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6期，原文标题《欧洲意识的起源》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在《基督教欧洲的剧变（1517～1648）》中的阐释，“欧洲”并非天然的地理事实，而是观念的产物。
文/维舟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的著作《基督教欧洲的剧变（1517~1648）》
欧洲是一种智性构建
在世界七大洲中，就数欧洲最为特殊。其他各洲都是相对独立的大陆，欧洲却是亚欧大陆西北角的一个半岛。当然，它也有乌拉尔山脉和高加索山脉作为地理分界，不过，这很难逃脱一个质问：如果这就可以构成一个洲，那为什么同样有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脉为界的印度次大陆不能单独划分为一个洲呢？
因此，“欧洲”并非天然的地理事实，而是观念的产物。它起源于居住于此的人们心中一种普遍的自我认同：自己与那些亚洲和非洲的邻居是有所不同的。这种明确的整体意识，直到近百年前，除了美洲之外，在其他各洲恐怕都是缺失的。梁启超直到1890年在上海的书店里读到《瀛寰志略》，才知道中国位于亚洲。也就是说，世代生活在亚洲的人，并不一定知道脚下的土地是“亚洲”，也不会将自己看作是“亚洲人”——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亚洲”原本就是欧洲发明的概念。
即便在欧洲，用“欧洲”来界定自己所居住的大陆其实也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欧罗巴”（Europe）一词原本在古希腊神话中是被大神宙斯劫持的腓尼基公主之名，后来以此命名她渡海后落脚的这块土地，但在很长的岁月里并未扩散到如今所说的“欧洲”。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更重要的概念无疑是“罗马世界”，但那却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地理范畴——对罗马人来说，大海彼岸的埃及显然比边墙外的日耳曼森林更像是与自己同属一个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取而代之的同样是一个边界变动不定的“基督教世界”，构成边界的从政治边疆变成了宗教分界，但仍然不是地理界线。
就此而言，“欧洲”意识的形成，与这块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因为正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欧洲人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其他不同大陆人群的差异，多样化的交流动摇了千年来的宗教归属感，加上理性的兴起、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助产，作为地理实体的“欧洲”终于呱呱坠地。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格林格拉斯在《企鹅欧洲史》第五卷中，准确地指出了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这个转折时期，“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地理空间的“欧洲”是人文主义者的智性构建，一种世俗的自我定位。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的诞生。
所有的古典文明，无一例外都是以文化作为自己边界的，那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存在于当下或未来的、被信仰与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世界”，因而表面上的地理概念，其内在的实质都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这样一个“基督教世界”，与“欧洲”的地理范围必然是不相吻合的，像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都直至10世纪末才皈依基督教，而即便在基督教世界的内部，也还有异教的残余。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外部边界模糊不定，内部又有孔隙的海绵状结构，既不知道自己的中心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边缘在哪里停下，因为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自己是“普世”的——用中国话说，“天下”包括了所有已知的世界。
欧洲边界在哪里？
“欧洲”意识的出现，是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其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印刷术发明和地理大发现这三件大事带来的震动。东罗马帝国的覆灭，意味着东方教会不再能争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西方获得了更清晰的自我认知；而印刷术和地理大发现，则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知识视野，无论是美洲的发现还是古典传统的复兴，都挑战了千年来的宗教信条。随之代兴的“欧洲”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俗理念，它不是一个信仰共同体，也暗示着人们已经接受了宗教改革之后多元化的现实，“并不要求在它所指的这片大地上的人精诚团结，只要求人们意识到他们都住在这片大地上，其上的不同国家与民族开始具有道德和文明的优越性”。欧洲成了一个地理空间。
在此基础上，一系列的变化随之发生：既然宗教已经不再是人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国家”和“民族”逐渐成为新的效忠对象；“基督教信众”作为一个群体的重要性也下降了，社会由此变成公民的集合。“公众”（public）这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群体出现了，并由印刷术催生的现代媒体和书信构筑成新的交流网络，他们的话语（“公众舆论”）和意志（“公意”）取代上帝的声音成为社会最大的权威。到了这一步，君主们权力的来源也不得不相应调整：如今宣称“君权神授”是不得人心的，得表示自己是顺应人民的普遍意志代行权力。
这样一个欧洲是扰动不安的，说它“多灾多难”也不为过。到17世纪40年代，人们不得不承认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想要强行统一教会来解决异议是一种幼稚病，不论是否情愿，都只能学会和不同的人一起共存下去。
以往很多欧洲近代史著作往往把这个时期凸显为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本书则将视角转向同一过程的另一个侧面，突出基督教世界这个信仰共同体的崩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对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宗教的影响恐怕远比我们现在所设想的更为广泛而深远，而尤为重要的是，“基督教世界”以信仰为边界，但这个新的地理欧洲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事实上并非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判断。18世纪启蒙时代的哲人给这个新的共同体赋予了一个理性化的价值观概念——“文明”。
在这里，“欧洲”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是特定的价值体系，当时的土耳其虽然首都和领土重心都在东欧，但作为一个国家及其历史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历史上的俄国也长期被西欧人视作“亚洲”的一部分，现在将欧洲的东部边界划在乌拉尔山的做法，实际上是18世纪的俄国地理学家瓦西里·塔季谢夫18世纪30年代才确定的。因为当时的俄国精英狂热地渴望融入欧洲，他们由此得以强调俄国历史核心的欧洲性，而所谓“亚洲”，通常就被理解为“缺乏欧洲性”。欧洲自此成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俱乐部，只有符合欧洲标准的国家才能算是，因而在冷战时代的一个笑话说：亚洲在维也纳出城往东的高速公路上就出现了。
也是因此，近百余年来，现代土耳其尽管历尽挫败，但还是一直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想着跻身这个俱乐部，追求欧洲大一统，甚至质疑海岛上的英国人究竟能否算是欧洲人。相比起来，历史学家亚美利科·卡斯特罗1954年则在《西班牙的历史结构》中说：“不管怎样，西班牙从来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他的理由是：“当审视其他欧洲文化时，西班牙的历史是完全异于常规的。”当然更不必说，在很多英国人心目中，也不把本国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要不然就不会有“脱欧”这种举动了。
事实上，在各大洲中，只有欧洲人才这样热衷于争论“欧洲”的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欧洲”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十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中，由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反对开战的法德等国代表着“旧欧洲”，而赞扬站在美国一边的波兰等国是“新欧洲”，由此引发了经久不息的震荡。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著名知识分子针锋相对提出“核心欧洲”的概念，捍卫作为欧洲核心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不过，如果说当年是美洲、土耳其和俄国分别担当了折射和凝聚欧洲自我认同的镜子，那么现在则轮到了美国扮演这一角色。
就此也可以看出一点：虽然这个近代以来的“欧洲”褪去了“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外衣，但它其实仍然并不全然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因为它的地理范围仍然是以价值观和历史经历为基础来划定的，所以其边界才始终无法稳定下来。“文明”作为标准，同样具有排他性，需要符合一整套苛刻的条件。更有甚者，在“基督教世界”这样一个概念下，一切国界都是开放的，自由人可以不受国籍限制地自由往来，而“领地”却不见得对所有人开放，每个领地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在内部边界开放这一意义上，如今的欧盟继承了基督教世界的遗产，但它对外部边界的管控则严格得多了。可以说，这是欧洲始终未能解决的矛盾：它既代表着一种普遍可欲的理想，与此同时却又不可避免是排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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