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五大道具体范围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与南京路交口以西长方形地区内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地区，共有22条马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
五大道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积6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五大道浓厚的历史感也是特有的，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少近现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包括大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北洋内阁六位总理、爱国人士张学铭、起义将领高树勋、20年代短跑世界冠军李爱锐、美国31届总统胡佛、国务卿马歇尔等上百位中外名人曾居住于此。
马场道是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最宽、最长的马路。19世纪末，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在佟楼"养生园"一带修建别墅和赛马场。此后在马场以东修了一条通向赛马场的道路，这就是今日马场道的前身。路长3.2公里，宽约20米，并设街心花坛。赛马场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1年，英租界当局对赛马场进行了重建，同时对旧有的道路进行了翻修，并将这条道路正式命名为Race Course Road，即马场道。
马场道121号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坐落在马场道上的还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北疆博物院是中国早期博物馆之一，创建于1922年，建筑为平面"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工商学院建于1925年，主楼三层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塞尔式瓦顶，圆形大钟，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风格。
睦南道，长2.08公里，有风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道路两旁绿树掩映着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漫步其间，使人感到路、房、树的空间尺度恰到好处。
睦南道20号为孙殿英旧宅。建于1930年，为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为豪华气派。24号为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建筑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28号的罗马柱廊意式公馆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李曾任天津置业银行经理。50号为张学良二弟张学酩旧居，红砖清水墙，坡瓦顶，具有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五大道的发展是随着天津近代化的步伐发展起来的。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意义上讲，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鸦片战争以前的600余年，天津由一个普通的军事寨堡和漕粮运转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繁华的 "畿辅首邑"，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又迅速成长为工商业大都会，这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系统中是不多见的。当时之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作用，正所谓"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卫京都，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事都和天津有关，正如近人金钺在《天津政俗沿革记》序中说:"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划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定之日起，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同时也出现了外国租界。到二十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各国租界侵占时间，最长的达八十余年，最短的也有十几年。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天津被迫开放，从此天津从传统期步入转型期，也就是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和贸易城市。
近代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在20世纪后的20多年内，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职能迅速增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日趋完善和发展，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剧增。1925年天津市区人口超过百万。
大量迁移人口的到来，也给天津带来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会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极为复杂。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纷纷出现，或流行于一时，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复杂结构。新文学与通俗言情、武侠小说并存，话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虽然存在，但观众甚少，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改良音乐也不断出现，如将经过修改的昆曲做为新式婚礼的专门乐曲，用丝竹乐队演奏西洋音乐……总之，近代天津音乐文化的特征是多种形态并存，相互渗透、影响。这也恰如当时的天津文化一样，多种形态、多种理念并存。
五大道和小洋楼是天津的"城中之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响，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天津建立租界。早期天津洋楼，是学香港和印度的结构和造型，用中国建筑材料建筑成砌体的。紫竹林教堂、望海楼教堂、大清邮局等都是这种"洋楼"的代表。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英国和各国商人纷纷在当时法国打通的 "中街"和英国的"维多利亚路"两侧建筑洋行、商店、旅馆及其它公共建筑。汇丰银行大楼和开滦煤矿大楼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近代中国几多峥嵘岁月，几多铁血纷争，几多战火硝烟，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清王朝覆亡了，清室的遗老遗少们来到天津;北洋军阀江山轮流坐，大大小小的政客们携家眷也来到天津租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任何势力都不可能也不敢把触角伸到外国租界，于是这里便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安全岛"。而他们所建的花园别墅和西式住宅，便被统称为"天津小洋楼"。
但在实际上，天津那么多小洋楼的主人中洋人却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是中国人出资盖的，其中商人、企业家并不多，最多的是倒台的皇族，下野的总统，失势的督军，落魄的官僚。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携巨资来到租界，盖起了洋楼，虽然失去了天时，但总算占了地利，交通方便，可进可退。而这正如时人所评论的:"津埠密迩京师，交通便利，十里洋场一般。政客官僚，多以此为安乐地。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这些小洋楼的建筑风格从古典复兴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风格、新艺术派、折衷主义、摩登式，直到当代后期摩登主义，依稀可辨，又都带着天津味儿。由于多国租界并存，天津的建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如袁乃宽奥租界金汤二马路宅邸，其建筑风格具有尼德兰建筑的特点，角亭又吸取了意大利建筑特点;载振英租界39号路的"庆王府"占地七亩多，共有房120多间围绕着中央大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楼房四周设有西洋列柱式回廊，富有欧洲风味。大楼东面的小花园，有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六角凉亭。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小洋楼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溥仪在天津"拉拢过一切"他"想拉拢的军阀"，而他的客人则"只要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以进入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溥仪的"门客更是有增无减"。"静园"不静，也就是在静园，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又被土肥挟持到东北当了伪满的皇帝。
段祺瑞号称"北洋三虎"之一，1926年来天津居住，后来又搬到日租界宫岛街的寓所，而1924年段祺瑞曾在这里与张作霖、冯玉祥开过"天津会议"，没几天他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是日租界，距离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比较近，又经常有日本军政官员来访，并不是一个清静的场所。这些发生在小洋楼里的故事，给天津的小洋楼赋予了神秘的历史文化色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