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社会的安定，又为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加之宋、元以来，已有人掀起过考订古书的学风，所以，清初以来，即有人注意过考证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就非常谨严扎实，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稍晚一点的阎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5-1714），更发扬了疑古、考证的精神。阎若璩写的《古文尚书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有人曾经记录阎若璩的治学情形，说他辨核一事，至检数书相证，反复研究，“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说他的爱读书，有如酷暑之慕清凉；细推敲，有如缝纫之于丝履；严区别，有如老农之于黍稷。至于其用力的程度，虽壮夫骏马，日驰数百里，比不上他的勤苦；至于他的持论，即使老吏断狱，具两造、当五刑，也不足喻其严。然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文字狱的摧残，却使他们的治学目的，开始从“经世”转入“避世”，从要求改革转入“为考据而考据”了。而到了乾隆以后，这种认真整理、考订、搜辑古籍的学风，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大学派——“乾嘉学派”。
这个学派对于每一问题，都要弄清原委，很推崇汉儒（尤其是东汉的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所以，又称“汉学”。他们的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也被称为“朴学”。又因为这个学派盛于乾隆、嘉庆时期，于是，人们就常称之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创始于惠栋，发展于戴震，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它以经学为根底，及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粗分之，可分为经学、史学和文学三大方面。
乾嘉学派的学者，大抵是一些不很热衷于官场生意的考据学家。他们扎扎实实整理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书389种、2700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疏证与校勘了古籍的字、句。他们把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宋末年的王应麟（作过《词学指南》）、明末和尚陈第（作过《毛诗古音考》）跟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不仅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而且校勘了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他们还搜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仅被《四库馆》辑出的经、史、子、集，就有375种，4926卷；而黄奭收集在《汉学丛书》中的，也有216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竟收集了29家、630种！
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归纳的方法，对我国的古籍，可说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更有利的条件。他们考证的方法，梁启超曾打过比方：“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喷甘蔗，愈喷而愈有味。”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乾嘉学派中有吴派和皖派的区分。江苏吴县有个叫惠栋的人，是吴派的头头，虽然好博尊闻，但却一味好古、一味崇古。章学诚把这一派比作吃桑叶不吐丝的蚕，梁启超也说他们是“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他们确是颇有点非古不足为训的味道。
惠栋（1697-1757），苏州元和人，家学底子很深，曾祖有声、祖父周惕、父亲士奇，都是知名于时的学者。祖号“老红豆先生”，父号“红豆先生”，惠栋本人也号“小红豆先生”。父亲对许多古书都能背诵得不差一字，这当然给惠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自幼很爱古书、爱买古书，还常借了古书来读。他在门上写了副对联：“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他考证《易》、考证《古文尚书》，推崇汉儒，开了汉学尊古的头。他的《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都极力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他的学生江声，甚至不写楷字，书信往来也统统用篆字，写得天书符篆一般，又作了《尚书集注音疏》等，博引旁征，说明汉儒的正确。他的另一个学生余肖客，对汉学也孜孜不倦，读书读得左眼都瞎了，人称“盲先生”，可还是五年奋笔，杜绝交游，博注校刊，写出了有名的《古经解钩沉》（30卷）等。王鸣盛也听过惠栋的课，24岁到58岁这30多年，废寝忘食，也写了《尚书后案》30卷来发挥郑玄的学说，后来，眼睛也曾一度累瞎。
皖派的领袖是安徽休宁的戴震。戴震可以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进步思想的主流。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青年时期还一度经过商。他十岁才会说话，可是从小很善于思考。一天，私塾老师给他讲《大学》，他问：“怎么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由门人记述的呢？”塾师答道：“这是先儒朱子在注释中讲的。”他又问：“朱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塾师答道：“南宋人。”他还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呢?”答曰：“东周人。”他进一步追问：“周至宋，多少年呢?”答：“差不多两千年了。”他接着更问：“那么朱子何以知其然呢?”塾师无言以对了，但却非常喜欢他，见他每字必求其义，还送他一本《说文》。他于是苦钻三年，精通了经义，还学了不少天文、历算的知识。他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对反切、韵书、四声等音韵学有专门的研究。但真正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却是《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的哲学思想比较唯物。他认为所谓天道，不过是客观的“阴阳五行”而已，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举其实体、实物，而道自见”，离开肉体（“血、气”），就得不到精神（“心知”）。而阴阳五行，又在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着，有规律、可认识。因此，反映到汉学研究土，他就比惠栋等人高明得多。他说：汉儒也有附会之处，需要甄别是非、实事求是，不能偏重一家之言，学贵精专、学贵能“化”（融会贯通）、学贵创造，不能抱残守缺、支离破碎，学者要“去私”（除却偏见）、“解蔽”（扩大视野）。有人比喻戴震治汉学，好像“老吏折狱”，案子断得公平。
戴震不“为学问而学问”，他敢于拿他的哲学思想联系社会实际。他公开承认人有情、欲，而且认为“无欲则无为”，主张“圣人”治天下，一定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严厉谴责封建礼教的杀人。他说：尊者、长者、贵者无论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合理；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被认为不合理。因此，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他于是指控：“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曾去怜悯过？这就是宋儒读理的祸害！”他于是高呼：“理”，应该是“人情”，多数人的人情；个人的意见，不是公理！可惜，对戴震这种在当时难得的先进思想，只有后来的焦循敢再发挥，别人都像空谷回声，还有不少人进行了攻击！
戴震在治学上，主张切实弄清问题。他长于小学、天算，功在校勘，他贵精不贵博。而且，他提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因此，学者既应不靠抨击前人自我表现，也应不靠依附古人得到个人的好处。他的这种一心求真的精神，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这样做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探求古经真意上，使人真是“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校勘了古书18种，和他的另一著作《广雅疏证》，都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
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成就比吴派大。这个学派中，还有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学，都很精湛；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招的《群书拾补》，也是第一流的佳作。
然而，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在盛世清朝的文禁森严的形势下，却使学术越来越脱离了现实生活，在社会上也造成了许多穿凿性理、故为艰深的风气。不少士子文人，竟因此还闹出了许多笑话。乾隆时期，进士蒋士铨讲学扬州，生员汪中问他：“‘女子之嫁，母送之门’的门，是什么门呢?”他只好说：“姑待查考吧！”汪中于是挖苦说：“查考就用不着你先生主讲啦！”汪中对那些钻牛角尖的学者还故意以恶作剧来讽辱。一天，他跑到河边捡了一块烂石头，煞有介事地交给了阮元，阮元误认为是古董，给了他一千两银子，不久，他引阮元到河边，指着河床说：那石头是从这里捡到的，这里“古石”有的是！阮元还从别人手里高价买了一尊“铛”，认为是秦汉之物，在宴请客人时故意拿来盛鸭，客人也纷纷抚摸赏鉴。不料方欢未艾，这古铛竟“砰”地一声瓦解了，鸭汤于是也横流倒卷在桌上：原来这古铛也是假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侍郎钱载奉旨祭尧陵，回奏时竟考证尧陵不在濮州，应在平阳，奏折长达27扣；四十五年（1780年）到江南主考，又三场都考古代的骈体文。于是，京城里的人就编了一副对联挖苦道：“三篇四六文章，欲于千百人中大变时文之体；一折二十七扣，直从五千年后上追古帝之陵。”乾嘉时还有个秦小观，将干裂的饼纹拓寄舅舅孙渊如，说是从一块断砖上拓下的。舅舅得此，立即旁征博引地考证了一帙文章寄回求砖，小观这才说“砖”被耗子吃了，使舅父大人顿时清醒过来。
这些说明：乾嘉学派中的信古、崇古，一字也考证千言、数千言的烦琐学风，就连时人、亲人也不称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重学轻行，考证来考证去，甚至连自己也考证得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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