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发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堂堂大明皇帝,竟被蒙古瓦剌军俘虏了去, 举国震惊。这时, 于谦忠心热血,勇敢地站出来拥立新皇帝, 领导军民保卫京城, 保卫国家,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到头来却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其人其事,可敬可佩又可悲可叹。

历史上真实的于谦是怎样的一个人(中华历史忠魂系列之保京卫国)(1)


于谦(公元1398—1457年) 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聪明好学,志向远大。一位僧人奇之,说:“他日救时宰相也!”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进士及第。明宣宗时出任御史、都御史。明宣宗叔父朱高熙发动叛乱,兵败投降。于谦奉命宣布朱高熙的罪行, “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显示出浩然凛然的气概。继任监察御史, 轻车简从,赴江西、陕西、山西等地, 平反冤狱, 为民除害, 救灾赈荒,安抚流民, 督促兴修水利, 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朝廷辅政“三杨” (杨荣、杨溥、杨士奇) 非常器重于谦,凡于谦的奏书, 当天必呈报皇帝, 绝不拖延。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于谦升任兵部左侍郎,跻身于朝廷重臣的行列。


明宣宗驾崩,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年仅九岁。 “三杨”相继病故,宦官王振专权用事,为所欲为。有人告发, 一个名叫余谦的官吏收受贿赂。王振稀里糊涂,错把于谦当做余谦,将其拘捕下狱, 定了死罪。三个月后发觉张冠李戴弄错了,这才把于谦释放,用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上书,请求让于谦到他们那里任职。于谦再任巡抚,救济流民二十余万人。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 年) 复回朝廷,仍任兵部左侍郎。

这时,王振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且与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勾勾搭搭,通过边境“互市” (贸易),瓜分钱财。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 年) 春,为了“贡马” 事,也先和王振翻脸,遂于七月出动十万兵马,分四路大举侵犯明朝。警报传来, 百姓震恐, 朝臣分作两派, 一派主战,一派主和。王振意欲建立军功, 进一步提高身价, 所以主战,而且怂恿明英宗亲征,说: “皇上亲征,军民响应,区区贼寇, 何足道哉!” 于谦也主战, 但不同意皇帝亲征,说:“兵马不齐,粮草未备,皇上亲征,那会有很大风险。”明英宗年轻气盛,加上王振的蛊惑,听不进反对意见,说:“朕重文治, 也重武功, 亲征就亲征, 难道惧他瓦剌军不成?”轻敌、盲目、草率、仓促,决定了明英宗兵败被俘的厄运。

明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以王振为总领(统帅),离开北京,向西北方向进发。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恰遇狂风暴雨,道路泥泞,行军艰难。鉴于此, 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林、吏部尚书王直等, 建议回军。朱勇甚至跪地恳求王振,说: “天时不利, 敌情不明, 圣驾万万不可冒进,还是回军为好。” 王振趾高气扬,说: “回军?朝廷的威仪何在?皇上的体面何在?”他给朱勇等人定了个怠慢军心的罪名,罚跪于杂草丛中,大加凌辱。

八月一日,明军到达大同,前锋三万兵马与瓦剌军接战,片刻间便落花流水,全军覆没。王振此时方知, 打仗并非儿戏,弄得不好, 那是要丢掉性命的。他吓出一身冷汗,想来想去还是保命要紧,所以奏告明英宗,掉转方向,回师北京。回师本应取道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可是王振却下令取道蔚州(今河北蔚县),原因在于要让皇帝临幸他的家乡,借以炫耀权势, 显显威风。大军东行四十里,他又担心兵马经过会践踏自家的庄稼,故而又下令绕道宣府。士兵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且贻误了回师的时间。大军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天近黄昏。将领们主张继续前进,扎营怀来(今河北怀来),那里比较安全。王振却考虑他的千车辎重还在后面,武断地决定,就在土木堡扎营。土木堡一带缺少水源, 驻军连夜打井, 深至两丈,仍不见水。数十万兵马又饥又渴,诅天咒地。次日, 瓦剌铁骑抵达土木堡,明军顿时紧张起来。也先实行麻痹计策,一面派人和明军议和,一面催促后续部队快速前进。王振表示同意议和, 派出通事前去洽谈, 同时下令移营就水。正当明军移营之时,也先指挥他的部队向明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一方是兵精将勇, 一方是人困马乏; 一方是有备而来,一方是仓皇应战。结果可想而知:明军大败, 尸横遍野;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则被瓦剌军活捉了去。

历史上真实的于谦是怎样的一个人(中华历史忠魂系列之保京卫国)(2)

这就是“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到北京,百官恸哭,纷纷要求灭王振家族。王振全家老小被杀, 抄没家产, 抄得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明英宗同父异母弟、郕王朱祁珏留守监国,心慌意乱,计无所出。侍讲徐珵家在苏州, 建议说: “星象已变,天命已去,莫若放弃北京, 迁都南京。”各位朝臣呜咽流涕,齐声附和。于谦见状,站出来厉声说:“意欲迁都者,当予处斩!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宋渡江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保卫京师,就是保卫国家!”于谦的态度,促使朱祁珏和大臣们定下心来,紧急磋商, 决定固守京城。于谦升任兵部尚书,领导并组织京城保卫战。他说: “京营兵械且尽,急欲遣官募义勇,缮甲兵,修战具, 分兵九门, 列营郭外。城边居民,皆徙入内。”他提出几位守城将领的名单,豪壮地说: “军旅之事,臣请以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 朱祁珏不懂军事,一切皆由于谦安排调度。

再说也先,活捉了明英宗,好不得意,以为奇货可居,派遣使者以议和为名,勒索巨额金帛,还要明朝俯首称臣。明朝内部纷纷扰扰, 谁也做不了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于谦洞察也先的奸谋, 联合群臣, 奏请皇太后, 请立朱祁珏为皇帝,以安民心。朱祁珏推辞。于谦说: “今日事,当以社稷为重,非为他也。”由于于谦的力主与坚持,朱祁珏也就不再“谦逊”,于九月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十月,瓦剌军进攻紫荆关,推出明英宗,说: “明天子在此,尔等速降!” 守关将士不屑一顾, 拒不开关, 高声说: “我大明已有新天子矣!” 也先奸计不售,奇货反成赘疣,攻破该关,铁骑呼啸,直捣北京。

北京城内,疲兵羸马不满十万, 有盔甲者仅万人。于谦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相激励,以保卫京师就是保卫国家相号召,很快把数十万军民组织起来, 抗击敌军, 同仇敌忾。明代宗频频颁诏,召各地兵马勤王,均受于谦节制。都指挥以下的将领, 不用命者, 于谦可以先斩后奏。于谦也发出命令, 宣布说: “临战阵将, 不顾军先退者, 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这样一来,全军上下形成合力,士气高昂,足以使任何强敌胆寒生畏。

瓦剌军进至北京城外,仍以明英宗做饵诱降。明军根本不予理会。也先恼羞成怒, 下令攻城。于谦与副将石亨等,巧妙地在德胜门外设伏,引诱敌人至城下,前后夹击,发射火炮,一战而大败瓦剌军, 击毙也先之弟索罗、宰相卯那孩等。瓦剌军转而进攻西直门。都督孙镗斩其前锋数人。瓦剌军潮水似的前涌,围攻孙镗。孙镗处境岌岌可危。于谦接到报告,急命石亨驰援。西直门附近的百姓, 纷纷“升屋呼号,争投砖石击敌, 啸声动地”。军民同心, 共卫北京,那种景象,感人至深。瓦剌军死伤惨重, 不得不退却,仍到远处扎营。

于谦命令军民抓紧空隙时间,构筑军事掩体, 同时命令各地勤王兵,迅速向北京聚集。也先远师前来, 力图速战速决,围攻北京五日, 北京岿然不动, 而他的士兵却死了万余人,战马损失过半。派出一支部队进攻居庸关, 亦遭重创,丢盔弃甲,狼狈逃回。也先的气焰原先十分嚣张,五日后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更要命的是,明朝的勤王之师,旦夕即至, 那样将会切断瓦剌军的归路。也先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大肆在北京城郊抢掠一番,率领残兵败将,惶惶然灰溜溜地撤军,退到关外去了。

历史上真实的于谦是怎样的一个人(中华历史忠魂系列之保京卫国)(3)

也先撤军。于谦仍不敢掉以轻心,说: “宣府,京师之藩篱;居庸(关),京师之门户。这两个地方,最为紧要。”于是任用精通谋略的左都督朱谦、都御史王竑,分守宣府和居庸关,以拱卫北京的安全。继命石亨率兵三万巡大同,杨能率兵一万巡宣府,防止瓦剌军再度入侵。也先屡屡犯境不能得逞,遂改变手法, 主动提出和议, 要把毫无用场的明英宗归还给明朝。明代宗同意迎回哥哥, 但有一条,哥哥不能再当皇帝, 回来可住南宫, 当他的太上皇去。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英宗回到北京,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当时,明朝的兵制沿用明太祖、明成祖时的做法, 守卫京师的士兵分为“五军营”和“三大营”,号令不一,各自为政,而且兵、将分设,兵无常将, 将无常兵。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帅的权力受到限制,难以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但也有弊端,就是“营政松弛,兵将相离”,临时组合上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不可能形成什么战斗力。于谦看到了这一弊端, 奏请明代宗, 从实战需要出发, 大胆地进行改革。要点是: 精选士兵十万人, 分为五个大营,称“五团营”; 每五十人为队, 设队长; 每百人, 设领队官;每千人,设把总;每五千人, 设都指挥。都指挥接受提督的命令,平时主持训练, 战时受命作战。于谦任总兵官,负责节制提督。这样, 全军就有了完整的组织体制,兵将融合,统帅的号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团营” 再扩展为“十团营”,另外还有一支“老营”。“由是,京军之制一变”,京师的防卫能力大大增强。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于谦再提出御寇安边的十一件大事,获准施行。明代宗这时忙于巩固皇位, 废黜明英宗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宫廷内部斗争因此激化。于谦“每事抒忠, 直陈无隐, 人多忌之”。都御史罗通等首先发难,攻击于谦战功不实,改革兵制的目的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于谦很是气愤,毅然提出辞去总兵官的职务。明代宗不许。攻击于谦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包括军队二号人物石亨。于谦性格刚直, 独负才气,面对政敌,无可奈何,只能叹息说: “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景泰年间,蒙古瓦剌部和明朝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于谦主持的兵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于谦因病请求辞去所有职务,居家以赋诗养花为乐。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形势突变。闲居南宫的太上皇,其实从未闲居过,一直和原先的心腹亲信保持着联系,进行着秘密的谋划。明代宗恰好生病。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趁机发动“夺门之变”: 率兵强夺宫门, 直入皇宫,鸣钟击鼓, 迎立太上皇重新登上皇位。明英宗复辟,当天软禁了明代宗,逮捕了于谦等在野在朝的数十位大臣,关进监狱。有人大喊冤枉。于谦深知宫廷斗争的险恶, 冷静地说:“既已如此,辩无益也!”

刑部不敢公开审讯于谦,草草定了个“谋逆” 罪, 拟处极刑。明英宗装模作样,以为于谦有功,犹豫不决。徐有贞穷凶极恶,说: “不杀于谦,陛下复辟为无名!” 六天后,于谦被弃市, “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籍其家,家属戍边。抄家时发现,于谦为官多年,位至兵部尚书,竟“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

于谦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拥立明代宗, 领导军民保卫京城, 保卫国家, 辞官后却不得善终, 成为“自古忠臣无好死”的又一个例证。《明史》本传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所作的咏物诗《石灰吟》非常出名: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在生产过程中的“若等闲”、“浑不怕”, 以及成灰后的纯净品质, 正是作者忠烈人生、清白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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