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的发明，大家肯定第一反应是四大发明，既使时隔千年，我们说出来也充满自豪感。但你可知，这些发明有些中国有，外国也有，而他们的发明者们真可谓同人不同命，说起来差别可就大了。
我们拿印刷术和火药来说说吧。
先说印刷术。印刷术始于唐代，那会儿其实便有了雕版印刷，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母版上只要有一个字错了，基本上整块版都得重刻，所以宋代的毕昇便开始琢磨起了这事儿，怎么能不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于是便琢磨出了可以进行字模替换的胶泥活字。
但毕昇是谁，除了活字印刷有没有干过别的？很遗憾，留传下来的所有的史料对他的介绍只有《梦溪笔谈》中的几个字——“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而《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公元1031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毕昇大致公元1051元离世，湖北黄冈人；两人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且老家隔得也不算远，但沈大官人竟然对毕昇的个人情况竟然毫不知情，或者是知道一些但觉得没必要写出来。从这个细节可以推断得出，毕昇绝没有因这项发明得过任何奖赏，也没有因为这事在社会地位上有任何提高。
而火药发明于隋唐时期，发明人不详，起源于道家炼丹术，火药说起来是副产品。炼丹家为了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猛药，总爱用些凡人不敢用的奇奇怪怪的配方。比如硫磺、砒霜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是没处理好，会不会长生不老不知道，直接升仙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道士们经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称为“伏火”，去去毒性。一个不小心便被弄得灰头土脸，皮灼肉焦的，结果长生不老药终归没造出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倒是被弄出来了。
而同样的发明，国外的情况怎么样呢？
德国人古腾堡是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人，比毕昇晚了400年左右，他不但发明了金属活字，而且找到适合活字的金属合金，发明了字模的铸模工具，以及油印墨水和印刷机。他的发明对西方文化的推动极大，甚至引发了媒体革命，从而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而他个人也因为通过印刷方面的专利开设印刷厂，帮教会印刷《圣经》，从而挣了不少钱。
而火药更不用说，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早早地发明了黑火药，但瑞典人诺贝尔在19世纪将黄火药研发至极致，从而奠定了现代军工的基础，而他本人更是赚得盆满钵满，积累了巨额财富，因此才有了后世的诺贝尔奖。
为什么类似的发明，东西方的差异会如此之大？
应该说，当时的政府对这些发明都不怎么重视，那么，刨去国家的因素，更多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在两方面。
其一，文化方面，中国在春秋时期还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鲁班还可以凭借精湛的手艺登入大雅之堂，甚至劝说楚王停止攻宋，但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其它的便一概成为了杂家，尤其技工，变为了奇巧淫技，是士大夫们所极为不齿的。所以，既使偶有一些科技的火花闪现，也没有人去深究更深层次的原理。比如指南针，春秋战国时便有了司南，但直到收录入北宋《梦溪笔谈》，其时仍是“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东西做出来了，但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同样的，商朝时商高便提出了“勾三股四玄五”的勾股定理的特例，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的三角函数；春秋时墨子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现象，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光学理论。很多突破性的发现都在汉朝之前，但后人却没有延续去研究，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根源就在于科技被文化圈边缘化了。
其二，应用方面，我们没有把这些知识产权化、商业化。中国古代商人地位是很低的，士、农、工、商，商人是垫底的存在。大部分发明都是劳动人民为提高效率而非主观形成的，小部分发明是发明者个人爱好形成的，但不管哪种，都不是为追求商业价值而形成的。没有国家的鼓励，没有士大夫的认可，也不会给个人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更别说什么产权保护了。所以，既使发明者知道自己可能鼓捣出了个有前途的好东西，但没办法组织人力物力把它变为成体系的学问，没办法推而广之地进行多方面的应用，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和政府层面哪怕精神上的激励，发明创造彻底沦为了文化附属品。所以，我们发明了黑火药，但历史上主要用来生产烟花爆竹；我们发明了指南针，但直到宋朝以前都只用在了堪舆风水上。
这两方面的原因，既使放在现在，也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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