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力”的变化与影响
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朝鲜半岛南北各具优势。
韩国人口多，2015年约为5000万，比朝鲜的2500万多一倍。
但朝鲜自然资源比韩国丰富，朝鲜国土面积12万平方公里，是韩国的1.2倍。
朝鲜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整个半岛储量的80%～90%，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产蕴藏区约占国土面积的80%，其中菱镁矿的埋藏量在全世界处于第1位，占全球储量的近一半，其它矿产包括钨、钼、石墨、重晶石、萤石等7种在全球储量中排前10位。
朝鲜森林面积比韩国的多290万公顷，人均森林面积几乎是韩国的3倍。朝鲜人均耕地面积接近韩国的2倍。
由于人均资源较充沛，且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北部开发较多，有工业基础，因此朝韩政权各自成立初期，北方的经济实力优于南方。
按照官方公布数据，1950年代朝鲜GDP约为韩国的2倍多，人均GDP是韩国的3倍多。按照Madison项目对实际购买力的估算，1950年两国人均GDP同为854国际元，经济发展水平相当。
硬实力中的军事实力北方也占优。虽然总人口不如南方，但朝鲜战争内战阶段朝鲜军队数量为12.7万人，高于韩国约9.8万人的总兵力，且战斗部队比例较大，而韩国军队的后勤部队占有较高比重。
当时朝鲜军队拥有装备了高速火炮的苏式坦克旅，南方则没有装备任何坦克。在双方的迫击炮和野战炮等火炮配置方面南方也远不如北方。
空中力量也相差悬殊，北方拥有各种飞机120架，南方只有10架左右。
加上当时北方部队士气高昂，因此在战争初期北方部队能取得势如破竹的战果和胜利。
如果没有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参战，朝鲜半岛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应该会没有悬念地以武力方式结束。
然而国际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朝鲜半岛南北的力量对比，导致分裂局面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在此期间因双方历史机遇和制度不同等原因，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资料，2014年韩国经济规模是朝鲜的40余倍，人均GDP近30倍，贸易规模140余倍，可见南方经济实力已经大幅超越北方。
军事实力一般评估均认为南方占优。虽然在数量方面韩国与朝鲜各有所长，北方军队数量是南方的1.8倍，且拥有南方所没有核弹头，但多认为南方军队装备性能更优，质量更高，飞机舰艇设备技术更新，保养更好，训练时间更长，因此硬实力方面可能是韩国领先朝鲜。
当然，军事力量并不完全看军事装备，政权资源禀赋及动员能力、军事人员技术水平、军队组织和士气都会直接影响战斗力。
“力”的分布状态决定国家向哪个方向运动。
如果国家分裂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往往实力强的一方主张统一，而实力弱的一方因统一对方无望而倾向分裂；但如果双方力量相仿，都有机会统一对方的情况下，更可能出现双方都追求统一的局面。
朝韩双方在相当长时期内,力量相差不大，双方都想按自己设计的方式推进国家统一，加之南北民众有高度的民族认同，因此没有出现主张分裂的一方。
但在“势”的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南北双方各自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现状。
（三）“策”的变化与影响
“策”决定系统如何优化，国家系统如何向统一状态演化。
朝鲜方面先后提出了“革命统一”政策和“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政策。
“革命统一”政策的要点是：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把北方建设成为南方革命的稳固基地和战略后方，利用南方人民对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支持并发动南方人民民主革命，利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利时机，迫使美军撤出韩国。在南方取得革命成功后，北方与南方的民主进步政府和平谈判取得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
该方案的核心是，在北方的领导下，先取得南方革命的成功，然后再实现南北统一。实质上是变更韩国政权的性质，以吸纳方式实现统一。这也是后来越南统一的实际路径模式。
“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最初是作为革命统一政策的补充方案提出的，随后逐渐演变为推动朝鲜半岛统一的主要方案。
1963年金日成首次提出联邦制的统一模式。
1973年金日成又提出统一五点计划，明确把未来统一的国家命名为“高丽联邦共和国”。
1980年金日成又提出“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其要点是：
1.在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下，在北方和南方互相承认和容许对方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双方以同等资格组建联邦制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
2.以北方和南方同等名额的代表及适量侨胞代表组成最高民族联邦会议，由最高民族联邦会议及其常设机构——联邦常设委员会——来领导北方和南方的地方政府，并被授权讨论和决定国家内部事务、外交和国防政策及其它双方感兴趣的问题。
“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应当成为不加入任何政治联盟的中立国家，同时主张该联邦政府在双方地方军之外，考虑成立一支混编的国家武装力量。
在联邦共和国内，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对方，相当长时期内尊重各自的制度选择。
1998年4月，金正日阐明朝鲜半岛统一的方针政策。其核心内容是，继承金日成的遗训，强调在民族大团结旗帜下，坚持民族自主原则，以民族的共同性和共同利益代替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自主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韩国方面则先后提出了四种政策：
1.“北进统一”政策。李承晚提出“先统一、后建设”方针，主张韩国政府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朝鲜应尽早实施自由选举，并选出100席议员参与韩国已成立的国会，如果朝鲜不答应，韩国则不惜以武力收复北部地区完成国家统一。
2.“胜共统一”政策。1963年韩国总统朴正熙提出的该政策主张“先建设、后统一”，即对内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全力巩固政权，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对外拒绝与朝鲜接触谈判，以求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优于朝鲜，达到胜共统一的目的。
朴正熙在执政的第二阶段，又提出了“先和平、后统一”的政策基调，并开始主张通过南北对话共同解决双方悬而未决问题。
3.“民族和解和民主统一”方案。作为对朝鲜“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的回应，1982年韩国总统全斗焕提出该政策。
主张通过和平与民主的程序，南北双方互派代表组成民族统一协议会，讨论涉及国家形态、选举模式等问题，并起草新的统一宪法。
4.“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政策”。该政策由卢泰愚总统提出，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三任总统得以完善。
1989年，卢泰愚提出“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主张南北双方应放弃使用武力，以和平手段、民主程序，经由民族自决方式完成国家再统一。
在统一之前，首先设立南北阁僚机构、南北高级会议等最高决策机构，促进交流合作，然后再通过统一宪法举行大选，组成统一政府，建立一个制度统一的单一国家。
1993年金泳三进一步提出以尊重民主、发扬共存共赢的精神，增进民族繁荣三原则为基础的和解合作南北联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三阶段统一方案。
1998年金大中上任后把三阶段统一模式具体化。第一阶段是组建一个南北联合体，保持两个独立政府，第二阶段是组建联邦，拥有一种体制一个联邦政府两个地方政府，具有事实上统一国家的形式。第三阶段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成立完全统一的国家。
2003年卢武铉上任后几乎全盘接收了金大中的统一政策，只是在名称上做了修改。[1]
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强硬立场，2010年朝韩关系倒退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
此后李明博开始强调统一问题，四次发布《统一白皮书》，提出了和平、经济、民族共同体等三大共同体统一构想，并提出了征收统一税的问题。[2]
2013年执政的朴槿惠政府提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政策，目标是：发展南北关系，巩固半岛和平，构筑统一基础。
朝韩双方实际上都随着形势的变化做出了由武力统一向和平统一转变的策略调整。
朝鲜方面前面提出的“革命统一”方案可以视为越南模式，即在南方发动革命，以武力方式推翻南方现政权，建立与北方性质相同的政权，两个政权再进行协商统一。
后来提出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则是和平统一方案，有点类似也门模式，即先组成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国家，但保留两个独立的政府和两套政治制度，完全统一是下个阶段的任务。
韩国方面开始提出的“北进统一”政策也是武力统一政策，是将统一任务放在国家发展的首位，打完了再建设。
但与朝鲜方面一样，在意识到武力统一的条件并不具备之后，韩国方面也调整为“先建设、后统一”的和平统一政策。
南北主张不断趋同，韩方后来提出的“三阶段统一”方案已经与朝方的主张有很大程度的共同路径：保持两个独立政府的联合体——拥有一种体制两个地方政府的邦联——成立统一议会统一政府的统一国家。
然而双方在最终前景与方向上存在根本分歧：
朝鲜信奉“主体”思想，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韩国信奉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念，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体制。
双方都难以接受对方的政治模式作为统一的基础和前景。
其它诸如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也严重制约双方的协商合作：
朝鲜主张统一后的国家“应当不做任何国家的卫星国，不依赖任何外来势力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和不结盟国家”[3]
韩国方面虽也主张由南北双方自主实现民族和国家统一，但回避统一后的外交政策和“中立国家”定位，基本上仍然将美韩同盟关系视为韩国外交政策基石，这是朝方难以接受的条件。
从韩国方面看，1990年德国的统一客观上给了韩国政府巨大的信心和借鉴，韩国政府也想仿照德国模式推动统一进程。
1993年上台的金泳三政府判断朝鲜体制将崩溃，民心所向，将出现两德统一前的东德状态，因此调整了上一届政府的对朝政策，转为强硬对立，以朝鲜体制的崩溃为目标制定政策，却毫无建树，被称为“空白的五年”。
这一时期的朝鲜与德国统一前的东德其实有很大不同.
在“势”的方面虽然没有了苏联的保护，但却还有中国这个重要的盟友给予各方面的强力支持，加之国内金氏父子的统治比东德执政党的更强有力，统治更稳固，韩国金泳三政府想模仿西德统一东德、对朝鲜进行吸收式统一，并不具备“势”与“力”的条件。
因此1998年继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任职典礼上就明确提出“不追求吸收统一”的主张，不得不改变了前任急于仿效德国统一的策略。
总的来看，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力”与“策”的运用都要在“势”的统领下发挥作用。
二战后最大的“势”就是美苏争霸。众多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无不受此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苏联的影响扩张期，亲苏的朝鲜、东德、北越、南也门都试图实现国家统一，而亲美的韩国、西德、南越等政权都曾消极逃避国家统一。亲苏的北越抓住该时期的历史机会完成了国家统一。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苏联的影响衰退期，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亲美的西德统一了亲苏的东德，亲美的北也门统一了亲苏的南也门，亲美的厄立特里亚从亲苏的埃塞俄比亚中独立出来。
北越统一南越时，苏联和中国都是北越的强大支持，而美国放弃南越撤兵后，北越尽得“势”的优势。与越南不同，美国从未撤出朝鲜半岛，放弃韩国，朝鲜没有对韩国取得“势”的优势。
与此同时，韩国也没有对朝鲜占有“势”的优势。即使在苏联解体之时，强大的中国仍然是朝鲜的坚定盟友。此时韩国方面试图模仿西德吸收东德的做法来吞并朝鲜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1] 陈云林主编.当代国家统一与分裂问题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p130-133.
[2] [韩]统一部：《统一白皮书》2012年，第38页。
[3] 金日成：《关于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朝鲜外文出版社，1990年，第44-45页。
——摘自拙著《国家统一的系统演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