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飞逝，薛天纬老师八十寿辰的到来，让我感觉好像时间提前了一样。在他七十岁那年夏天，我们在天池边上为他庆贺的情景，犹自宿酲未醒，历历在目。再往前追忆我从20岁开始认识薛老师的岁月，很多片段也仿佛就像在昨天发生的那样清晰。
写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在薛老师学术研究的主业——诗人李白——作品《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诗句，干脆就拿来做了篇题。
1985年8月，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四天三夜的火车，将我带到了万里之外的新疆。
在乌鲁木齐南站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举着牌子接我的人，便很自然地走进了他们之中，从此在新疆从事教学科研，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我能够那样从容地远行，是因为还没有见过面的薛老师，早就帮我安排好了一切。中间的过程，在2011年，我为郁贤皓教授的八十华诞写庆寿文章《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曾经提到：我大学毕业，发愿到新疆去。郁老师听说了，主动帮我联系他的学术同道——新疆师大中文系的负责人薛天纬老师。薛老师热情地将我引进到了新疆师范大学，因为郁、薛二位老师是唐代文学的同道，我也不由分说被安排到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开始隋唐五代文学的教研活动，薛老师成为手把手指导我走上专业道路的导师。这一因缘际遇，在古典语汇里，被称为“识荆”。这个词，也是李白作品《与韩荆州书》中“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概括。在我之后的人生经历中，薛老师的影响始终存在。
他是我学术生命中的“韩荆州”！
2007年薛天纬在伊犁草原
2008年薛天纬在伊犁惠远古城
七十寿辰时学生们给薛天纬老师做的泥人
2003年与新疆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同事。
201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李白与丝绸之路“会议上发言。
壹
我在新疆师大的25年，第一个阶段，我担任薛老师的助教。
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成长时期。虽然也急于成才，急于出人头地，可是急也没用，在唐代文学的教学中苦读了几年，根本形成不了什么有创新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可能就不具备研究的素质。好在那时看到所有前辈学者的经验，都是要求年轻人认真读书，恢复研究生制度后，老一辈的导师中还有禁止自己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文章的。薛老师在他的《七十自述》中也说到他对于论文的态度：“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夫子自道，想来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后辈。没有今天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生那样发表的压力，是多么宽松的学术环境！我在那样氛围下的前9年里，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学术积累：一是在薛老师指导下备课教书，二是跟着薛老师做集体项目。
我来师大之前，隋唐五代文学的课程（下面简称“唐代文学”）由薛老师承担。当时“中国文学史”有两个学年，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唐代部分占一个学期，一周四学时，文学史和作品赏析穿插，比现在的课时量富裕得多，可以讲得比较透彻，当然对教师的要求也更有挑战性。1987年，我开始担任85级的唐代文学教学。薛老师确实认真履行了指导的职责，首先是上课之前一段段地帮我看教案，我现在发黄的教案上还留下了他的批注。其中“祆教”的“祆”，在我现在的“西域文史”专业里，是个常识，看到别人写成“袄教”，会嗤之以鼻。可是22岁的我第一次把它写进教案时，也一样犯浑，是薛老师及时纠正了我的错误。
然后，正式开始上课了，薛老师便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班听课，课后给我提示。我还记得前两次课下来，他对我说：“历史背景讲得太多了。”10月中旬，看我还在王维的“山色有无中”徘徊，便比较严厉地说讲得太慢了，要我订出每周详细的计划。此后，按照几次纠偏的结果，他觉得可以放任我讲下去了，便不再要求看教案、不再来听课。
根据我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参与过教学，是看不见的重要经验。搭建一个历史的框架，并经过自己的叙述、与学生的问答，养成一种文学史模式，对于后期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一些文学史的问题，也会在备课中冒出来。刊登在《文教资料》1992年第2期上的《“喜雨”别解》，是我最早发表的文章，就是准备杜甫的作品赏析时发现的问题。后来我到北京大学，给历史系开设“唐诗与唐史”课程，第一讲“喜雨——重农背景下的唐诗语境”，仍然是这个问题继续生发的结果。
贰
除了教学工作之外，我在新疆师大还有机会参加薛老师组织的一些科研项目。其中有两项印象最为深刻，即《中国文学大辞典》《新编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它们对我之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学大辞典》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的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一部文学工具书。1988年，薛老师受聘担任编委，负责隋唐五代文学部分，便召集新疆高校这一方向的古代文学教师分工合作。我大概是当年9月接受这个工作的，在薛老师的指导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将近170条中晚唐文学家的传记词条。
最近我找来这本辞典，看我写过的部分。如果不是条目下署我的名字，早就忘记那是我做的了。但从事这一件工作的过程，以及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潜滋暗长，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思维。
我记得当时的工作程序，首先是根据分配的唐人姓名，用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三位先生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将传记信息抄录下来，然后逐一去看原书，并做摘抄。最后，根据这些文人的文学贡献大小，写成数百字到一千的不同等级的词条，并由薛老师进行修改、定稿。当时每个人写成的词条都是由他来做定稿工作的，他的这个编委，不是挂名，而是从条目分配到最终修改付梓，始终参与。
薛老师的修改过程，对于训练我文字表达的能力、看待作家作品的视角，都有很多启发。他也和大家商量过一个原则，凡是改动三分之一以上的条目，才共同署名，之外则绝对做了义务劳动。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些底稿，是因为经他修改后，需要重新抄写，才意外保留下来的。有些底稿，由他修订、补充了一半以上，但和正式出版的词条去核对，还是由我独立署了名。过去常说“言传身教”，薛老师在词条编撰中这一“身教”行为，给我的记忆是终生的。
“言传”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这一工作的后期，薛老师注意到北京语言学院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辞典》是一部很认真的工具书。其中1983年出版的古代第二分册，是唐代作家700多人的小传，对照我们写的部分词条，很多地方还没有达到那部辞典的水准。薛老师立即就把这部辞典拆成若干份，把相应的词条分给撰写者，请大家参考那些条目的线索，做出增补和改写。我还留着他给我改写、重抄的一个批语：“现在看来，当初不参考这本书，是极大的失策。凡做事，为达到既定目的，必得争取恰当的‘策’，不讲‘策’，必定事倍而功半。”经此返工，让我认识到阅读原始文献，自是一切研究的前提，但关注、借鉴前期成果也同样重要，是后来居上的不二法门。
那时因为我正好在上着唐代文学的课程，词条编纂也加深了我对讲课内容的理解，虽然很忙，却很愉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我撰写过小传的唐人作品，都会在《全唐诗》《全唐文》中通读一遍，尤其是诗歌。吟咏之际，会在常规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发现很多意外的、触动我个人强烈共鸣的佳作，方干的诗句“身贵远离行乐辈，才高独作后人师”，就是那时看到的，觉得特别适合我心目中的薛老师形象。中心藏之，直到2012年，写成了寿联，献给了薛老师的古稀庆典。
叁
我参加的另一项《新编全唐五代文》（以下简称“《新编》”）的工作，紧随其后，是在1991年3月开始的。由霍松林先生领衔，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合作启动了《新编》工作。薛老师被邀请参加编写，他也帮我报了名，由我协助他在新疆一起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分配到的作家、作品，根据信实可靠的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重新撰写作者小传、校订作品并出具来历。我在薛老师指导下，首先做这些作家的小传、作品的普查工作。有了《中国文学大辞典》的编纂经验，小传写作便比较顺利。不过这次需要略具文言，繁体竖写。我抄写之后，都经过薛老师的改正。有些自己都觉得表达不畅之处，拿去时，专门请薛老师关注，他会认真看一下，说一句：“这样表达太笨拙了。”下次从他那里拿来重抄，那个小传确实就精当而凝练，仿佛嘉庆年间全唐文馆的徐松一辈的手笔。后来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薛老师的公子薛原刚来北京工作，说起这些往事，他瞪大了眼睛连连追问：“我爸是这样跟你说的？”大概是遗憾自己的作文从未得到乃父如此精心的指点吧！
作品的普查工作也是如此，开始用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找出两《唐书》等典籍中的直接引文，后来又将《通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唐文粹》等都过了一遍。又偶然在《册府元龟》里也找到了相应的奏疏，向薛老师汇报，经他授意，也过了一遍。在《册府元龟》的通检中，有时会发现问题。譬如举进士及第者，对照《登科记考》以及时贤的补遗篇，发现没有被记录，便增加对其中所有登科记载的通检，最后就发现当初徐松编撰《登科记考》时，只是集中使用了《册府元龟·贡举部》的材料，其他各部因为体量太大，并未一一检核。我把这些材料摘录，去除重复，得以补遗、订正《登科记考》的内容有20多则，加上在其他典籍中找到的新材料，写成了《〈登科记考〉补遗、订正》的文章。
这一期间，薛老师个人的藏书《登科记考》和《唐代科举与文学》一直被我借用，前前后后读了很久。这篇文章发表在了《文献》1994年第3期上。在引言里，我专门写道：“笔者从薛天纬先生学习唐代文史，于唐人登科，也陆续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薛老师带着我从事《新编》的工作并肯定我的发现，我是不会去通览这些典籍并做出摘录的。
我在薛老师的引导下，熟悉了从事唐代研究很多重要的文献。后来考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复习文献学方面的教材，遇到介绍重要的典籍，都是自己曾经使用过的，就不觉得需要死记硬背。譬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的重要性，就是在《新编》中通检了的。记得那时新疆并没有这些书，薛老师专门请西北大学的阎琦老师帮忙，从他们的导师安旗先生家复印了《金石萃编》的目录寄来，供我们逐一查阅。
肆
当初由文献入手，在薛老师指导下写了几篇考据性的文章之后，我总是想着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如何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方面能够有所讨论。在以上项目整理的后期，我开始学着撰写一点研究性论文，最初的范本也都是薛老师的文章。
1995年，我参加第三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李白〈贞义女碑〉考辨》的文章。拿它和薛老师在1991年提交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在文章结构上，用得上“亦步亦趋”这个形容词。薛老师的文章分为“诗题辨”和“诗旨辨”两个部分，前者考证诗题，后者讨论诗歌的主旨。我的文章也一样分成两个部分，上篇“碑刻源流考”，考订今存碑刻、对碑刻流传做出描述，下篇“碑文主旨辨”，论述李白碑文首倡“义女型”文本、对其积极影响给予阐发。这种考论相结合的篇章，在薛老师只是一种体式，对于学步的我来说，却是较好掌握的结构。后来我完成硕士论文《唐代贬谪与诗歌》，回新疆即面呈薛老师一册。过几天向他请教，他只说了一句：“文字已经有自己的特点了。”我心下大安，感到很温暖。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他要找我说词条问题时，用红笔写下的提示纸片：“1.语汇、说法。2.长句子。”这些，大概都是我词条初稿在文字表达上的通病。读薛老师的文章，你会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研究者，不能用清隽的文字和清晰的逻辑征服读者，就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些，至今还是我“心向往之”的境界。
伍
最值得一说的是，薛老师是我唐代文学方向的导师，即使我后来兴趣转移，从事西域文史的研究，薛老师也一直乐观其成，随时助力。
2012年，我因为参与了新疆师大黄文弼特藏馆建设的原因，再次兼任了师大的相关工作，与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继续合作从事西北科考团学术史研究。而薛老师也在暑期返回乌鲁木齐度假，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参加了特藏馆的成立仪式，捐赠了两方台湾朋友赠送他的出自蓝田辋川的唐砖给新成立的特藏馆。
2016年夏天，黄文弼特藏馆在新校区兴建，场地比原来扩大很多倍。薛老师夫妇也搬入了他们夏天来新疆度假时居住的新校区家属院——“今生不放过乌鲁木齐的夏天”是薛老师的名言，也是老一辈乌鲁木齐人对这个宜居环境的挚爱。看完特藏馆的场地，我去他们的新居拜访。开阔通透的客厅里，唯一不搭的是一口硕大的老式皮箱，即使躺在安静的角落里，依旧扎眼。问过薛老师的夫人李医生，说是她父亲在民国年间担任塔什干外交官，从阿拉木图带回来的老货，当时是用整张的马皮制作，十分结实耐用。现在也没有什么用，扔了又可惜。
我想起扩大了几倍的、比她家客厅还要空旷的黄文弼特藏馆。因此问：“捐给黄文弼怎样？”——虽然不是黄文弼的，至少是黄文弼那个时代的物件啊！李医生一叠声答应：“那是太好了，还能派上用场！”
于是那口皮箱，就被安置在黄文弼特藏馆巨幅的西北科考团行程图下，仿佛万里长征之后，刚刚从驼背卸下的行囊。
2020年6月，因为疫情汹涌而很久没有见面的薛老师从城东来北大，一起在附近的蓝旗营餐叙。我忽然想起最近刚刚校订完的西北科考团成员刘衍淮的《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因问薛老师：李医生的父亲民国时候担任中亚地方的外交官，应该在新疆也是有名望的民国老辈吧？您稍后把名讳告诉我一下，看看是否在我看到的资料里有他。
他在回去的地铁上，发来短信：“李如桐，字峄山。有出典。”我迅速在刘衍淮的日记中检索，于是看到了“李汝同”的名字，他是新疆省政府外交署的年轻科员，因为西北科考团属于中外合作组织，并且频繁通过塔城、喀什等口岸出境入境，少不了经常和外交署打交道。《丝路风云》里三次记载到的李汝同，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中正写作“李如桐”，也屡有记录。在得知李医生父亲名字的当天，我曾给黄文弼中心的微信群发消息说：“一个下午，查到了李老先生确实是杨增新时代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典礼正是杨增新被刺杀的1928年7月7日。外交部公报上查到他曾代理塔什干副总领事。然而最重要的，在出任中亚各地领事之前，任新疆省署外交处科员，果然与西北科考团有交集。看来，将来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与西北科考团有密切关联的，就是李医生和捐赠的那口马皮箱子了。”
2021年3月，美国《丝绸之路》的主编郑智明（Justin Jacobs）忽然寄给我一张照片，附信说：“我在伦敦皇家亚洲事务学会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杨增新的照片，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国内外的任何出版物上看到过这张照片。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一定是在1928年7月7日杨遇刺前几个小时拍的。”我打开照片，发现正是1928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期本科毕业典礼的合影。我首先想到的，是请李医生确认一下。李医生果然一眼便认出了她的父亲李如桐先生，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长袍马褂，站在右边门柱的内侧，也站在新疆现代史的风口浪尖上……
陆
在薛老师定居北京的最近这十一二年中，他的学术成果也厚积薄发。新见迭出的论文集《李白·唐诗·西域》《八里桥畔论唐诗》，别出心裁的唐诗选本《高适岑参诗选评》《李白诗解》《李白诗选》，还有一本出色的唐诗行记——《从长安到天山——丝绸之路访唐诗》，都在最近这个阶段里出版，体现了他壮心不已的学术追求。
2020年7月，我和孟宪实去八里桥看望薛老师夫妇。家里只有他们和6岁半的小虎薛云棣在，我带给他们的大孙子虎头薛雨铮一幅“映阶碧草自春色”的对联，祝贺他初中毕业。李医生问我卷轴里的内容，我说是杜甫的对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那边的小虎就说：“《蜀相》唐杜甫，我会背。”就从“丞相祠堂何处寻”开始背了下来。薛老师说，他已经认了很多字，背了一百多首诗歌。我问他最长的，说是《岳阳楼记》，我起首“予观夫巴陵胜状”，他又顺着往下背了下来。他背诗也不是薛老师教的，是他哥教的。还告诉我，他哥能背《琵琶行》。
我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顺嘴便说：“嗯，你下次背《长恨歌》，我也给你写一幅。”让我愕然的是，他竟然不以为意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一个月不到，8月中旬，薛原忽然就发来了薛云棣的视频，缺了一颗门牙，正是所谓髫龀之年。他也全然不知背诗为何物似的，时不时擦一擦口水，一句赶一句地在3分1秒间背诵完了《长恨歌》。我只好讪讪地回复说：“连听两遍，如闻仙乐耳暂明！孺子可教也！愿听薛雨铮《琵琶行》视频，也赠一幅拙字。”薛原回了句“就来”。半个小时后，发来了薛雨铮的视频。好多年不见的虎头，除了背诵时偶尔露出孩子般的笑意，让我看到小时候的一点点表情外，已经长成了我不熟悉的模样。他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两条大长腿杵在镜头前，像中场休息的姚明。用比弟弟稳当多了的语调，他在2分14秒间背下了《琵琶行》。
有图有真相！我欣喜地保存了他们背书的视频。
这回，轮到我欠下他们《琵琶行》和《长恨歌》的长卷了。
2022年7月改定于北大朗润园
（原标题：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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