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适应突发危机、重建日常生活，到访谈环卫工、为患者家庭联络外界资源、参与“反家暴”行动，独居武汉的社工郭晶实现了疫情期间自助与助人的双重“突围”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6782，细读大约需要14分钟
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的家暴受害女性 图 / 肖美丽
“如果女性（在封城期间）受到家暴，警察还会不会出警？她能否获得支持？”在武汉生活不到半年的社会工作者郭晶被人问到封城后的家暴问题。
2020年2月19日，网名“整点范德彪”的深圳女孩被前男友史某拿头往墙上撞，她逃离后报警。为了验伤，她不得不去医院。没想到还在医院做了新冠病毒的检测。女孩希望可以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派出所调解员却对女孩说：“他（前男友）的工作这么好，你这样会毁了人家。”
这个事件在郭晶和女权伙伴的圈子里引发了激烈讨论。“我们还能做点什么？”2月底，郭晶发起和主持了疫情期间反家暴的线上讲座，请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分享了家暴的特点，给出旁观者干预的建议。她还和朋友一起策划，联合绿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反家暴小疫苗”行动，号召有心人在自家小区贴出倡议书，抵制家暴。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联结点。”几乎在每篇日记的末尾，郭晶都会写上这句话。“尽管我试图每天走得更远，可是如果我不和这里的人发生联系，我能走得再远又有什么意义？”从写封城日记、出门观察、访谈环卫工人，再到参与“反家暴”行动，内敛的郭晶在“围城”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央视对郭晶的报道
“不要活在楚门的世界里”
封城后连续好几天，郭晶患上了“每日去超市强迫症”：好像那是她最后能抓住的一些东西——哪怕那时她已经存了七公斤的米，又买了五斤，还没忍住买了一些饺子、咸鸭蛋、肠、豆类和小米。她不怎么喜欢吃咸鸭蛋，存着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等解封了还剩咸鸭蛋我要把它送人。”买的红薯，一个月里也就煮了两三回。
那时她刚到武汉两个月，本职工作是为职场女性提供法律热线，为在求职和工作中遭受歧视、性骚扰的女性提供信息和法律支持。
新冠病毒和封城突然而至，助人者郭晶陷入前所未有的茫然和困窘。“在这个城市我没有资源和人脉，也没有车，猛然来了这么一个灾害，人是懵的。”
唯一的办法是走出去。“目标之一是尽量不生病，坚持锻炼。还必须了解我生活所在地的周围情况，了解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不要活在楚门的世界中。”
带着明确的目的，她开始固定的“小区周边行”。超市、药店，街头巷尾，一步一步踩点。
“反家暴小疫苗”参与者张贴倡议书 图 / 受访者提供
封城头几天，阴雨连绵。街道上的腰花面店开了又关，花圈店门口的菊花绽放。平日里不会伤春悲秋的郭晶，心头都不免微蹙。
那时我曾问她，是否会和邻居、路人聊起什么，她说“不知道”：“在封锁中建立信任和联结并非易事。整个城市都被沉重的氛围笼罩着，身处其中，我不自觉地小心翼翼起来，不敢随意去和人沟通。”
但她的眼、耳和心，始终对外打开着。“早上总能听到啾啾的鸟叫声。平常周围有车和人，都会遮蔽掉。当世界正常运转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当有一部分世界消失了，剩下的那部分就变得特别清楚。”
阴霾散去，郭晶就常常骑车去江边，眼瞅鼠尾草泛紫、水杉挺拔；或者看着打太极拳的老人，久久出神。
到后来，小区开始封闭管理。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寥寥无几，她只能在位于两楼间隙的一块长50米的地方来回踱步。她发现一个中年男人也在坚持每天下楼，心生敬意。男人的手机里放着戏曲，郭晶戴着耳机听音乐——封城以来她没有再听伤感的曲子。
朋友吕频建议她写下疫情期间的武汉经历，短暂的犹豫之后，她把日常记录坚持了下来。
1月24日，世界安静得可怕。我是独居，偶尔听到楼道里的声音才能确定还有其他人在。
1月30日，在超市遇到一个戴着口罩，头上套着塑料袋的男人。还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玩耍。有一瞬间我感到一切如常，似乎忘记了封锁。
2月9日，我忍不住还是出了门。我并没有目的地，就是向往阳光。
3月2日，我有时候想这是不是一场试验，测试人类的承受极限是什么……晚上手抄了《反家暴倡议书》，好久都没有这么认真地写字了。
3月23日，今天似乎回到了封城前的生活，可是我心里又知道无法回到过去。其实，我内心一直抗拒去适应现在的生活，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必然要做出一些妥协。我不想做太多的妥协，更害怕妥协成为习惯。
3月25日，小区门外有人拿着一种草（地菜）在分发，大家把它当作珍贵物品对待。我羡慕那些在外面的人，就问门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呀？”他说：“现在有复工证明才能出。”
3月26日，（看到）有人写下自己去汉口殡仪馆的经历，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人们大都是默默地抱着遗照在对接点等待，或抱着骨灰盒离开，殡仪馆很安静。有人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女人放声大哭，大家呆呆地看着她。
“有人说郭晶的日记是流水账。但她提供了一个独居武汉的外来者的视角，很有存在的价值。”朋友肖美丽说。
不管外界如何变化，郭晶每天坚持APP健身；每天发布她的一粥一菜“郭式晚餐”，芹菜炒肉出镜最多；爱熬粥，因为早上吃了可以保温，晚餐继续；每晚8点，郭晶坚持和七八个好友视频谈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聊，直到12点才纷纷散去。
“这个城市不会在明天突然解封，外面不会在一日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其实是一个微小的反抗，在封锁中寻求真实的信息，在隔离中寻求和他人的联系，在不确定中寻求某种确定性。”郭晶说。
小区墙上贴着郭晶等人发起的反家暴小疫苗倡议书 图 / 陈卓
希望自己成为联结点
最开始的聊天里，郭晶曾和朋友说起她每天遇见的环卫工。
有人提议发放如何戴口罩的指南，有两个网友捐钱给她，让她转给环卫工。但郭晶觉得，自己只是个人，很难保证透明化和公信力，不具备管理捐款的资质。而且，这未必是他们当下的需要。“对我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捐款比较容易，而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更难。”
1月28日，郭晶迈出自己的“沉默舒适区”，开始对环卫工人做一对一的访谈。
第一位访谈对象张姐（化名）最让她难忘。
“大姐说除了打扫时间，环卫工会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观察自己管辖的范围，哪里脏了就马上去清扫，如果不是在打扫，人们一般不会看到他们。这正像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1月29日，武汉街头工作的环卫工 图 / 郭晶
休息时，环卫工也不能跟临近区域的同事聊天。张姐经常一天都不说话。偶尔的交谈发生在问路时，对方口气却并不客气。有开车的人远远地招手让她过去，还有人在问完她后，又问了别人，别人指了不同的路，“大姐指的路明明是对的，那个人却回来指责她，还说你就只能做环卫工。她说孤独和不被尊重很伤元气。”
每天，张姐只能下班后买菜，能买到的菜很少。幸好附近有个酒店卖些便宜菜。她曾经花198元买了100个口罩，却在休息时被人偷了。
“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基本的防护保障，却还在坚持工作。我们真的值得他们的坚持吗？”那几天，郭晶把她的微信二维码发在日记里，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联结点，和热心人一起为被忽视的群体做力所能及的事。
她收到的求助信息里，有人希望能给看护等待核酸检测的八十多岁老人的人提供一次性手套和消毒液；有家中几乎全数感染的女士，担心孩子不能得到有效的照顾，郭晶帮忙转发消息；还有网友通过郭晶表达了捐赠两千个一次性口罩的意愿，她随即跟医生和快递公司确认，可以将物资直接寄给医院。
“找到事情做很重要。”郭晶说，虽然应对疫情本身，个人能做的很有限，但行动给她带来了力量感和掌控感。“疫情中会发生一些‘次生灾害’，很多暴露的问题如果不加干预，很难说后果会多严重。家暴就是其中一个。”
2月18日，在小区里晒太阳的人 图 / 郭晶
关注疫情“次生灾害”
在前述深圳女孩“整点范德彪”的案例里，后续发展喜忧参半。2月26日，女孩把她的经历发到网上，写道：“希望能改变什么，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十万余人转发了她的微博。2月27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了通报，施害人史某被行政拘留5日并罚款200元，对于调解员用语不规范的行为，警方表示将加强教育，并对报警人表达歉意。
“遗憾的是，从通报里看不出这是一个家暴案件。”郭晶说。这和她从事职场女性法律救助遇到的情况类似。“说招聘广告涉嫌歧视，有的人社局也不确认，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监管职能。”
身在荆州的“反家暴小疫苗”小组成员猪西西对我说，《反家暴法》出台后，仍需要人激活公共讨论和求助渠道，也需要执法者意识到自己对反家暴的责任。最近冯媛就曾向基层民警普及家庭暴力的常识和法律。
很长时间里，猪西西都听到隔壁一对父母打小孩。两家窗户只隔一米远，那边的吵闹争执声她都听得清清楚楚。哪怕小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男人也会威胁说再不打开就把门拆了，女人则哭诉说她的脾气暴躁是因为小孩不学习。
男孩是个小哪吒，不会默默挨打，每次都会反抗，有时会当场打电话给亲戚告状，吵架也据理力争。
之前对面楼里也有过孩子遭遇家暴。猪西西报警后，警察先是以“家事”为由不来；来了之后，因为没听到打骂声便离开。她有些失望和担心。
“塞个匿名字条？”视频群里的朋友说。
这个建议让猪西西很振奋。她立马手写了一封信，请邻居不要再打小孩，友好沟通，并引用《反家暴法》提醒他们相关的法律责任，他人如果受到和听到家暴可以打110或12338（妇女维权公益热线）求助。2月20日，趁着夜深人静，猪西西戴上口罩，悄悄把信塞进了邻居家的门缝。
她希望借此向那对父母施压；也向孩子传达一个信息：他受到家暴是可以向外界求助的。
送信过后那天，隔壁没有再传来激烈如常的斥骂和殴打声。猪西西还隐约听到男孩在和父母理论时提到“家暴”“拘留”“110”等此前没用到的字眼。“甚至有一会儿我听见小孩说了什么逗得他爸在笑。不管是偶然的平静还是真的做出了改变，总之，今天是没有暴力的一天。”
郭晶觉得，猪西西的做法既回避了与对方直接接触从而引发矛盾，又将反家暴的信息有效地传递了出去。后来她们发起“反家暴小疫苗”行动，在小区楼道贴出倡议书，正是受此启发。
2月29日，郭晶邀请冯媛在线上做了家暴干预的讲座，号召大家“要成为积极的旁观者，成为受害者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当天有一千二百多人收听。公开自己联系方式后，郭晶收到几个家暴受害者的家庭成员的求助私信。
“好几个都是高中生、大学生打来的。受暴力的是妈妈，孩子也比较无力。比如有孩子跟我说，我想让我爸妈离婚。但他不是直接受害人，我不确定离婚是不是他妈妈的意愿。只能尽量和他沟通，了解他妈妈的处境，是否有像妇联这样的支持系统。还要考虑到，如果打官司，是否有验伤记录这样的证据保存。”
郭晶说，很多人在听到女人受家暴后就马上劝其离婚，看似没有问题，但家暴受害者往往不能马上离开施暴者。“她可能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可能她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可能她担心提出离婚后带来更严重的暴力，可能她身边没有支持者。如果她不能马上离开，请理解她的困难，更不要指责她。我们可以努力成为她的支持者，不要成为她的决策者。”
疫情期间，家暴现象会更加凶猛频繁吗？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万飞与妇联共同发起“万家无暴”公益项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统计数据，监利县派出所在2月份收到162个家庭暴力的报警，是去年同期（47起）举报的三倍，90％的家暴原因与新冠肺炎流行有关。
郭晶的一位朋友告诉她自己亲戚小方（化名）的故事。已经离婚的双方，因为孩子而在一起过年。小方被打后，拉着行李带着两个孩子坚决离开了男方家。因为封路封村，进出县城和村子都要开证明。邻县的朋友和家人一边去开证明，一边让小方报警。警察接警后没有出警，只表示朋友可以去接小方和孩子。然而汽车不能上路，朋友只得联系男方，让他骑三轮车追上小方和孩子，把她们送到两个县的交界处。朋友最终接到女方时，小方和两个孩子已经走路走了四五个小时。
说起这个案例，郭晶很是唏嘘。“希望病毒不要变成家暴的保护伞，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她又指出，反家暴是长时间的过程，不是一时能解决的。“即便这个时候求助的困难更大，我们还是在想办法。比如我们代为报警，可以和警察沟通，讲法律。”
2月10日，全副“武装”的朋友 图 / 郭晶
暴风雨一般的力量
郭晶认为，从事权益保护和社会救助的人，并非天然地在应对暴力时更坚决有力，“虽然成年了，我们中依然有人说，在面对暴力冲突时不知道怎么做，像是被冻住了。”
猪西西等人谈论起受害者的软弱，无论职业、经历，是经受失控暴力还是理性暴力，都一样失措无助。“这和你有没有权利意识、反抗精神无关。任何人面对暴力，都是一样的脆弱和不安。你看我隔壁小男孩有反抗精神，但他在暴力面前仍然是弱势的。”
而郭晶的“冻”，则在大学时被她自己解了。
郭晶生长在地道的河南农村，喜欢户外活动的她总是被教导“不要跟男孩子一样”。父亲性格乖戾难测，她和母亲、弟弟都被他打过。在他面前，郭晶一度不敢大声说话，到后来，发展到跟任何人讲话都很小声。
直到上大学的某个大年三十，母亲用湿抹布擦了桌子后把遥控器放了上去。父亲打了一夜麻将回到家，拿起遥控器就骂人。母亲反驳，父亲开始拳脚相加。
还在睡觉的郭晶，不知怎么就来了股劲，从床上起来大喊“不要再打了”，把父母拉开。
那一喊，对父亲究竟有多大的震动，她不得而知。她只感到体内生出了一股力量，自己不再是一个弱者。“怎么反抗暴力，很多人容易出现‘习得性无助’（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其实反抗是要学习和练习的，这很重要。”郭晶说，如果没有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即便长大且不处在暴力环境，但看到冲突的时候，人也会发懵和无力。
父亲在家从不做饭，弟弟也步其后尘，安享母亲的“伺候”。一生为农活所困的母亲既屈从于家中的男性，又对女儿心怀忧虑。“我和弟弟同样出去玩，她更担心我的安全，那种不言而喻的恐惧就是女性对性侵的恐惧。”
带着这种恐惧成长的郭晶，长大后和男性单独相处，也会时常想到母亲对自己人身的担忧。直到上大学，读到贝蒂·弗里丹号召妇女勇敢挑战传统性别角色、追求平等的著作《女性的奥秘》，一下如夜行人被照亮。
2013年9月，肖美丽在国内徒步穿越2200公里，沿途呼吁各级政府改变对性侵犯的处理态度。途经河南段时，郭晶主动陪伴她步行，两人就此结识。
节约、家境贫寒，是当时的郭晶留给肖美丽最深的印象。“她从小没怎么吃过猪肉，家里早晚基本都是喝馍菜汤，或者白面汤，用面粉加少量水搅成糊。在郑州徒步时，她的丸子头都是我给剪的，她不想出去花钱。到现在，郭晶对生活的需求很低，好多衣服都是我们当中一个爱购物的伙伴买多了送她。”
和肖美丽的爽利热情、猪西西的清脆婉转不同，郭晶说话不会透出浓烈的情绪。
但朋友们觉得，她是有内在目标的人。2014年6月，刚毕业的郭晶在杭州应聘东方烹饪学校的文案职位。对方以“该职位需经常与校长出差、校长为男性、出差时间较长”等为由，回复只招男性。郭晶遂诉诸公堂，控告学校侵犯了平等就业权，存在“性别歧视”。
当时她自己其实不太有底。“2013年曹菊（化名）诉新巨人培训学校招聘性别歧视，花了一年多立案。我也是走一步算一步，尽力争取。”没料到进展很快。一个多月后，当法官致电郭晶告知成功立案，她没忍住眼里的泪。
杭州西湖区法院后来判决东方烹饪学校赔偿郭晶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继2013年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曹菊的“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后，首个公开报道且原告胜诉的判例。但学校负责人在审理期间始终未出现，郭晶认为，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错误，“这容易给其他企业一个不好的示范，似乎只要赔钱就够了。”
拿到判决时，郭晶依然有些飘忽，“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当我发给一些朋友和律师老师看，才知道这也是一个突破性的结果了。”
猪西西当时曾到法院旁听，也在门口和朋友做出戴学士帽的行为艺术支援郭晶。在她印象里，郭晶当时偏瘦，大学生模样，说话也慢条斯理，但很坚定。
肖美丽听说这起案子及郭晶随后的上诉，并不惊讶。“她懂得抗压，而且比很多同龄人有更强的自我调整和应对能力。”
3月20日，阳光很好，武汉确诊数逐日降低，小区里的人也在试探性地下楼，还有人跳起来释放心情 图 / 郭晶
在“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前后，郭晶认识了很多提供帮助的志愿者、律师，以及和她一样愿意站出来维权的人。越做越多，“越陷越深”，乃至终于发起成立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074，谐音“零歧视”。
2019年2月，受雇于珠海英利物业管理公司的樊慧玲发现自己怀孕。当天下午，公司领导便通知她不用再来上班。入职刚刚45天，她便因怀孕遭到解雇，其私人物品也被“扔”在了门卫室。樊慧玲将公司告上法庭。她通过热线和公号找到郭晶咨询。郭晶感到樊是一个维权意识很强的女性，建议她从当年新增的案由“平等就业权纠纷”切入，还帮她找了律师。最后，法院判令被告向樊女士作出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各项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3939元。这也是去年引起业内反响的一个突破性案例。
郭晶说，她的女权伙伴总会看到女性所处的环境，而不只看某人的言行。“讨伐个人总是更容易，可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绝望感无法归咎于某个具体的人，需要更多的支持力量。”
本刊给郭晶拍照那天，武汉天空阴翳，风凛然刮过。郭晶戴着口罩，头发被吹得纷乱。这样糟糕的日子里，小区不见人影。形单影只的她把手缩在袖管里，眼神柔和又不失锐度。
郭晶在小区 图 / 陈卓
一个多月前的某天夜里，她躺在床上。雨点打在工地护栏和窗户上，哐当作响。郭晶说，那一刻，她想拥有暴风雨一般的力量。
眼看着，那股内力如地下根须般地生长。前几天，郭晶和她这群反家暴小伙伴讨论后，新开了一个微店，给有需要的受暴者个人、机构寄送她们编写的《反家暴手册》。刚开一两天，已有十多人下单。截至3月27日，“反家暴小疫苗”的倡议书，已经有3590人次阅读信息，近2000人参与。郭晶盼着并相信这个数字可以破万，让反家暴小疫苗进入更多社区。“能够关注和做一些事情，获得成就感，就不是完全的无力。”
（参考资料：郭晶封城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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