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出自1850年美国出版的The Baptist Missionary 杂志第4期，绘图者为当时侨居宁波的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图中对于宁波城外西方人的产业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标注，并附有详细说明。可以看出当时西人社区在宁波的主要聚居地位于姚江北岸，与宁波府城隔江相望。
田 力
1856年《上海年鉴》里列有一张制作于1855年12月的统计表，是有关当年居住在宁波口岸的西方侨民的基本信息。表中的人物按照其姓氏第一个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介绍其姓名、职业和所属机构。为了便于研究，笔者特将这些人物重新进行整理归类，计有13户家庭和20名个人，其中来自英、美两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人数最多，有12户家庭，户主分别是：哥伯播义、禄赐悦理、岳腓烈、那尔敦、罗尔梯、麦嘉缔、玛高温、丁韪良、孟丁元、倪维思、祎理哲、巴格尔。6名个人：马利姑娘、胡德迈、卦德明、兰金和台约尔姐妹二人；从事商业贸易者8人：夏伯特、戴维斯、哈特、哈德森（胡德迈之子）、密妥士、帕特里奇、魏德曼、耶特；船员3人：阿迪斯、布朗、格林。此外，还有英国驻宁波领事文极斯脱医生及其家庭、翻译赫德、葡萄牙驻宁波领事马奎斯、法籍天主教遣使会士田嘉璧主教。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是宁波与上海、广州等口岸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在后两处地方聚居的西人以经商为主，而在宁波这里，传教士却是外国人社区中的多数，除了他们，便是几位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商人和船员了。实际上，尽管开埠已经十多年，宁波口岸的中外贸易却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甚至可以说是萎缩。西方商人群赴上海，鲜来宁波，显然其口岸优势已被上海所夺。不过，对于欧美传教士们来说，宁波气候适宜、人口密集、水陆交通便利，倒是一块“传播福音”的好地方。于是他们一拨拨地来到宁波，主要居住在城东甬江与姚江会合处的岬角上，在那里租房买地，建立站点和教堂，开设学校、医院、印刷所。
宁波是在1844年元旦正式开埠，而玛高温早于1843年9月就到达宁波，11月在城内开设医院，他可以称得上是鸦片战争结束后最早在甬城居住的西方侨民。英国派驻宁波的领事官罗伯聃（Robert Thom）直到12月19日才始抵甬城，选租领事馆并与地方官员议定商船上下货物之所。眼看着即将到来的中外贸易新格局，长期浸染于浓厚商业气息中的宁波商人很是兴奋。玛高温后来在《上海年鉴》里撰文回忆在开埠前夕，宁波商人对于西方人的到来兴奋不已，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
宁波本来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在它向外开放贸易之前，我们就已经居住于此，也因此有机会了解当地人和外国人对于这座城市未来的商业成就有何期待。本地商人和钱庄老板挤满了我们的医院，央求我用英文写下他们自己的名字；店主们也纠缠不休，让我把店铺的招牌翻译成英文。要求提供英文翻译的人当中还有引水员，他们想宣传自己可以提供专业服务，能够将英、美等国的大商船领到江上。有句谚语在中国北方流传已久，叫做“红毛识宝”，意思是说红头发的人种通晓所有的财富，或者能够点石成金。因此人们相信，一旦让外国人进入中国，他们将开创一个黄金时代。
尽管事与愿违，宁波的对外贸易没有发展起来，不过在这座口岸城市还是聚集了一批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1850年代的宁波西人社区在其内部也保持着较为频繁的联系。1854年10月，年仅20岁的赫德被派至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见习翻译，在这位未来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时宁波西方侨民之间的交往。比如1854年12月13日，代理领事密妥士在英国领事馆中举行宴会的场景：
客人比预计的少一些，一共10人。宴会时间定在6点钟，5点半我便开始梳洗，到6点时我已穿好衣服准备作客：靴子闪闪发亮，黑裤子、黑背心、黑燕尾服、黑领带、白硬领、白衬衫，头发梳理整齐。我将钱盒子里的钱倒出，又在里面放入雪茄，手里拿着它走向密妥士先生住房所在的那一侧，走上楼梯，敲门，之后听到“请进”后便进去。我发现密妥士穿着蓝色衣服，上面缀有镀金纽扣，而岳腓烈先生身穿黑衣，戴着很硬的老式白色领带。我向他们问好，然后放下手中的雪茄烟盒，到火炉边坐下，开始了一场很愚蠢和勉强维持的谈话。岳腓烈慢吞吞地说着，密妥士不时地转向我问他在说些什么。敲门声响起，祎理哲先生进来；接着进来的是马奎斯、帕特里奇、魏德曼、哈特和倪维思。只差一个人就全到齐了：很快就听到一声胆小的、害怕的敲门声，进来的是“塞缪尔弟兄”、那位在肯塔基农场上与马群一起长大的女士的丈夫——孟丁元牧师。他穿着一件破烂的大衣，里面是脏衬衫，领子翻下。进来时好像十分惊恐，说起话来有气无力，最后坐下了。密妥士站起来去看宴席是否准备妥当。当他走过我身边时，以一种他惯有的任性的脸色对我说：“你和大家说说话。”而我则几乎要用一种哄堂大笑来引导谈话。
终于酒菜都“摆到桌上”。我们站起来：孟丁元紧挨着我，但我躲开了他，去拿了雪茄并将它递给一个仆人……孟丁元坐在我右边，魏德曼坐在左边，孟丁元旁边是帕特里奇，魏德曼旁边则是倪维思。汤上来了。差不多舀完。喝过汤后，我说“孟丁元先生，我敬你一杯”——“哎，别，我谢谢你”，他用一种温和微弱的声音回答——“我头痛，请你原谅”——我变得有些恼怒，而后很热情地请魏德曼喝酒，他倒是以最亲切的态度接受。然后上鱼——与酒水一样，不太够。接着又有一大块牛肉放在我面前，我使劲地乱砍这块肉，并且成功地劝魏德曼和孟丁元吃，他们当然说“麻烦给它们一些”。啊！亲爱的，孟丁元去切甘薯，甘薯跳起来，掉到地上。“我的甘薯掉了”——他冷冷地说，“帕特里奇船长，请递给我一些酒”，我说——“啤酒”——他说，“行”。啤酒送来了，孟丁元也喝了一点；我希望这不会加重他的头痛。于是，我向所有人都敬了一轮酒。甜食来了，还有些泸州酒，这肯定是很有劲的威士忌；我喝满一口咽了一些下去。但酒呛得我直咳嗽，引得大家都看着我，这没关系，酒仍在传递。
参加宴会的传教士们退席了，我们余下的人随即将椅子拉近些，同时酒和甜饮料、雪茄和打趣话来回传送；然后我们又开始唱起来——确实，我是第一次唱，因为喝了酒而兴奋，我知道别人也是这样兴奋起来的，因此我不在乎唱什么，唱得怎样。我给他们唱“主人，斟满溢出的碗吧”：合唱很和谐——他们准确地加入进来——而我成功停下。然后马奎斯为我们唱了一首葡萄牙歌曲，我们全都变得愈来愈兴高采烈，这样一直到12点。这时开始唱“友谊天长地久”；我们全都站起来——像“醉汉”一样唱着、握手……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时头痛得不得了！这是不足为奇的。
想到如果在宁波有什么地方邀我去作客时，会有人要求我唱歌，我想我应该尝试写一首歌。我写了以下几列，配上“友谊天长地久”的曲调：
“朋友们，命定要在海外漫游的人都会聚于此，
我们已在天朝安定多时；
当你问为什么——我同意，为你歌唱我的朋友，
在宁波府围着筵席而坐，
在宁波府，朋友们，
在宁波府——
我们在宁波府品尝着冒到杯边的酒趣，
在宁波府，
尽管现在听到的话语，我们能了解的不多，
尽管友好地点头和紧握所伸之手的朋友不多，
尽管看不到一个漂亮姑娘，可同她卿卿我我——
但我们在宁波府这里仍然有一些欢乐……”
1850年代侨居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们还做过一件对于近代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鲜为人知，直到1998年6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才重被提起。那便是，在1853年组织“中国宁波耶稣教信辈”镌刻了一方石碑，将其捐献给正在建设中的华盛顿纪念碑。石碑高4.5英尺，宽3.5英尺，上面的碑文采用楷书镌刻，原文出自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中称赞华盛顿的段落。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石碑似是由玛高温带到美国。因为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档案中存有玛高温在1865年2月22日从华盛顿市发出的一封信，上面提到：“我已很荣幸地将一块捐赠的花岗岩石碑送到了你们那个崇高而虔敬的纪念碑处，那块石碑是在我的提议和协助之下，由在宁波的美国差会里的中方基督徒们所准备。”1884年12月，纪念碑封顶，从此也成为了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1885年，这方已经诞生32年的宁波石碑才被镶嵌在纪念碑第20级的西边墙上。克林顿称赞此碑是“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