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每个朝代往往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杂剧，清小说。
杂剧作为元明之际流行的一种文学创作题材，典型的反映着当时文人士子们的精神面貌。翻看现在流传的元代杂剧，就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明代文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明朝初期，杂剧创作的主题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神仙志怪”的潮流，反映出作者们“度脱慕道”的创作心态。而到了明代中晚期，杂剧创作的主题却演变为“颂情”为主，趋向现实，往往体现出文人“激愤不平”的心态。
那么促使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所谓“度脱慕道”和“激愤不平”，又是如何体现的？
一、明代早期，高压的文化政策促使杂剧创作中，文人们流露出“度脱慕道”的创作心态公元1368年，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了元朝暴政，建立大一统的大明王朝。按理说在元朝颇受打压的文人士子们，应该是迎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
朱元璋
但实际上，随着“宰相胡惟庸案”的爆发，大量文人被牵连致死，其后没多久又是靖难之役，朱棣为了稳固统治，对忠于建文帝的文人士大夫们残酷相待，尤其是方孝孺被诛十族而死，更是让文人士大夫们从幻想之中清醒过来。
明朝之前，中原上一个汉人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是温和的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无限拔高。原本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眼看着明朝建立，以为是另一个大宋来临，幸福的生活触手可及。
可随着明初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让明代文人们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朱家的皇帝，那是要杀人的！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帝威权无限被拔高，文人士子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备受挫折，就连文艺作品的创作上，也因为高压的文化政策，不得不小心翼翼。
《大明律》中，对于杂剧写什么，不让写什么，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 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后世人们总是认为是清朝的特产，实际上正是在明代开端，可见当时文化政策上的严苛。
杂剧花鸟册
这种高压严苛的文化政策，反映到元杂剧的创作中来，就表现为杂剧主题的“神仙化”，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上的“度脱慕道。”
所谓“度脱慕道”，就是指杂剧创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于现实中高压的政治生态的畏惧，和对于虚无缥缈的仙道的向往。说白了，就是现实生活太可怕，想要寻求一个精神上世外桃源的心态。
二、明代中后期，随着文化政策的逐渐宽松，和朝堂上宦官当权的现状，文人们杂剧创作的心态，逐渐走向激愤不平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创作上的“畏祸”心态，却逐渐发生演变，被“激愤不平”的现实主义所代替。
从根结上看，这当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文化政策逐渐没有那么高压导致的。但这种文化政策上的开明，却不是皇帝本身意愿导致的，而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
朱棣以后，明朝政治架构已经基本完成，后代皇帝也没有了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威望，在国内不足以震慑群臣。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以后，皇帝威望被大大的降低，而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的力量，却逐渐加强。
在这样的强弱变化里，文化方面的高压政策逐渐被扭转，杂剧的创作中，文人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颂情”主题在杂剧创作中的增加。所谓“颂情”，就是歌颂人们追求爱情，亲情，友情等行为的杂居创作。
花木兰
比如明朝大才子徐渭写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就通过花木兰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一个离经叛道，却又孝敬父母的女英雄形象。
“万山中活捉个猢狲伴。一辔头平踹了狐狸堑。到门庭才显出女多娇，坐鞍轿谁不道英雄汉。”
这段关于花木兰的记载，在讲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明代，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典型。
不同于现代，古代封建礼教的高压下，各种情感，尤其是爱情，实际上都是被打压的对象。所谓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压制人的情感属性。文人们对于爱情的歌颂，无疑是对理学思想的一种反抗。
朱熹
而这种反抗，就是杂剧创作中文人心态从度脱慕道转向激愤不平的体现。现代人常说一句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肯定是因为不平，而文人士子们表现自己不平的方式，就是在杂剧创作中故意歌颂当时世道所排斥的文化，感情。
三、黑暗的政治现实，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是明朝中后期文人们杂剧创作心态转向激愤不平的主要原因那么从追求神仙只怪的虚无主义，到激愤不平的现实主义，明代前后期杂剧创作上文人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思想领域的新开拓有直接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因为以文官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的力量增强，皇权逐渐被侵蚀，于是自嘉靖朝以后，皇帝为了对抗官僚集团，大肆启用太监厂卫等特务手段，一大批官员被贬官开革，不得不回归乡里。
明代锦衣卫
这些人也是杂剧创作的主要作者，他们将政治上的不愤转化到杂剧创作中内，往往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对当政者的不愤。
另一方面，在思想领域。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稳固统治，让百姓各安所命。试图建立完整的封建伦理纲常，因此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并以八股取士为手段，限制思想领域的发展。
然而明代中后期正处于世界剧烈变革时期，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随着商贸活动带来的西方思想的传播，促使思想领域也逐渐发生变革，最典型的就是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心学迅速在南方传播。
而南方又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心学在南方的广为流传，也就促使“知行合一”的理念逐渐在文人士大夫之间迅速传播。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因为儒家向来是积极入世的思想，如果想要将这思想用行动体现出来，则势必要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强调士人对于国家要有主人公心态。
换句话说，随着皇帝威权减弱，又任用宦官奸臣对抗文官势力，在朝野的中下层之间，文人心态已经悄无声息的发生了转变。
王阳明
如果说明代初期，虽然文化政策上高压，但对于老百姓和底层士子们而言，政治生态还算清明的话，那么明朝中后期开始，随着宦官当政，严嵩等谗臣把持政权，国家政治生活上的主要矛盾，已经从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奸臣与忠臣之间的矛盾。
对于皇帝，也许在厂卫的威胁下，这些文人士子还不敢太过放肆，但对于那些幸进的官员，显然他们不会畏惧。所以说，这种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文人在杂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激愤不平的心态，除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之外，还颇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怪味在里头。
家国本就是一体，对于文人来说尤其如此。一方面从个人角度出发，寒窗十年苦读，功成名就的唯一道路就是当官，偏偏官员位置们都被那些奸臣把持。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眼看着大明朝统治日落西山，小小的倭寇都能横行海上，这些在心学熏陶下，奉行知行合一的文人们，深感无力，又没办法或者没机会去改变这种现状，只能将一腔热血，全部倾注在文艺创作中来，由此在杂剧的创作心态上，形成前后巨大的转变。
四、结语明代前期，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奉行高压的文化政策，动辄抄家灭族，文人士大夫们都在战战兢兢地活着，自然在杂剧创作上也不敢放肆，除了寄托神仙志怪以外，也难免流露出对于现实生活的恐惧，和对于虚无理想国的追求。
而明朝中后期以后，随着皇权的逐渐衰弱，朱元璋试图建立起来的牢固的封建伦理关系，也被心学所打破。官僚体系力量的加强，使得他们能够庇护那些同为文人士大夫的杂剧创作者，而心学的兴盛又促使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文人们心中发芽。
偏偏这个时候皇帝为了对抗官僚体系，重用奸臣宦官，促使一大部分满怀抱负的文人没有办法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心态累积下来，就逐渐形成了杂剧创作中“激愤不平”的心态。
参考文献：
《明史》
《大明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