋长制度的历史沿革，关于师长、师参谋长权力孰轻孰重已然有所分晓，位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师长与师参谋长之间的权力对比亦有着不同的结果，相较而言在多数历史时期，师长的权力往往是大于师参谋长的。
与此同时，参谋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军队指挥实际上的需求，更是为了将“令军”之权牢牢掌控在统治阶级手中。
因而参谋体系的建立，本身便是为了分化军队指挥官的一部分权力，其间之事透过“掌军不能令军”便足以道尽。
以师为例，作为军队之首脑师长所行使的便是掌军之权，其牢牢把控着一个军队的一切事务，而如果师长同时掌控了“令军”之权，那么势必意味着这只军队成为了师长的“私军”，师长可以不受约束的调动军队，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而，“令军”之权与“掌军”之权的分立势在必行，而参谋体系的构建亦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但是若论“令军”“掌军”之权的分立，实质上参谋体系绝非此间之先河，沿着我国的军事历史向上追溯，两权分离在诸多朝代的军队体系当中皆可窥见。
上述参谋长职务的背后有两大职能，其一“幕僚”放在我国历史当中便是“军师”所行之事，而“令军”之权则掌握在各朝名目皆有不同的“监军”手中。
监军制度乃是我国历史上国君或皇帝委派身边亲信对军队及其高级将领行动监督的一项特殊军事制度，其间核心便是为了加强皇权对于军权的控制。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军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彼时齐景公派遣将军出兵抵御燕、晋之师，将军向齐景公请派一位宠臣以监督军队，由此打开了监军制度的先河。
而在秦朝时期便设置了护军都尉以作为监军，而在这一时期著名的事件亦包括，秦始皇派遣公子扶苏监视蒙恬的军队、胡亥后以李斯舍人监视蒙恬的军队等等，与此同时秦朝时期亦有监御史驻扎诸郡以督察地方部队等等。
不过在秦汉时期，早期的监军制度并非常设职官，而多是定期或不定期临时派遣的官员，同时作为监军的人也无固定的身份或职务，往往是皇帝信任之人。
而在此后随着朝代更迭，监军制度亦随之取得了不同的发展，待到汉隋时期已然形成了专司军事监察的监军御史，但依旧并未形成常设之机构，直到唐朝时期方才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监军专门机构，即监军院。
而在宋朝时期虽表面上称不设监军，但实质上监军制度依旧存在，且具有多系统、多类型等特点，其间分别包括：宦官监军、官员监军、其他名目监军等。
而在明朝时期复又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永乐之后又有宦官行使监军之责。
总而言之，在我国历史不同阶段监军制度虽然方式、名目不同到始终存在，而究其本质便是为了维护皇权对于军权的统治。
而监军制度运行的方式则为，受命于皇帝并入驻军队，确保皇帝的命令在军队未来的作战或其他任务当中能够予以观测。
其虽普遍并未直接调动军队，但是代替皇帝监督将领行使“令军”之权，以此间接掌控“令军”之权。
因而，参谋体系的建立实质上便是在原有监军体系上延伸而来，依旧是由统治阶级向参谋体系赋予命令，以监察并间接调动军队，确保“掌军不能令军”以此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固，避免军队“独裁”现象的发生。
师长与师参谋长又或掌军体系与参谋体系之间，其间权力上的大小有赖于不同时期所能够对军队产生的作用，若以当代现行军事体系而言固然是前者大于后者。
而如今“掌军不能令军”之中的“令军”之权实质上已然过渡或分摊到其它诸多方面，如近代以来政委的设立等等，异曲同工的避免了军队“独裁”现象的发生。
而“令军”之权亦并非全部直接承担在参谋长身上，因而参谋长的实际权力相较于设立之初已然小上许多。
如今各国军队之中的参谋长，实质上更多在两大职能上承担着“幕僚”的重要作用，即收集分析情报并出具多项可选方案以供指挥体系进行选择等。
不同的体系承担着不同的职责，而究其本质殊途同归的则是，铸就一只能打胜仗同时亦服从统治阶级命令的军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