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社会的安定,又为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加之宋、元以来,已有人掀起过考订古书的学风,所以,清初以来,即有人注意过考证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就非常谨严扎实,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稍晚一点的阎若璩(1636-1704)和胡渭(1635-1714),更发扬了疑古、考证的精神。阎若璩写的《古文尚书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有人曾经记录阎若璩的治学情形,说他辨核一事,至检数书相证,反复研究,“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说他的爱读书,有如酷暑之慕清凉;细推敲,有如缝纫之于丝履;严区别,有如老农之于黍稷。至于其用力的程度,虽壮夫骏马,日驰数百里,比不上他的勤苦;至于他的持论,即使老吏断狱,具两造、当五刑,也不足喻其严。然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文字狱的摧残,却使他们的治学目的,开始从“经世”转入“避世”,从要求改革转入“为考据而考据”了。而到了乾隆以后,这种认真整理、考订、搜辑古籍的学风,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大学派——“乾嘉学派”。

这个学派对于每一问题,都要弄清原委,很推崇汉儒(尤其是东汉的许慎、郑玄)的治学作风,所以,又称“汉学”。他们的学风,崇尚朴实,反对虚浮,因此,也被称为“朴学”。又因为这个学派盛于乾隆、嘉庆时期,于是,人们就常称之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创始于惠栋,发展于戴震,知名的学者共有60多人。它以经学为根底,及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之学,粗分之,可分为经学、史学和文学三大方面。

乾嘉学派的学者,大抵是一些不很热衷于官场生意的考据学家。他们扎扎实实整理了《易》、《书》、《诗》、《礼》、《春秋》等经书389种、2700多卷,还鉴别了一些古书的真伪,疏证与校勘了古籍的字、句。他们把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南宋末年的王应麟(作过《词学指南》)、明末和尚陈第(作过《毛诗古音考》)跟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不仅校勘了秦、汉以前的诸子著作,而且校勘了西汉以后的许多要籍。他们还搜集了很多散失佚亡的书,仅被《四库馆》辑出的经、史、子、集,就有375种,4926卷;而黄奭收集在《汉学丛书》中的,也有216种;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竟收集了29家、630种!

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归纳的方法,对我国的古籍,可说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更有利的条件。他们考证的方法,梁启超曾打过比方:“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喷甘蔗,愈喷而愈有味。”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看 有一类人过分考据古学达到废寝忘食地步(1)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乾嘉学派中有吴派和皖派的区分。江苏吴县有个叫惠栋的人,是吴派的头头,虽然好博尊闻,但却一味好古、一味崇古。章学诚把这一派比作吃桑叶不吐丝的蚕,梁启超也说他们是“必古皆真,凡汉皆好”。他们确是颇有点非古不足为训的味道。

惠栋(1697-1757),苏州元和人,家学底子很深,曾祖有声、祖父周惕、父亲士奇,都是知名于时的学者。祖号“老红豆先生”,父号“红豆先生”,惠栋本人也号“小红豆先生”。父亲对许多古书都能背诵得不差一字,这当然给惠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自幼很爱古书、爱买古书,还常借了古书来读。他在门上写了副对联:“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他考证《易》、考证《古文尚书》,推崇汉儒,开了汉学尊古的头。他的《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都极力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他的学生江声,甚至不写楷字,书信往来也统统用篆字,写得天书符篆一般,又作了《尚书集注音疏》等,博引旁征,说明汉儒的正确。他的另一个学生余肖客,对汉学也孜孜不倦,读书读得左眼都瞎了,人称“盲先生”,可还是五年奋笔,杜绝交游,博注校刊,写出了有名的《古经解钩沉》(30卷)等。王鸣盛也听过惠栋的课,24岁到58岁这30多年,废寝忘食,也写了《尚书后案》30卷来发挥郑玄的学说,后来,眼睛也曾一度累瞎。

皖派的领袖是安徽休宁的戴震。戴震可以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进步思想的主流。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青年时期还一度经过商。他十岁才会说话,可是从小很善于思考。一天,私塾老师给他讲《大学》,他问:“怎么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由门人记述的呢?”塾师答道:“这是先儒朱子在注释中讲的。”他又问:“朱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塾师答道:“南宋人。”他还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呢?”答曰:“东周人。”他进一步追问:“周至宋,多少年呢?”答:“差不多两千年了。”他接着更问:“那么朱子何以知其然呢?”塾师无言以对了,但却非常喜欢他,见他每字必求其义,还送他一本《说文》。他于是苦钻三年,精通了经义,还学了不少天文、历算的知识。他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对反切、韵书、四声等音韵学有专门的研究。但真正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却是《孟子字义疏证》。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看 有一类人过分考据古学达到废寝忘食地步(2)

戴震的哲学思想比较唯物。他认为所谓天道,不过是客观的“阴阳五行”而已,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举其实体、实物,而道自见”,离开肉体(“血、气”),就得不到精神(“心知”)。而阴阳五行,又在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着,有规律、可认识。因此,反映到汉学研究土,他就比惠栋等人高明得多。他说:汉儒也有附会之处,需要甄别是非、实事求是,不能偏重一家之言,学贵精专、学贵能“化”(融会贯通)、学贵创造,不能抱残守缺、支离破碎,学者要“去私”(除却偏见)、“解蔽”(扩大视野)。有人比喻戴震治汉学,好像“老吏折狱”,案子断得公平。

戴震不“为学问而学问”,他敢于拿他的哲学思想联系社会实际。他公开承认人有情、欲,而且认为“无欲则无为”,主张“圣人”治天下,一定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严厉谴责封建礼教的杀人。他说:尊者、长者、贵者无论那个理是否合理,总认为合理;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就是合理也被认为不合理。因此,下面的人都成了罪人!他于是指控:“被法律杀死的罪人,还有人怜悯;被理杀死的罪人,谁曾去怜悯过?这就是宋儒读理的祸害!”他于是高呼:“理”,应该是“人情”,多数人的人情;个人的意见,不是公理!可惜,对戴震这种在当时难得的先进思想,只有后来的焦循敢再发挥,别人都像空谷回声,还有不少人进行了攻击!

戴震在治学上,主张切实弄清问题。他长于小学、天算,功在校勘,他贵精不贵博。而且,他提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因此,学者既应不靠抨击前人自我表现,也应不靠依附古人得到个人的好处。他的这种一心求真的精神,影响很大。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这样做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探求古经真意上,使人真是“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校勘了古书18种,和他的另一著作《广雅疏证》,都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之作。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看 有一类人过分考据古学达到废寝忘食地步(3)

乾嘉学派中,皖派的成就比吴派大。这个学派中,还有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学,都很精湛;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招的《群书拾补》,也是第一流的佳作。

然而,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在盛世清朝的文禁森严的形势下,却使学术越来越脱离了现实生活,在社会上也造成了许多穿凿性理、故为艰深的风气。不少士子文人,竟因此还闹出了许多笑话。乾隆时期,进士蒋士铨讲学扬州,生员汪中问他:“‘女子之嫁,母送之门’的门,是什么门呢?”他只好说:“姑待查考吧!”汪中于是挖苦说:“查考就用不着你先生主讲啦!”汪中对那些钻牛角尖的学者还故意以恶作剧来讽辱。一天,他跑到河边捡了一块烂石头,煞有介事地交给了阮元,阮元误认为是古董,给了他一千两银子,不久,他引阮元到河边,指着河床说:那石头是从这里捡到的,这里“古石”有的是!阮元还从别人手里高价买了一尊“铛”,认为是秦汉之物,在宴请客人时故意拿来盛鸭,客人也纷纷抚摸赏鉴。不料方欢未艾,这古铛竟“砰”地一声瓦解了,鸭汤于是也横流倒卷在桌上:原来这古铛也是假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侍郎钱载奉旨祭尧陵,回奏时竟考证尧陵不在濮州,应在平阳,奏折长达27扣;四十五年(1780年)到江南主考,又三场都考古代的骈体文。于是,京城里的人就编了一副对联挖苦道:“三篇四六文章,欲于千百人中大变时文之体;一折二十七扣,直从五千年后上追古帝之陵。”乾嘉时还有个秦小观,将干裂的饼纹拓寄舅舅孙渊如,说是从一块断砖上拓下的。舅舅得此,立即旁征博引地考证了一帙文章寄回求砖,小观这才说“砖”被耗子吃了,使舅父大人顿时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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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乾嘉学派中的信古、崇古,一字也考证千言、数千言的烦琐学风,就连时人、亲人也不称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重学轻行,考证来考证去,甚至连自己也考证得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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