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联邦调查局和杜鲁门总统都不知道四大家族多有钱。
简直对四大家族的财力一无所知。
杜鲁门根据自己得到的一些材料，曾对他的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他是把孔宋等官僚权贵们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全看做美国对华贷款了。
不久，他的助手对他说，10亿美元的估计数太保守了。美国银行界的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杜鲁门为了弄清“四大家族”在美国财产的确切数字，便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秘密调查。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调查时，了解到宋子文在这两家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霭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
接着，联邦调查局发现孔宋在美国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分别存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和旧金山的广东银行里。这两家银行分别由孔宋所控制，联邦调查局也毫无办法从中了解到真实情况。另外他们还发现孔祥熙等人有几笔巨款存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银行里，孔宋家族的一些成员，包括宋美龄在内，拥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城市里的许多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当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西雅图、波士顿调查时，银行担心吓跑大储户，以“无可奉告”拒绝提供任何情况。联邦调查局只好从财政部档案中查看一种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填写的TFR-300表。这份表格要求如实填写在美国的财产数。当联邦调查局间接得到TFR-300表的副本后却失望了，里面根本没有填写财产数。
1984年，美国《得州月刊》报道了孔令杰在休斯敦郊区修建一座防空大楼的情景，除有一座装有防弹玻璃窗的四层办公楼外，其地下防空避难所上下两层，预计核战爆发时可容纳1000多人，比希特勒当年在柏林国会大厦底层的地下室还大，而且特殊设备繁多。
首先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操作。
所谓党营事业，是二陈借口行宪后国民党活动经费不再列入国家预算，为自筹活动经费由蒋介石拨给5000亿元作为党营事业的基金而陆续开办的。
二陈的民营事业，则是将国家资本企业转换为所谓“民营”，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中华水产公司的攫夺。1947年1月11日《评论报》刊载一篇题为《水产公司改组经纬》的署名文章，披露了陈氏抢夺中华水产公司的经过和手段。这家公司是由农林部接收的敌产华中水产株式会社、帝国水产管制株式会社及林兼商店等机构组成，是除台湾水产公司外全国最大的一家捕鱼公司，拥有60吨以上渔
船13艘，在上海有华胜网厂、华利修船厂及4个冷藏厂。
1946年度除将12艘渔船、两艘拖驳大修改装外，还获得8亿元的盈利。按农林部颁发的《中华水产公司规章》规定：“本公司营业年限二年，必要时得呈准延长一年，期满后改民营。”二陈看准了这一大笔资产和丰厚的利润，便迫不及待地想攫取到手。在该公司营业还不到一年时，就以所谓“官不与民争利”为幌子，通过农林部中华水产公司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新之几度向农林部要求改民营，农林部只好同意。
陈氏为了不花什么本钱，而又要使利益不落他人手中，采取了两条妙计。一是把中华水产公司的重要设备如渔船、冷藏厂、修船厂、网厂等约合当时市价100亿元的资产，只估价20亿元，由新的民营公司收买。将余下用处不大的资产估价16亿元交还国家。二是将民营公司资本金定为20亿元，每股1000元，预先找一批发起人认购10亿元股金，余下公开招股。而所谓“公开招股”，则是将其中80%的股份即8亿元由农林部暂时保存，先垫付出来作为“优先股”，然后等新股认足12亿元后再定。其实就是由农林部先拿出8亿元作为垫款，以免陈氏等发起人凑不足20亿时，使股权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们决定1946年12月底为“公开招股”截止期，而在12月下旬招股启事还未见诸报端。这一做法在渔业界引起强烈反对，他们严正指出：
①这一笔预备留用的资产不是20亿元，而是值80亿至100亿元，这就是说有权势的新股东出1000元即可向国家买得4000元至5000元资产。②既然是要改民营，应该是公开普遍惠及民间，为什么决定1946年12月底为认股截止期，而在12月下旬还未见登报公开招股，其中无私也有弊了。③天下没有无流动资金即可营业的公司，为什么新公司资本总额是20亿元，而因收购渔船等即需向国家缴纳20亿，结果没有一块钱流动金，是何道理？
二陈迅速崛起，是与他们运用CC势力在各方面展开角逐分不开的。抗战胜利时，他们就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任命骆清华为上海商运指导专员，先期赶回上海，控制商界。1946年4月，骆就当上了上海商社常务理事兼理事长。
骆取得商社领导权后，立即把触角伸向市商会。当上海市商会胜利复员改选理监事时，二陈企图操纵选举，让骆清华担任理事长，除收买前任秘书长将前任主席王晓籁排挤外，陈立夫还和谷正纲一同前往会场监选。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当地。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
《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
《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但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
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
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
这篇报道虽非属实，却也是有迹可循。
2:宋美龄偏袒扬子公司。
《正言报》、《申报》、《新闻报》的报道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情节，这就是被查封的扬子公司物资在事前已向上海社会局呈报登记。据后来监察院的调查，在蒋经国发布“物资总登记”的命令后，扬子公司确曾向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递交过一份英文货单，虽然手续上略有未合，应该以中文向上海社会局报告，但是，人家总是报告、登记过的呀！
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
蒋经国《反省录》云：
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
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
蒋经国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
据贾亦斌回忆，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
这段信息准确出现在唐国强老师的《建国大业》上。
蒋介石日记后记载: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国〉之包蔽，尤以宣铁吾机关报专事攻讦为甚。余声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掌管的资源委员会，接收了采矿、电力、冶金、机械、石油、电子、化工、建材、制糖、造纸等10个行业约19亿美元的资产，经过调整，到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所属各生产事业单位及附属厂矿达到291个单位，并建立了许多行业性和地区性的垄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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