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英镑危机挫败了将跨大西洋金融经济管理扩展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此外，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在欧洲引发了煤炭危机，寥寥无几的收成导致了更紧迫的粮食短缺，西方政策工程师的主要结论是，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计划。
虽然有挫折，但多边主义的中途之家已经建立起来，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其重点从宏观方向转到微观方面。
对于西方的政策工程师来说，1947年危机的主要影响是：他们将重点缩小陷入困境的西欧实际治理和解决问题，首先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复苏计划（ERP）的机构，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与马歇尔计划框架内形成的机构一起“扩展”，例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从“一个（西方）世界”到更具区域性的方法，将为舒曼计划的启动奠定基础，该计划导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为基于社会经济规划的欧洲市场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这一过程中固有的体制路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依赖跨大西洋金融经济治理中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在1940年代后半期，战后西方世界多边主义最重要的缺陷是未能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ITO）——一个真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对应物”，这种失败在1947年变得尤为明显。
1947 年 11 月，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简洁地总结道：“1945 年设想的多边、兑换贸易的世界在夏天崩溃了。”这次“崩溃”是英国政府拒绝同意废除帝国优惠制度的直接后果，但这也是由于欧洲的美元短缺，西欧人无法与ITO合作的原因导致的。
此外，随着可兑换性的暂停，许多英国对战后社会的宏伟设计，例如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经济已经过时了，其基础是宏观管理和微观自由主义应该齐头并进。
此外，新出现的不可兑换性情况引发了关于追求多边主义是否应该“与工党早期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相同的条件——它与国内再分配和就业紧密相连”的问题的讨论，艾德礼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同的观点导致了艾德礼与华盛顿的严重紧张关系，并在战后多边主义结构中产生了新的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持续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英国通过“废除数量限制”，在可自由转让提款权的条件下，只要这种可转让性不涉及黄金或美元损失，包括有条件援助的损失。
显然，英国的做法是将欧洲内部支付的“马”放在欧洲内部贸易的“马车”后面，最终，伦敦最终获得了英镑在欧洲支付联盟（EPU）中的“特殊地位”。
英国在EPU中的这一立场是英国在欧洲化进程中日益冷漠的众多迹象之一，欧洲化进程自1947年起在美国的冲动下开始，与此同时，新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实际上正在“接管英格兰的角色”。
1948年夏天，德国新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发起了一项大胆的自由化计划，以及大胆的货币改革，这是以西欧需要的大规模方式解开欧洲内部贸易链的决定性举措。
但是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ITO在当地实行，因此，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放弃了对西方包容多边主义和可转换性的追求，用马丁·道顿（Martin Daunton）的话来说，西方世界现在进入了“与欧洲支付联盟一起扩大国家间贸易的中间阶段”。
1949年最后几天达成的欧洲支付联盟（EPU）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金融经济事务管理模糊状况的良好制度反映，EPU是一个面向区域的“欧洲”组织，与此同时，它位于以大西洋为导向的OEEC框架内，其中华盛顿设想的自由贸易代表团，在1948年生效后几乎立即受到欧洲政府的致命阻碍。
国际收支问题日益严峻也促进了法国的Fritalux和Finebel计划（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由贸易联盟），这些计划最初基于新联盟内的浮动货币。
EPU创建了一个临时系统来克服不可兑换的困难，并充当欧洲内部盈余和赤字结算的清算所（从1950年持续到1958年，当时西欧国家开始公布经常账户盈余，最后转向货币可兑换）。因此，它先于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六国”欧洲一体化进程。
EPU标志着大西洋世界日食的开始，这个正在消失的世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贸易组织的前景，也是跨大西洋为更深入地对金融经济事务进行多边管理而做出的相互联系的努力前景，EPU代表了不同的东西：第二个“中途之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旁边），在第二个多边金融经济框架的意义上，在没有适当的贸易经济合作组织下，对欧洲进行协调。
但这个是在欧洲建造的，因此，EPU是欧洲“从双边主义到货币可兑换性过渡”的一部分，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曾试图实现但未能实现的东西。
EPU将演变为“欧洲一体化的工具”，因为它使欧洲内部贸易自由化成为可能，并成为“关于欧洲金融政策的多边谈判论坛”，EPU的到来标志着“金融和商业关系网”的开始，在马歇尔计划结束后，迫切需要发展欧洲内部贸易。
正是这种可怕局势的威胁，使欧洲国际收支问题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出乎意料的是，EPU创造了一个制度环境，可以在其中促进欧洲的经济福利。
EPU固有的区域方法与欧洲的“政策使命”相匹配，该使命在1947年夏天在国务院内有影响力的圈子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次任务使西德成为中心舞台。
·因此，他们推翻了所谓的“摩根索计划”，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中有影响力的“战后德国牧民愿景”，它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将德国西部并入西欧将有利于整个西欧的经济复苏，反过来，将西欧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双边接近其单独的国家）将刺激其经济一体化，从而加强西方相对于苏联的地位。
在冷战展开的背景下，这一论点赢得胜利，并以严格的欧洲术语重新定义了美国的欧洲政策：“建设欧洲”。
在欧洲经济持续复苏的步伐下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愿意为欧洲释放更多资金，但仍被统一欧洲的想法所吸引，“建设欧洲”取代了“建设亚特兰蒂斯”。最终，事实证明，EPU可以在西欧弥合“有远见的人”和“实用主义者”，并且以美国政府和西欧政府都愿意承诺的方式。
EPU成功的核心是该机构囊括了对欧洲未来至关重要的四项努力，首先，EPU加强了西欧经济的现代化和工业化。
其次，它解放了国际贸易和支付能力，导致“经济效率的大幅提高”。
再次，EPU改善了“调整经济政策以控制外汇失衡”。
最后，本质上，EPU 使西欧经济融入一个共同市场成为可能，该市场于 1958 年开始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运作，这一年 EPU 不复存在。
然而，EPU的崛起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相对脱离，在此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一直是制定计划并测试亚特兰蒂斯和欧洲未来的中心舞台（按此顺序），EPU则标志着倡议从华盛顿和伦敦向波恩和巴黎的转变。
很快，该机构就不是非洲经委会办公室所设想的超国家货币联盟的垫脚石，相反，它只是一个多边支付体系，可以支撑欧洲逐步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允许成员国通过信贷保证金管理双边贸易逆差，并向有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提供临时贷款。
“作为银行”，EPU发挥其贷款能力迫使遵守，而“作为一个机构”，EPU刺激了长期规划和思考，从而加强了EPU内外的“马歇尔计划自由化政策的可信度”。
EPU实际上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缺少ITO）发挥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
此外，随着德国马克在1950年代上半叶走向可兑换性，EPU演变成“双边事务”，“德国积累的盈余弥补了剩余联盟大部分地区的赤字，特别是在法国”，这些是1947年开始的欧洲区域主义的实际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