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实在是很有意思。“
“我从来没有选择做音乐,我只是做了而已。”
一堆垃圾被封存进黑色的塑料袋中,封存了它原本的腐烂、潮湿、异味。苍蝇在周围,停留、飞行,绕着垃圾堆旋转,像卫星围绕母星,不知疲倦。这些苍蝇,这些垃圾,被堆在一块坪地的中央,自给自足,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在广州的夏日里,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
仁科走了过来,站在一旁,他的影子盖住了垃圾堆,苍蝇四处飞散,他指着这堆垃圾,说《地球仪》封面上的那个地球仪就是在这里捡的,背景里那些黑色的塑料袋就是这堆垃圾。说完这话,苍蝇落了回来,落在他的影子里。
离垃圾堆10米开外,是五条人的排练室,里外各一间。外间堆满了各种杂物,墙上钉着一张Led Zeppelin的海报, 门口摆着一只地嗵鼓,鼓皮上放了几包中南海,6毫克。一卷大号透明胶被胶在鼓的外侧,中间插着一只透明的塑料杯,装了一些水,被烟头染得发黄。阿茂坐在一旁,戴着墨镜,翘起二郎腿,翘起绿色的人字拖,偶尔往杯子里掸掸烟灰。
△ 五条人排练室
一位女生走进排练室,把一堆五条人的专辑摊在阿茂面前,他一边同女生聊天,一边签名,不小心蹭花了笔迹。仁科看到签名,笃定这是阿茂蹭的,他是左撇子。
作为五条人的“门面人物”,仁科和阿茂两人要处理许多和音乐本身并无关系的事务,自从《乐队的夏天》播出,他们便不可避免地开始拍摄更多的宣传片、接受更多的采访、更频繁地打理社交媒体等等。有时,这些工作非常繁琐,如同碎片一般,夹杂在日常中。他们并不排斥这些。
△ 摄影:宋晓辉
对于微博,仁科逐字逐句地斟酌,他冒出新的想法,念给旁人听,又突然否决,如此重复,直到句子中的每个环都扣在一起,像在组装一件精致小巧的艺术品。
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享受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写完微博,他把手机放在一旁,屏幕上满是裂痕,不知碎的是内屏还是外屏。
1 "爵士精神"
8月7日,下午4点半,排练室开始变得热闹。鼓手长江,贝斯手牛河先后到场,第二天,他们将登台“TME live”,参演在广州K11举办的“天生爱躁音乐节”。这是五条人近二十多天以来,第一次排练,也是第一次会面。
按照计划,演出的第一首曲目是《道山靓仔》,排了一遍,感觉一般。仁科转念一想:得换。这个想法,得到了全体成员的赞成,他们并不考虑这是否是一种冒险,以至于“冒险”的概念于他们来说,成了“伪命题”。从念头诞生到决定之间,不超过五秒。显而易见的是,这五秒钟,在他们的音乐生涯里已经出现过许多次。
仁科说:“虽然我们做的不是爵士乐,但我觉得我们一直有一些爵士精神,同时还有一些鲍勃.迪伦的精神。”很显然,这个描述是准确的。
自从Scott Joplin开始演奏他的Ragtime,爵士乐便开始生根发芽,距今百年有余。这百年间,它开始变得“权威”化、“学术”化,使得如今的人们在谈论“爵士乐”时,会使用“具象”、“专业”的语言,譬如:在一个小七和弦上,演奏它上方小三度的大七和弦琶音;在构建乐句时,可将和弦音、延伸音放在重拍,如大七和弦的根、三、五、七、九、十三音,而剩下的音,如升五音、降九音等会造成“冲突”的音可放在弱拍,当作经过音使用等等。
而“爵士精神”,同这一切都无关,严格来说,它是一种既可以体现在音乐中,又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包含探索、尝试,包含对于一切偶然的接受,包含对于自身及外界一切信息的立即回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一种无畏。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超出音乐范畴外的“即兴”。是一种“我感觉到什么就是什么”的通透,这中间不包含任何思想和逻辑上的阻碍,是一种力量。今天这个时代,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并不多。
在排练时,他们经常会说:“好,就这么做”。而这句话出现的时机,经常来自于瞬间诞生的想法之后,所谓随着“感觉”而临时换歌,只是这许多个瞬间中的一个。按照计划,演出的最后两首曲目是《阿珍爱上了阿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而这两首歌中间有一个衔接过程,仁科要在中间从吉他换回手风琴。为了保持住现场的气氛,两首歌中间不能有任何停滞,仁科没有任何犹豫,他面向鼓手长江:“滚奏。”而后者几乎在仁科的话还没有说完时就已经开始反应。
当然,歌曲和歌曲之间的衔接有无数种方式,就如同“即兴”那般,有无数种素材供人使用,但其惊奇之处,在于即时从这些素材中进行快速选择并赋予实践。而这每一个快速选择的瞬间,都是“即兴者”和听众之间,建立联结的通道。
滚奏结束,仁科换好了手风琴,顺利地衔接到《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衔接完成,仁科只演奏了三秒:“好,可以了。”音乐瞬间停止,乐队四人放下了自己的乐器,去到排练室外间休息。这整个过程非常迅速,乐队四人你呼我应,流畅、和谐。在这个过程里,会发现,所谓“五条人”,其实是“一条”。
2 音乐,实在是很有意思
仁科说,万物都是相连的。当被问及“为何五条人总是描写他人的生活,而很少描写自己的生活”时,他回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显而易见,在“万物相连”的状态下,一切颗粒都被抹平,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一切的“包容”,是“容器”的诞生,这容器的内部,是一根根伸向“边界”之外的神经元,将“虚”与“实”相连。有时,越过时间。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有一位名叫“蕾梅黛丝”的少女,她的美貌,可以致男性于死地。某天,她出门晾衣服,一阵风吹来,将她刮走,升天之后,再未出现。另有将军“奥雷利亚诺”,其晚年不断将金币融化,炼制小金鱼,再融化。某个清晨,他站在树下小便,死了。再有家族最后一位后代,长出“猪尾巴”,最终被蚂蚁吃掉身体。
这些情节,马尔克斯几乎都只用一句话,以“白描”的形式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常理”的留白。
2012年,五条人发行专辑《一些风景》。有《城市找猪》一曲,其歌词写:“我们在城市里面找猪,想象中已找到了几百万只”,匪夷所思。
2015年,发行专辑《广东姑娘》,有《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一曲,其全部歌词:“你看那风,有时往东吹,有时往西吹。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令人费解。
2016年,专辑《梦幻丽莎发廊》,其同名曲中的“她”在年轻时受骗,被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间奏结束,仁科唱:“事情有点复杂,我说简单点。后来她终于离开了那个鬼地方。”至于“她”在期间经历了什么,不说。
谈起马尔克斯,仁科和阿茂都极有兴致。仁科说,我们和马尔克斯是同门师兄,都是卡夫卡的弟子。当仁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时,并不仅仅指向“具体”,也指向“虚构”。而“虚构”本身,也是“实体”,这二者间的阻碍一旦被化解,“即兴”就产生了。于是,他们写歌、换歌,一切都像是“临时”的,他们如此相信自己的“直觉”,不受理性拘束。
排练时,仁科总是不小心弹错、忘词,通常,他只是一笑而过。他说,这些问题,一旦到了台上,全部迎刃而解。如同阿茂在《乐夏》中所言:“感觉来了,刹不住。”
不得不说,人类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生物。我们曾服从自身的冲动,如同祖先们捡起一块石头,在山洞里刻下“它者”的轮廓,或走进原野,耳闻鸟鸣,便试着模仿。那时,我们不问世间万物“为什么”,我们只跟随“是什么”。后来,我们有了工具,不可避免地,我们迷失其中。我们依赖自身的“延伸物”。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感觉来了,一定要将其“量化”,用逻辑进行“评判”。而在这个过程的第一个瞬间,感觉就已经被刹住了,注意力开始转向外界的“工具”、“标准”、“权威”。可惜了,这是艺术家的灾难。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鼓手长江点出“匠人”和“音乐人”之间的区别。他笑称自己在加入五条人之前是一个“节拍器”。那时的他,配置非常丰富,有相当多的镲片和鼓。这对于展现“技巧”而言,无疑是最佳的做法。后来,长江察觉到这一切其实并不重要,作为一个鼓手,他不再考虑镲片的尺寸、不再考虑Lick、不再考虑某个段落是否需要亮点、色彩。
“没有必要去依靠外界的东西来影响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端起杯子,喝一口茶:“鼓手比较特殊,他不演奏音高、旋律、和声,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的脉搏。”他特地用“酷爱”一词来形容自己对于茶的喜爱。
现代文明的“常理”,是首先“假设”,再去“实践”。不得不说,我们总是热切地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按照我们的“想象”构建。而有人学会放下“假设”,去“感觉”世界原来的样子,并成为艺术的“工具”。于是,“匠人”不再把“乐谱上的符号”当作“音乐”本身,而“音乐”实则并无“好听”或“不好听”。它仅仅是一种很“美丽”的现象。在五条人的一些作品中,长江使用笼屉代替镲片,“匠人”不会这么做,“音乐人”会。
在当今的音乐环境中,有三种关系非常值得思考,一是“人”和“音乐”间的关系,二是人和“工具”间的关系,三是“音乐”和“工具”间的关系。
贝斯手牛河,“科班”出生,古典吉他专业。94年生人,这一点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很难察觉。每次演出,他都要带两把贝斯,很沉,但并不排斥。他谈到:“当今的音乐理念,比较数理化、逻辑化,在创作中,我们思考和声,思考转调,当转调遇到瓶颈,便开始玩节奏。”说这话时,他盘着双腿,一边笑,似乎对这样的做法,持一定保留意见。一旁的阿茂低头不语,专注地聆听和思考。
“音乐理论并非客观存在物,它是人造物,它的本质并非数理逻辑,它不是科学。”
“是的,我们也是这样想。” 牛河点头回应。
“所以它的根本,在于音乐是什么。” 对于这个提问,牛河坦言,他们曾经常讨论。
的确,自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我们习惯站在海边,观察浪花的“规律”。为此,我们非常投入,并发明各式各样的测量工具,这期间,我们甚至伴随着“全能感”的丧失,伴随着“自我防御”的不断叠加。以至于我们无法在缺失“精确性”、“颗粒性”、“导航性”的状态下感觉到对这个世界的“参与感”,我们历经无数个漫长世纪的“计算”,远离了“自发性”,回避“冲动”,像是渡河的人,聪明地制造了船,而船本身没有问题,只不过在制造了船舶之后,不愿下船,也不记得自己原来要渡河。
而少部分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种“反省”,即这一切,似乎是可疑的、暧昧的,他们开始意识到,浪花,仅仅是浪花而已。而“解释”它最贴切的方式,可以是白描。这种“反省”,在音乐创作中,可以得到。而“万物相连”,所谓“音乐”,和“浪花”是一回事。
“音乐,实在是很有意思。” 阿茂脱口而出,他戴着墨镜,非常的标志性。对于长江和牛河加入五条人之后的改变,他称其为如虎添翼。“很多时候,他们是我们的老师”,阿茂说。当被问及“这些年来是否有怀疑过自己选择音乐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时,他回答:“怎么会呢。”
3 我只是做了而已
8月8日,“天生爱躁音乐节”现场,一同参演的,还有Joyside,贝斯手刘昊走进休息室,阿茂上前打招呼,一切都变得更加热闹。他似乎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时,他脱下人字拖,在椅子上盘腿而坐,很少摘下墨镜。若有人上前搭话,他会立马俯身过去,侧耳聆听。
11年前,阿茂和仁科发行五条人第一张专辑《县城记》,有《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一曲。阿茂在歌词中写:“梅州啊鲢鱼哦,汕尾啊鳝鱼。亲像人死后,眼睛就磕下去。人说我说梦话,亲像讲的是海丰话,我不知啊,我不知啊。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过。”
所谓“鲍勃.迪伦”精神,所谓“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世间的人不计其数,每一天,每一个瞬间,无数个念头彼此交织,建起桥梁、铁路、城市,“全球化”,只是一种现象。而世间万物的构造,着实非常巧妙。所谓“创造”,仅仅只是叙述对象的本来面目,仅此而已。而一旦我们按照自己的某种“意愿”,尝试“创造”某些本不存在的“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虚”。五条人的存在,甚至是某种“提醒”,一种关于“接纳”、“察觉”,再“即兴”的提醒。
乐队四人,无论仁科、阿茂、长江、牛河,只看到一条河流,无论谁驾船而行,或用浆卷起水面的浪花,都自始至终紧贴大地间的沟壑,顺势而为,流向远处。仁科说:“我从来没有选择做音乐,我只是做了而已。”
△ 摄影:宋晓辉
仁科提到一本书,名叫《即兴:其本质与音乐实践》,对于这本书,仁科非常推崇,他买了许多本,送给假假條,送给梅卡德尔。在书中,作者没有使用任何音乐谱例,他解释:“采谱很难算得上一种辅助理解即兴的手段,它将注意力偏向了次要问题”。他甚至“勇敢”地说:“只有学究才会莽撞地堆砌出一套关于即兴的理论。”
音乐是什么,生活就是什么。这二者间的答案,是一样的。若为了“做音乐”而“做音乐”,则实属“本末倒置 ”。在这个一切都有“模版”和“公式”的时代里,我们更多的,是要知道如何下船。
4 只能被定义为“五条人”
8月8日,晚8点,五条人登台演出。原本作为开场曲的《道山靓仔》,被替换成了《城市找猪》,随着阿茂的一声呐喊,“感觉”涌入。仁科一身红衬衣,弹一把红色的SG,阿茂依然戴着那幅墨镜。的确,所有在排练室里的弹错、忘词,通通消失,一切都显得非常流畅。一曲结束,仁科举起啤酒,阿茂举起威士忌,现场欢呼起来。
牛河曾说,五条人的音乐好像什么都有,但听起来又只能被定义为“五条人”。的确,当天的演出海报给了五条人一个极为“幽默”的标签,叫“珠三角布鲁斯民谣朋克”。看到这个称谓,牛河一边在海报上签名,一边笑了笑,不知是真笑,还是苦笑。可以说,这个标签,既是“五条人”,又不是五条人。
演出过半,有《食醉狗》一曲,这时的鼓手长江已经汗流浃背,坦言要多加一个风扇。按照他的说法,五条人“帮规”很严,乐队所有人都喜欢在台上喝酒,但他不能喝,因为他要稳住最后的基底。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情绪和“感觉”面前,一切都可以被调整,他说:“威士忌我从不加冰,只喝纯的。”于是,他端起放在鼓边的威士忌,一口下肚,如“食醉狗”那般,用带着原始意味的力量,重击鼓组,非常震撼。这时的五条人,无论从其音乐效果还是台风来说,都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摇滚”乐队。
早在去年,五条人曾到葡萄牙巡演,反响非常好。当被问及“既然观众无法听懂歌词,他们如何被感染”的问题时,长江回答:“靠音乐”,没有半秒犹豫。
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谈论“自由”的话题,却受困于难以感受“自由”。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在日常的生活中,真正服从于自我内心的愿望,接纳、拥抱自我的每一种感受,不犹豫、不评判自己身而为人的天性,并且深刻地认识、了解自己。而我们是否又真的潜入深处,遇见一种我们称之为“生命力”的东西。
当晚的演出接近尾声,仁科那把红色的SG已经被弹断了琴弦,于他来说,这是常有的事,且并不重要。在现场的灯光下,在被“力量”染成红色的空气中,在场地的高处,四个忘我的灵魂,散发着一种关乎辽阔、洒脱的魅力。那根断掉的琴弦,脱离了指板,脱离了被紧绷在琴桥上的束缚,轻轻柔柔,自由自在,它一边舞蹈,一边飞行,飞向“边界”之外,在人们注视的目光中,被照得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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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披头士多年后,The Cavern Club能否再续传奇?
传奇究竟能否再续。
与宝丽金时代“对唱” | 对话陈楚生
跨越时间,曾经的歌曲和音乐人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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