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内作为现任内阁总理大臣首次访问中国，与在北京机场迎接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握手，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多次首脑会谈。9月29日，双方发表了《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
在《日中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上，由田中角荣、周恩来两国领导人签字生效。根据中日联合声明，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对立关系，并通告与日本建交的台湾当局断交。
在1971年10月的联合国阿尔巴尼亚决议中，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日本是田中内阁。在此之前，日本的政党中，除自民党外，还包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也都从各自的立场纷纷访华，这在中日之间的沟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双方还在经济界、体育界（乒乓球、排球等）等各个层面保持着交流沟通，因此邦交正常化也是经过双方不懈努力、关系不断改善、长期积累的结果。
那么，中日是如何从敌对走向恢复邦交的？这要从战后的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开始说起。
两个中国时期
二战结束后，中国内战爆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国民党逃往台湾。对于日本来说，就出现了两个主张“代表中国政府”的状态，即面临所谓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而当时的日本在战后4年里，一直处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占领之下，没有外交权。
右二是驻日盟军总司令，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
1950年，西方国家中的英国迫于香港问题，不得不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重要性，率先承认了新中国，而在后来的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提案中，英国也投了赞成票。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追随美国，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属于西方阵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一边。也正是由于这层阻碍，中日之间只保持了民间上的经济交流，并一直持续到1972年。
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中日民间交流也是一波三折，1950年10月，双方虽设立了“友好协会”，但受同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影响，同年12月，日本全面禁止对华出口，并且还采取了阻止中国与苏联、北朝鲜等国家协同步伐的政策。
1952年4月，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议的相关国会议员，违反政府方针，直接从苏联访问北京，并在当年6月签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在日本国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而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还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日本众参两院也通过了《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并以池田正之助为团长的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代表团访问中国，当年10月，双方缔结了第二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至此民间贸易开始活跃起来。
吉田内阁和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和平条约签订
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谈会议之前，吉田茂在国会答辩中并没有明确表示承认台湾当局，但是由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也与中国保持着联系，因此即使承认中台湾当局，也希望在中国上海开设“贸易事务所”。
吉田内阁也曾考虑过在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之后再承认新中国，但招致了美国的反对，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最终只承认了台湾当局。随着所谓“日华和平条约”的签订，日本和台湾的战争状态结束。而这也成为20年后的1972年，日本与中国邦交正常化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鸠山内阁与政经分离的原则
吉田茂首相辞职后，鸠山一郎就任首相，他旨在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致力于日苏两国恢复邦交。对于新中国，他主张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即便没有外交关系，也希望扩大经济上的联系，特别是内阁中的石桥湛山通产相，希望进一步扩大中日间的贸易。
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高崎达之助会谈时表示“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同日本的邦交正常化”。
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总理
同年5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与中国访问日贸易代表团缔结了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同年12月，中国政府还成立了“对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廖承志副主任组成了对日政策制定、执行等相关责任部门。1956年9月，中国释放了约1000名日本人的战犯和扣留者，使他们时隔11年得以重返日本。
周恩来与到访的日绵实业社长南乡三郎会谈（1956年）
就这样双方通过积累民间交流来强化政府级别的关系。由于在第三次贸易协定的交涉中要求设置外交官待遇的通商代表部，这实际上与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方针发生了偏差。日本方面说到底只是在美国默认的范围内扩大了民间交流而已，鸠山内阁及之后石桥政权的对华政策也没有超出东亚冷战思维的框架。
岸内阁和亚洲外交
1957年2月石桥首相因病辞职后，岸信介就任首相。他在冷战的框架下，通过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以追求更加自主的外交为目标，特别是通过对东亚各国进行包括赔偿在内的战后处理问题，意图改善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岸信介是二战后首位访问东南亚的首相，在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台北，并与蒋介石进行会谈，以此强化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岸信介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提出反对军事“大陆反攻”政策，而日本对台政策比大陆更加丰富的政治宣传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感。
蒋介石夫妇与岸信介
亲美、亲华派的岸信介也是“关于促进中日贸易决议”的提案者。在他就任内阁总理后，为了重视对华政策，在国会答辩中，提到与新中国建交尚早，但对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表示支持，对华并非“抱有敌意，或是持有非友好的想法”，他再三阐述了希望促进中日贸易的宗旨，岸信介表示与中国的关系遵循“政经分离”。
1950-1960日本对华、对台湾进出口额统计
1958年3月，岸信介政权承诺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予以签订。在当时的备忘录中，增加了了设置通商代表部和给予外交特权，并承认两国国旗升起等内容。但日本政府此举遭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的反对，并最终中止了原定的中日通商会谈，而且还采取了禁止中国采购日本商品的措施。
1958年在广州武汉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
岸信介政权最终还是在民间的约定，所以并未允许外交特权和升国旗事宜。就这样在中日紧张关系持续下，1958年5月2日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对此强烈批评了日本政府，并于5月10日宣布中止所有中日经济文化间交流，中日贸易全面中断，至此积累的民间交流也因此受挫。
1958年，希望日中贸易重启的陈情巴士在大阪出发
1958年夏天，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人民，不建立两个中国，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此时双方在中日间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日本的“政经分离方针”与中国的“政经不可分原则”相对立，在1959年访华的石桥湛山前首相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正式确认了“政经不可分原则”。
1959年访华的石桥湛山前首相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但双方民间层面的接触并未中断，与企业、友好关系的团体和个人的交流也在持续。
池田内阁和两个中国政策
1960年，当时正值日美安保条约修订的混乱之中，岸信介辞职，池田勇人就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是中日关系改善论者，主张促进中日贸易。但对于日本来说，现实存在的难题是当时有“两个中国”，且都认为代表“一个中国”。还有在如何解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中，新中国的席位问题。
日本第58・59・60任内阁总理大臣
池田奉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为此日本开始积极推动承认新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并首先谋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同时，也推动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地位。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仅限于中国本土（大陆地区）。
同时在维持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联合国议席的前提下，推进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最终以建交为目标。说到底还是以“两个中国”为前提。但大陆和台湾都主张“一个中国”，这对于西方各国也是棘手的问题。
1964年在大阪举办的中国商品展览会
池田勇人虽然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但认为这仅限于其实际支配的地区（台湾岛一带、金门岛及马祖岛）。池田认为要通过限制其地位来确定该国的国际法地位，即便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也能得到保护。
但是，这种政策要想实现就必须说服蒋介石，当时日本认为能说服蒋介石的只有美国。在1961年6月，池田勇人访美时，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提出了这个问题，肯尼迪的回复是“美国国内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抵触很大”。
池田勇人与美国总统肯尼迪
1964年1月，法国总统夏尔·德·戈尔突然决定与新中国建交，震惊了全世界。法国表示即使与中国建交，只要台湾国民党政府不主动采取断交措施，也将继续维持关系。
池田勇人在当年1月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日本同时也希望承认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但当年2月台湾当局决定与法国断交，这使得池田内阁讨论“两个中国”的政策也受到了影响。
所谓“友好贸易”和“LT贸易”
为配合1960年夏天池田内阁上台，中国对日贸易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双方努力恢复松村谦三、古井喜实、高崎达之助等人主导的贸易后，在与中日贸易促进会的干部会谈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政府间协定的缔结、个别民间合同的实施、个别照顾物资的斡旋），从此开始了促成民间契约的友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友好贸易”。
“友好贸易”始终是以民间为主，这是严格遵守“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主要是由日本国内有着强烈反体制色彩的左翼团体、以利益优先于政治立场的企业为中心发挥了主要作用。
松村谦三和高崎达之助
除此之外，为了推进带有政府保证的新的贸易方式，1962年10月28日高崎达之助通产大臣与冈崎嘉平太（全日空社长）等企业高层一起访华。并于11月9日交换了《日中综合贸易备忘录》，这种带有政府保证和设置联络办事处的方式得到了官方认可，使得这种半官半民的中日间经济交流重启。这种贸易的名字是取中国方面代表廖承志和日本方面代表高崎达之助两人的首字母，因此称为LT贸易。
1962年LT贸易签字仪式
1963年10月7日，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一名中国油压式机械代表团的翻译到达日本后，为了逃亡而奔赴苏联大使馆，后来又改变逃亡地，最后又希望回到中国的事件（周鸿庆事件），最终日本政府将其遣返回了中国。
由于此事日本政府遭到了台湾当局的批评。在吉田原首相访台后，日本向台湾当局发送了确认彼此想法的“吉田书信”。其中包括反对两个中国构想；关于日中贸易仅限于民间贸易方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要谨慎等。这种做法自然对LT贸易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池田内阁对中日贸易的积极态度并没有改变。
除了民间贸易外，在1964年4月，当时处理LT贸易的高崎达之助和廖承志一致决定中日双方互换新闻记者和相互设置贸易联络处的事项（双方代表是松村谦三和廖承志）。同年9月29日，7名中国记者被派往东京，9名日本记者被派往北京，由此开始了两国记者常驻的协定（中日记者交换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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