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无常”终于被抓了。
近一年来，一段微信聊天截图，让他臭名昭著，红遍全网。他在一个微信群中炫耀，成功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一名大二女孩。为力求真实，他甚至解释了故意传播的手法，和一张女孩趴在床上的照片。
“这次不中就天理难容了。”截图对话中，他说。
正巧，彼时一段情节相似的视频亦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名年轻女性全身赤裸，只裹一身白单，瘫坐在地，歇斯底里地哭喊，质问男人为什么把艾滋传给自己。
一时间，舆论纷纷，人们除了谴责他恶意传播疾病的行为，也将同样的嫌恶，施予更多艾滋的携带者。
但半年后，直至公安机关上门，人们才发现，“动物无常”根本未曾感染艾滋，而那个被传染的女生，其实是他的女友。一切，只源于一个恶意的“玩笑”。
最终，这名21岁的无业男子，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5天。
可惜，迟来的真相，未还艾滋感染者一个公平的交待。至今，仍有数量可观的人群，无法分辨艾滋感染（HIV）与艾滋病（AIDS），他们眼中，二者一样令人嫌恶，令人胆寒。
自1985年内地首次发现艾滋感染以来30余年，虽然医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但是人们对艾滋的误解，连同莫名的恐慌与歧视，依旧非常严重。“恐艾”甚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负能量”。
“珍爱生命 远离黑鬼 预防艾滋”，纯白的A4纸中间，三行特地加粗加大的黑字，显得格外刺眼。
这则张贴于内地居民楼口的“温馨提示”，直白地“警示”女性“千万别与非洲人来往，避免艾滋病的传染，以及上当受骗，人财两空”。
而黑与白的强烈对比，亦暗含一个“巧妙”的隐喻：是黑人用艾滋病，玷污了纯洁的中国女孩。
这一说法，始于2018下半年的一篇爆款网文，文章称，“中国艾滋病病例增加，是因为取消对患病非洲学生入境限制”。这本是全球143个国家的通行做法，经自媒体和部分网络大V发酵，文中观点变得格外有鼻子有眼。
打脸来得很快。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韩孟杰列出数据辟谣称，2017年，外籍来华人员中，新报告艾滋感染者仅2154例，大多是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的外籍配偶或吸毒人员，外籍学生感染者仅100例，不足总体的1/20。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深入，入境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发现外国人的感染者也会增多。”韩孟杰同时也指出，2010年起，外籍入华感染者数量持续攀升，报告病例数8年间增长2倍多，其中留学生疫情则足足翻了近三番。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报道显示，国内最早报告的6起艾滋疫情，源头均指向海外。
1985年6月，美籍阿根廷人阿克斯刚结束西安之行，便因“肺部感染”，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病情发展很快，数小时后，他便呼吸困难，神志不清，双肺几乎布满阴影。
直到主管医生致电他在美国的家庭医生，才知道他患有艾滋病，且至少两周没吃过药了。3天后，阿克斯死了，医院烧掉了他贴身用过的被单和毛毯。
经确认，阿克斯是内地发现的第一名艾滋病人。
次年，一名来自纽约的华人厨师回乡求医时，亦被确诊艾滋，这是内地首次检测诊断出的艾滋病例。同年，4名浙江血友病患者因使用被污染的进口凝血因子，而成为内地首批染艾的中国公民。
相比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毒进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更早。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证明，早在1982年，艾滋病毒便随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传入内地，并在1983年首次感染国人。
此后，病毒扩散至各地，由于当时尚无有效疗法，作为“舶来品”的艾滋，一度与死亡相伴。截至2018年末，它已累计夺去全球3540万人性命，在内地，该数字为26.1万。
死亡阴影下，内地的感染者们仍奋力求生。
65779人，是2018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数。125万，则是迄今为止仍正常生活的感染者总数。
抗病毒药物的出现，大大抑制其体内的艾滋病毒。它们曾存在于血液、精液等体液中，通过输血、母婴、吸毒、性交等途径，将人们强扭在一起。
官方通报显示，内地艾滋病输血传播基本阻断，注射吸毒和母婴等途径的传播率均大幅下降，性传播跃居内地艾滋疫情的最主要传播途径，占比超过95%，其中近七成均为异性性传播。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研究员吴尊友分析称，异性性传播中，商业性行为是男性感染艾滋的主要途径，而女性则多由非商业性行为感染。“由于异性的人口基数太大，相关比例会继续缓慢增大。”他说。
尽管同性性传播比例不高，一次公开活动中，吴尊友仍用“吓人”来形容，理由是，“男同性恋占总人口的1%-2%，这么低的比例，但报告（同性性接触的）感染者已占20%以上。”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男男性行为者仍是艾滋感染率最高的群体，2015年，内地每100名男男性行为者中，就有8人为感染者。
且男性越年轻，通过同性性接触感染艾滋的比例越高，近七成为15-24岁的青年男性。同时，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内地大中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中，70%以上的新报告感染者均为男同。
2011年12月1日，重庆举行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中，中国居民手持气球参加宣传活动。
“学”艾之困众多艾滋感染群体中，青年学生是其中增速最快的一支，感染率8年蹿升37倍，因此备受舆论关注。
早在2017年4月，湖南长沙岳麓区大学城爆出106名大学生感染艾滋，引来一片哗然。
同年9月，广州召开的全国艾滋病学术交流会议给出的数字，更令人大跌眼镜。2017年1-6月，全国新报告艾滋感染者中，青年学生占比逼近20%，其中绝大多数均为性传播所致。
同期，北京市教委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报告学生艾滋感染者共计1244例。其中，18-22岁感染者722例，散见于全市59所高校，绝大多数为男生，且以男男同性传播为主。
对此，佑安恬园工作室负责人段义和北京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令坤并不感觉意外。二人所在的民间防艾组织，直接对接北京三家艾滋病定点治疗医院，常年为检测者和感染者提供咨询服务和心理支持。
实际工作中，他们明显感到，前来咨询检测的高校学生，的确在增多，绝大多数都是男同。他们通过网络和社群组织接触艾滋信息，主动检测意愿很高，有些人有事没事都来检测。也有不少人怕影响校园生活，顾虑很多。
王帆和男伴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男伴告诉王帆，一次无套的约炮经历让他感染艾滋。“你也去查查吧。”语毕，他向王帆提出分手。
王帆伤心之余，忐忑更多。即将本科毕业的他，已确定去日本留学，若此时被感染，他可能不得不放弃留学机会。
“到那时，我得怎么和家人、同学解释呢？就说我得了艾滋，快死了？”他不敢想下去。
王帆在网上拍下三款快检包，有测“唾液”的，也有血液的，店家很有经验，快递纸箱上根本找不到“药房”或“艾滋”字样，可他仍不敢在宿舍拆开包裹，更不敢直接检测，哪怕房间除了他，再无别人。
他只好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开了房，测了三次，都是阴性，心里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他一边感怀男友的“不杀之恩”，一边将快检盒和包装纸分次丢进马桶，放水冲走，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但王帆的同龄人们并不如此幸运，2017年，内地3077名学生被确诊感染，其中81.8%均为同性性传播所致。
段义认为，大学生刚走入社会，接触新鲜事物多，艾滋防护能力差，最突出的便是使用安全套意识不足。他发现，不少男生都认为，若被发现兜里装着安全套，十分丢人。
“男孩子都有这种想法，女孩就更是了，但发生性行为时身边不一定就有（安全套），如果社会对安全套使用和艾滋病都能理解，大家都不避讳这些，对检测和预防都有积极意义。”段义说。
他同时担心，在线交友软件的使用，或与近两年高校疫情抬升有关，还可能使艾滋病毒从高风险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
“比如有男生通过交友软件，和社会上的男士发生性关系，他同时也有女朋友，女大学生就有被感染的可能。”他举例说。
杜伟的恋情，始于Blued。
进入这个号称拥有4000万用户的同志交友平台，只需简单注册，填写身高、体重、年龄、血型和交友偏好等信息，无需任何审核，即可开始使用。随后，平台将自动共享用户地理位置，通过查看对方公开资料、相册和动态，实现交友。
但不久前，杜伟登陆Blued发现，登陆页面突然变成各式各样的防艾宣传画。有时是一条拧成心形的红丝带，上面有几个醒目的红字“防艾没有旁观者”，有时则画了一个粉色的安全套，套中两名男子爱意满满，紧紧相拥，下有“爱NO艾”字样。
以前则多为防骗提示，这一现象持续近两周，杜伟感觉前所未有。
2019年初，有内地媒体指出，国内最大男同社交软件Blued成为青少年艾滋感染新渠道，其中包括大量18岁以下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形同虚设。
报道援引“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连续十月的调研结果，其中，一些中学生称，曾在Blued上遭遇“坏人勾引”，也有男同社区人士证实，Blued存在一些未成年主播、群组和露骨闪照，还有成年人通过送礼和钱，与未成年人发生高危性行为。
虽然Blued早有规定，未成年人禁入该平台，一经发现，立即封号。但这一措辞严厉的指控发出数小时后，Blued发出公报，称将关闭注册一周，并自查整治。
同日，由于被指未成年用户群组遍布，该功能已被清空，只留下“正在优化升级，暂不提供服务”的提示。
3月整改结束，Blued推出“刷脸注册”，即通过AI人脸识别系统，对前来注册的未成年人识别过滤，认证年龄超过18岁者，方能使用，未通过验证者需提交身份证信息，确认成年后才可正常使用。
目前，每名用户主页右上角，都带有“携手抗艾”字样的红丝带标，它自动链接淡蓝公益主页，后者是一个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止领域的公益机构，同样由Blued创始人耿乐发起。
此外，如果在聊天中输入索取地址等信息，平台还将自动弹出“健康交友，预防艾滋，保护个人隐私，防范财务受损”的安全提示。
“互联网 艾滋防控”是近年来Blued的着力点，其成果不仅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公开展示，也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认可。
后者在2018年《全球艾滋病进展报告》中报道称，Blued推出在线艾滋检测预约系统“快乐检”，根据检测者地理信息，软件可自动从关联的200余个政府或民间组织的艾滋检测机构中，推荐附近多个检测站信息。
2019年初，一份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报告显示，使用Blued等手机社交软件寻找性伴的男男性接触者，易感高危行为比例较高，如更易使用新型毒品，有更多偶然性伴等。其中，过半均愿意通过APP接受艾滋防控讯息。
但目前，相比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Blued提供的防艾服务和关注程度，难说充足。一名同志社群组织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担心影响用户体验，Blued方面也有意避免过多展示艾滋相关内容。
面对媒体指责，杜伟并不服气，“又不是Blued叫青少年不要戴套，感染源头还在性教育，不关平台的事。”许多用户也认为，有必要加强未成年人性教育和自我保护意识。
但由于事关未成年人保护，亦有情绪激动的家长和老师要求，应彻底关闭这类平台。一名长期从事同志平权案的律师担心，此举反而会使艾滋病毒的传播变得更地下、更隐秘，让弱势群体更弱势。
不过，有必要指出，历年未成年人艾滋感染各项渠道中，性传播占比始终不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内地未成年感染者以3-9岁为主，超八成为母婴传播感染，输血或血制品与静脉注射毒品等其他传播，各占近一成，而性传播不足2%，且以异性性接触为主。
但这一数字已有抬头之势，值得关注。
2017年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等机构，曾对8771名青少年“网约”行为和艾滋感染风险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男、女生发生网约性行为的比例分别高达64%和36%，且多在20岁以上，但也有10%-20%的未成年男女发生网约行为，极少数低于14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据此公开表示，内地未成年艾滋感染的快速上升与不良社交网络有关，因此必须加强监测网络活动，净化网络内容，保护青少年免受腐蚀和侵害。
孔令坤也有类似看法：“不光Blued，同类软件都应敲响警钟，未成年人保护没有什么讨论余地，软件对未成年人感染必须承担监管责任。”
陈伟国确诊艾滋病时，刚好68岁。
他本想来医院瞧瞧缠绵已久的发烧和咳嗽，一开始被误诊为肺炎。医生见他打针3个月也没见起色，便做了痰液检测，这次确诊为肺结核，结核病药物副作用严重，陈伟国又要住院治疗，庞杂的检查项目中，刚好就有艾滋这项，一下就查出来了。
起初，陈伟国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小姐传上的”，他已丧偶多年，找个临时伴侣不足为奇。但疾控人员发现，每提到这个问题，他总会刻意收敛目光，不愿多谈招嫖的具体经过和场所。平时，陈伟国以渔网加工为生，每日收入仅30元，一向省吃俭用的他，能负担得起“找小姐”钱么？
一再追问下，陈伟国才承认，自己其实是同性恋，有时会去当地一家同志浴室排解寂寞。以前，他总嫌麻烦，不愿使用安全套，现在想想，艾滋感染可能就源于此。
比起玩转网络的年轻人，中老人接触艾滋的途径更显传统。尽管对公众而言，老人染艾，多少有些为老不尊的味道，但这一情况早现端倪。
早在2011年，原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报告对此已有警示。报告显示，2000-2011年，内地50-64岁及65岁及以上新发老年艾滋感染者数，占全年总报告数的比例，分别增加了7.5倍和20倍。
2018年末，中国疾控中心公布全国艾滋感染最新数据中，2017年，内地老年人艾滋感染数字已有19815例，短短5年内便上涨2.3倍，其中，60岁以上男性感染者增幅明显。
老年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主任孙丽君对此深有体会。
目前，该院8000余名定期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感染者中，753人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其中近九成均为男性，6人超过80岁。
告知感染状况是孙丽君的工作内容之一，她眼见有的老人情绪瞬间崩溃，也有人平静接受，沉默着离开。
她仍记得自己接诊过的一名保姆，50多岁，得知初筛结果为阳性后，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告诉孙丽君还有三名老人可能也感染了。
他们是她的服务对象。平时，她不仅要给老人买菜、做饭、做家务，还要负责陪他们“睡觉”。随后，三名老人相继来院检查，其中一人确认感染。
不过，由于确诊前他们并不清楚何时染病，究竟是谁传染的谁，所以源头也无据可查。
“老年人有生理需求，又不好意思开口，无处释放，就会找这些不安全的渠道解决。”孙丽君认为，由于老年人的性需求被长期忽视，难以得到满足，就有可能通过高危场所、广场舞或家政服务结识性伴。
“长期以来，艾滋病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15-49岁的性活跃人群，老年人群的艾滋防控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姜树林称。
他曾对2011-2015年，朝阳区报告的211例老年艾滋感染者分析发现，无论新发病例数还是占总病例数的比例，老年群体均有快速上升。2013年后，每年至少确诊1名80岁以上的高龄感染者，年纪最长的，83岁。
绝大多数老人均由性接触感染，同性和异性性接触各占一半。但同多数感染者一样，极少有人能弄清，艾滋是何时上身的。
被检出艾滋，往往也仅出于偶然。手术前验血，或者在看其他疾病或性病时被诊断出的老人，足有六成，还有1/8是在参加调研活动时被确诊的。由于确诊时间晚，老年感染者发展为艾滋病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各年龄段。
数据还显示，广东、湖北、江苏、江西、云南、浙江等地亦有相同趋势，且老年感染者占比远高于北京朝阳。
姜树林据此判断，艾滋病毒向老人蔓延，已是内地艾滋病流行的新动向，针对老人开展防艾宣教及干预工作，势在必行。
他建议，一方面要设法丰富老人的业余生活，对其性需求进行适当引导，同时，有必要开发易于老人理解和接受的宣教办法，引起他们对艾滋病的充分重视。此外，由于部分老年人可能在50岁前就感染了艾滋病毒，针对青壮年人群的防艾宣传也不可放松。
多年来，艾滋感染者恶意传染数十名无辜群众，或在公共场所拿针头扎人的谣言，仍在自媒体上广为流传。
“这绝对是一些谣传，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当‘记者’的。”段义十分气愤，他曾做过许多匿名问卷，发现感染者有传播疾病念头的，不足千分之一，但实际化为行动的，纯属个例。
“为什么有想法没去做（恶意传播）？许多人都觉得感染上了（艾滋）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他们不想让那些无辜的人再经历这些。”段义说。
显然，让整个感染者群体为个别人“背锅”，实属不公，但要求严惩的声音，一直未停。
2019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建议，在《刑法》第三百六十条增加故意传播艾滋病罪，即“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但隐瞒真实情况，在与性伴侣发生关系前不告知对方，导致对方感染艾滋病的，以本罪论，传染三人以上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艾滋病和梅毒等性传播疾病都是乙类传染病，《刑法》对恶意传播上述疾病早有规定，让艾滋单独入刑，纯属歧视。”孔令坤认为，这显示出提案方并不了解最先进的治疗知识。
目前，《刑法》相关条款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艾滋病可作为“其他严重性病”的一项，据此法处理。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导致他人感染艾滋的，应认定为致人重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可处3-10年有期徒刑。
但在现实工作中，界定有无艾滋、是否卖淫嫖娼易，恶意传播很难。
孔令坤介绍说，现有技术很难像亲子鉴定般，证实艾滋病毒是由A传给了B，仅能怀疑二者高度相似，或毫无关系，且无法排除疾病是从病毒株同样相似的第三人传播来的可能。继而如何清点受害人数，确证出于主观恶意，都存在技术困难。
“感染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更多需要社会关爱，和更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支持与服务，以及零歧视环境，而不是这么让人心寒地贴上标签，被社会隔离。”他认为，不应把艾滋病防护的责任和问题，简单粗暴地推卸给感染者。
200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建议，现有针对艾滋感染的歧视性法律应被废止。否则会加剧歧视，阻碍重点人群获得医疗服务。
此后，艾滋病去罪化的概念开始在全球传播。
4年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更在“奥斯陆宣言”中倡导，比起刑法在极少数恶意传播案例中起到的有限作用，更愿意看到感染者从确诊那一刻开始，就能获得支持和权利保障，从而防止极少数极端案例发生。
2018年初，美国加州通过的一项新法案就吸收了这一理念：艾滋感染者故意隐瞒病情，致他人感染时，将从8年重罪，改为6个月轻刑。法案认为，艾滋病可经药物治疗减少传播概率，且不再轻易致死，该病应与其他疾病平等，加州法律不该以重罪歧视和伤害艾滋感染者。
孔令坤想起，刚上初中时，一次偶然机会，他从书店买了本国外记者报道全球艾滋病疫情的图书，带到学校看。这本书很快经同学举报，被老师没收。由此，成绩优异的他被定性为“品行不端的学生”，失去了第一批入团的机会。
20余年后的今天，人们正逐渐摆脱“谈艾色变”的阴影，但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与歧视，却未曾断绝。
对艾滋的无知和一知半解，既带来恐慌，也催生出数量庞大的恐艾群体，“恐友”是他们的代称。
有数据估计，内地“恐友”多达80万-100万，部分属有重度抑郁、精神分裂倾向的重症患者。如算上有恐艾倾向的群体，规模可达千万级。
医学上，他们被定义为艾滋病恐惧症，简称恐艾症。这是一种怀疑或强烈恐惧自己感染艾滋，并伴随焦虑、抑郁、强迫、疑病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理障碍。
百度“恐艾吧”是内地最大的恐艾群体社区，关注人数逼近10万人，累计发帖量超过1300万条。
即便深夜，每分钟仍有数人分享可能被传染艾滋的恐慌。但再专业的从业人员和检测结果，也无法彻底打消顾虑，当他们打开网页，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中，总能发掘新的疑点，越检索越恐惧，越恐惧越检索，反复折磨，不得解脱。
“恐艾”的理由五花八门，除各式高危性行为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荒诞缘由，水源、卫生纸、漱口水、医用棉球、公共厕所、医院门把手，都能引发恐艾，更有甚者，怀疑艾滋血检包自带的采血针，也遭病毒污染。
很多时候，恐艾情绪会衍生歧视与污名化。
广东一家民间艾滋干预机构的负责人杨豆豆仍记得，机构最初搬入住宅小区办公不久，便有人写了封措辞严厉的匿名信，塞进每名住户的信箱，指责该机构聚众淫乱，传播艾滋，呼吁小区居民联合抵制，让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出面取缔。
“艾滋就在身边”的消息和“会否传染我”的焦虑一起，很快在人群中传递，升级。
杨豆豆只好请当地疾控中心的医生出面，对小区工作人员科普艾滋常识，这才消除顾虑，渡过难关。
医护人员对感染者的偏见，也不鲜见。
段义回忆，一名感染者得了眼疾，需回老家某省会城市做手术。由于当地传染病定点医院缺乏眼科手术能力，他只好前往一家眼科医院咨询。
起初，导医台的护士极为热情，不断介绍称该院医术佳、设备好，可当她听说眼前人是艾滋感染者后，吓得连连后退。“你得了这个病，来我们医院挺不好的”，她最终拒绝了对方就诊的要求。
更严重的案例发生在山西太原。
去年，几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同志浴室免费发放安全套，并提供艾滋快检服务，却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聚众淫乱为由抓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作为正面宣传的典型案例，公布在官方网站中。
随着几家民间防艾组织的介入，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
孔令坤时常琢磨，为什么20多年艾滋误解始终存在，社会歧视难以消除？对性的遮掩和对病的无知，要各占一半。
他仍记得，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包括他在内的多家防艾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接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克强接见。
作为最后一个发言者，他说，无知带来恐惧感，但还有很多恐怖的旧的信息充斥网络，应当从官方层面推动更新艾滋防治的相关信息，给艾滋感染者一些希望。
这样的建议放在今天，仍不算晚。
不久前，内地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一名缉毒警察抓捕涉嫌贩毒人员时，被擦伤的伤口接触了嫌疑人唾液，由于后者患有艾滋病，他在医生建议下开始服用阻断药物。另一名警察手部被刺伤，由于“对自己身体比较自信”，他没有阻断。
实际上，由于只有不足5%的感染者能在唾液中查出病毒，且含量不足以引起传播，阻断并无必要。
“中国需要真正的友善环境，把零歧视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孔令坤期待，公众能重新审视以前的价值观，改变对感染者的评判，从而推动舆论环境由指责变为爱与支持。
（为保护隐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2013年10月16日，云南个旧工人村84栋内，一名毒龄20年的瘾君子在楼梯间里注射毒品。很多因注射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安全防范意识，而是很多时候没钱买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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