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明接受采访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张卓）：何大明老师是在阿尔巴尼亚留学时就有一个梦想，成为阿尔巴尼亚语播音员。因为这个梦想，她挥别父母来到北京，从事阿尔巴尼亚语广播的工作，也因为这个梦想她与阿语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何大明老师，您好！您是从上海调到国际台阿尔巴尼语部工作的，当时是包括您在内的阿语干部是怎么被调来工作的呢？具体情况请您介绍一下吧。
何大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发展红火。45年前，1969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应阿方要求办对阿广播，与阿方确定开始筹办对阿广播。于是就有了一份1969年中央4号红头文件，从中央各部口抽调阿尔巴尼亚语干部来办对阿广播，到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阿尔巴尼亚语组。
阿尔巴尼亚语组的组建人员来自外交部（蔡祖淼、扬爱珠）、对外文委（郑重序）、中国社科院学部（郭民）、对外经贸部（孙万湖）、第一机械工业部（翟淮鲁、张大奎、刘洪芝、何大明）、中联部（侯玉萍）。阿尔巴尼亚方面派来两位专家克里斯塔奇·泰奈切吉乌和夫人瓦西里卡。
阿语组加上专家共十二人。如果算上俄语组派来的编辑范信龙， 共十三位。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北京电台（Ｊｕ ｆｌｅｔ Ｐｅｋｉｎｉ），今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Ｊｕ ｆｌｅｔ Ｒａｄｉｏ ｅ Ｊａｓｈｔｍｅ ｅ Ｋｉｎｅｓ）的阿尔巴尼亚语节目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和关怀下正式开播。开始曲是“东方红。（这些情况可见我台二楼台史展示大厅南边门口展柜和语言部的广播节目单。）
我们组建人员由于各种原因于1969年先后报到。我当时在一机部上海工具厂援外办公室工作，与翟张刘等一起培训阿尔巴尼亚工程人员（科尔察工具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翟张刘已先于我陆续到北京报到了。我得到调令后，因办了些个人的事情、回家探亲等等，报到时已经开播。 在开播前报到的同志为开播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记者：您被通知调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了，您心情怎样？
何大明：我得到调令后心情很复杂。因为在上海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加上上海离南京近，想到父母年纪已大，尤其我父亲由于想念在外留学的我中风瘫痪在床变成植物人，心情很是难过，很想留在家乡附近，能经常回家看望和照顾养育我的父母。但是想到北京的对阿尔巴尼亚的广播，又十分激动，这是中央的指示，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召唤。我能学会祖国培养我的阿尔巴尼亚语后，而不为祖国服务吗？！何况我在阿尔巴尼亚留学期间就立志当一名阿文播音员！用自己的声音传递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这是我的梦想！这里强调一下我的志向是如何立下的。
在阿留学期间，一次上课，扎娜（Ｚａｎａ）老师让我朗读一篇儿童故事。我用所学的标准阿语的语音和语调模仿小朋友的声音有声有色地表达了一番，当场就得到扎娜老师的称赞，说道：“好极了！大明，好口才！你将来一定可以当一名出色的阿语演员或播音员！”就是扎娜老师的这句话激励了我志向的树立！我想：当个演员不太可能，当个播音员倒是挺不错的。那时志向就是年轻时的梦想，可是我并不知道如何能实现，懵懵懂懂地，只知埋头学习。到了1969年“天赐良机”，组织召唤我奔赴北京加入国际广播人的行列！我在处理完一切个人事物后，坚定地到阿语组办公室报到。领导让我尽快开始工作，第二天我就上班啦，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录音，与克里斯塔奇专家一起录了对阿尔巴尼亚广播的新闻，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与重用！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熔入了中国国际广播人的队伍，开始热爱这个对阿尔巴尼亚的广播事业，并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从那时起直至退休，我几乎没有用过探亲假和年假回家探望父母（除了1972年回家生小孩和1983年父亲去世），并不是我不想家，而是由于工作繁忙，加上我当了18年的阿语部主任（其中三年副主任），要让大家先回家探亲，一年推一年，我的愿望就......40多年无怨无悔坚守在这我认为是神圣而平凡的，但又十分艰辛繁忙的工作岗位上，直至2012年底返聘止！
记者：开播初期，阿尔巴尼亚语广播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大明：我们这批留学生只在阿尔巴尼亚学习了两年七个月，因为“文革”的冲击，中央要求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运动，所以我们64届留学生就提早结业了，因此掌握的阿语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自从到“国际台阿语组”工作后，遇到了我们的好老师与好朋友克里斯塔奇、瓦西里卡专家夫妇。他俩是我在地拉那大学留学时的学长与朋友。瓦西里卡在女生宿舍与我住对门，与她交往较多，她当时的男朋友就是帅气绅士的克里斯塔奇，他常到女生院子门口会女友，我也因此认识他了。真好幸运啊！现我们在北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我能得到专家亲自指导培养。他俩努力勤奋工作态度深深地打动影响了我，他俩言传身教使我的阿语水平迅速提高，以适应国际广播的高要求。当然我自己为实现当一名“优秀合格的播音员”的努力也是坚持不懈的。每天练发声，练发音，练呼吸，练口齿，练打字，练翻译，练播音，练......头几年每天24小时安排得满满的，个人时间几乎没有，除了到食堂吃饭外，在宿舍睡觉外，全部时间都在办公室度过。
还有我们当时是半小时节目，编辑范信龙根据新闻的需要，常常把两个半小时的短波节目打通，变成一小时的节目，所以说那时我们就已经在做一小时的节目了，工作量之大对刚开播的阿语组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我们也经受了锻炼。
当然那时工作比较紧张。晚上刚录好音回去休息，经常被半夜赶稿的同事到家院子里高声喊：“大明，赶稿！”接着就赶回大楼翻译录音，赶新闻播出。常常搞到凌晨3点半在传音间听到我们阿语广播开始曲响起来才回家。组长说：“明天（其实就是今天）睡醒就来上班吧。”通常8点大家又聚集在办公室开始一天新的工作。那时男专家也与我们一样认真努力，连轴转。
我们大家都牢记毛泽东主席1965年对广播事业的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遵照这个宗旨，大家个个踏实努力一切为办好广播。因此我们的工作集体也非常的好，团结友好，工作次序井然，领导以身作则，大家都很自觉，在专家的传授教诲下，大家的语言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工作效率与质量不断增强！那时虽然忙碌，也累，但个个心情舒畅，毫无怨言，不计报酬，连夜班费都不领！
记者：您还记得阿尔巴尼语广播收到的第一封听众来信是来自哪位听众吗？
何大明：我记得阿语组收到第一封真正听众来信是来自瓦西尔·纳奇（Ｗａｓｉｌ Ｎａｃｉ）的。他从我们阿语开播到他去世一直追随我国际台的声音，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关于他的故事太多了。我与他首次相见在地拉那， 很感人。所以我曾撰写过一篇描述他的文章，题目为：“难忘的会见”，发表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台60周年丛书上。
记者：您在阿尔巴尼亚语广播部工作四十多年，肯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何大明：记忆犹新的事很多。只谈几件。
自从1967年离开阿尔巴尼亚七年之后，1974年11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成员兼翻译到阿尔巴尼亚参加阿解放30周年纪念活动。在欢迎代表团盛大的晚宴上，我给团长讲话翻译后，听到热烈的掌声。在我们主宾席上，阿尔巴尼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阿迪尔·查尔查尼（Ａｄｉｌ ?ａｒ?ａｎｉ）站起来，手捧酒杯高高举起，大声道：“让我们大家为这位中国姐妹（ｍｏｔ?ｒ ）讲得如此纯正美妙的阿尔巴尼亚语干杯！”顿时全场起立，高举酒杯，气氛热烈，纷纷向我致意！矮小的我淹没在高大的阿尔巴尼亚人当中，激动不已，要知道那是阿最高级别的宴会与场合，阿尔巴尼亚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全场祝贺声一片，那场面只持续了一两分钟，我觉得好象十分漫长，真不好意思！希望大家快快坐下。那时只说了一句话：“谢谢！我所掌握的阿语都是阿尔巴尼亚人教给我的！”
那次对我的冲击很大，印象太深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口语主翻，我的阿语水平能得到阿国人的正式肯定，真高兴，说明我能用国家培养我的阿语报效祖国了！
1969年在人大会堂宴会厅台上，我站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身旁给他读阿语翻译稿。那次是领导指定我去完成的任务。我激动不安，担心给那么大的领导当翻译可能会出什么岔子。但是大家都鼓励我。想起在阿尔巴尼亚留学期间我曾两次见过周总理，给他献过花，听过他唱过歌，与他跳过舞，聆听过他的谆谆教导，如此种种推动我一定努力完成此任务。于是我响亮地、坚定地、准确地完成了给敬爱的周总理翻译的任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周总理当翻译，荣幸至致，一直激励我努力工作！
为迎接2001新年及新世纪，为加强阿语节目针对性与可听性，我与全体同仁群策群力，邀请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及其他官员八人，现任与原任驻阿大使与武官，以及中国阿语界著名人士四十多人，欢聚一堂，场面热烈感人。我紧紧抓住向听众拜年这一主线，亲自策划、撰写了阿语部2001年新年特别节目：“相聚新世纪”，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彩虹奖”，这是中国政府对外广播节目大奖，也是我一生中广播节目获得最大的一次奖项。
在国际台工作这么多年，也遇到许多的问题。当年比较头疼的事是听众来信的问题。数量减少甚至到个位数，当然有关系冷淡等等原因。台里一直抓此事，组里也年年研究，总不见起色。于是决定除本职工作外，我亲自体验一下别的同志轮流负责的听众来信工作。从1993年起，我认真研读过去的信件，挖掘来源。我利用台里搞知识竞赛机会，大量发信，多次重播竞赛内容，终于来信啦！原来是阿社会工人党主席拉马当先生参加“海南杯·中国改革开放知识竞赛”的答卷，除此他还写道我阿语节目在阿广播的情况， 听众收听的热情，参赛的积极，以及如何依据我广播节目内容制定他党纲领的等等，这一切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原来我们节目是有人听的，并还不少。于是我更努力认真回信，比翻专稿还下功夫，还仔细。终于来信一封接一封增加了。来信数突破两位数啦，台里表扬我语言部来信工作，1993年给我们一个集体进步奖，第一次获此奖，高兴！本人也获来信先进工作者奖。拉马当先生一人就从1993年起接连几年都给我们来信，质量很高，内容丰富（在此有关政治不多写），1996年我写了一篇：“六封来信的背后”一文登在国际广播丛书上。在搞来信工作中我结识了许多阿尔巴尼亚听众朋友，故事很多，也有原南斯拉夫听众， 如盲人听众格齐姆·扎拉，他听阿语广播后让人代写信给我们。其中还有原南斯拉夫听众沙邦一家（沙邦也是我在原南进修时的老师）积极参加1994年“西冷奖·中国西藏知识竞赛”和1995年的“天津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环球知识竞赛”的故事非常感人。连续几年的努力，来信数一直上升，所以台里也几年连续奖励我，也使我对于阿听众朋友的感情不断加深。
记者：我们原来搞国际广播很难有机会与听众面对面，听说第一次举办听众联谊会是2004年的事情，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何大明：还记得2004年在地拉那举办阿语开播三十五周年听众见面会时，我又遇上一位特殊听众。他在广播中听到举办见面会的消息就打电话：“您好！我是切尔米尔·切拉。我想找你们的达明妮主任（注：达明妮是我的播音名）。”“噢，您好！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位？”“我是你们阿尔巴尼亚语广播的一位忠实听众。听到您熟悉的声音，真高兴！我要求参加听众见面会！”“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请您一定来！”“我家住斯库台市，一定去参加，一定去看看你们！”就在见面会举办的当天，我在大楼外门口，热情迎接每位前来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当拥抱一位戴着深色墨镜中年男子，我稍楞了一下，“请问怎么称呼您？”我礼貌地问，因为看到他身旁有位妇女扶着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位盲人。“我叫切尔米尔·切拉。”“哇，原来是您啊，切尔米尔·切拉先生！”我差点惊奇地叫了起来。电话里的切尔米尔·切拉先生说一定要来看看我们，他竟然是位盲人听众，根本看不见，但他还是来了，来看我们大家了！他身旁的女士就是他夫人，她说是一早动身从斯库台乘了近4小时长途车赶来参加见面会的。我请他们在第一排中间位置就座。大家和我一样见此情景都非常感动！见面会在热烈气氛中进行，切拉夫妇全神贯注地投入这欢乐的海洋。在听众自由发言时，我向全体听众介绍了他，并请他发言。他声音洪亮地说：“今天能有机会参加中国国际电台阿尔巴尼亚语开播35周年听众见面会，并与你们大家见面，真是太高兴了！尽管眼睛看不见，可我每天都按时收听你们国际台阿语节目，我熟悉达明妮和每位记者的声音，感谢你们介绍伟大而友好的中国各个方面，以及我们十分崇敬的中国人民！感谢你们！祝你们台取得更大成绩！”
我和我的同行们是与我们亲爱的听众一起共同渡过这么多年美好工作时光的，是与我们国际台共同一起成长的！
借阿语开播45周年之际，我祝愿阿语部越来越茁壮发展，祝愿我们的同行取得更大的成绩，永远向前，为了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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