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九弟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以及三次军事大败绩（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
第二年，曾国藩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功成名就后的曾国藩之所以要屡次回顾自己遭受的失败与屈辱，大概有两个感怀。一是感怀他一生引以为傲的精神——打脱牙齿和血吞，没有这个精神，他挺不过，走不出曾经的失败与屈辱；二是感怀他一生功名的由来，没有这些失败与屈辱，就没有四十岁后的脱胎换骨，更没有脱胎换骨后的左右逢源，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
其实，曾国藩的这两个感怀正是成功的真正内涵。对资质平平的大多数人而言，成功从来没有直达的捷径，想成功，必须要有面对屈辱的坚毅，必须要有走出坎坷的蜕变。
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曾国藩一生经历的五大屈辱坎坷，重点来感悟一下曾国藩式的坚毅与蜕变。
道光十二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了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笨拙，也许是始终没能找到让自己豁然开朗的读书方法，曾国藩此前已经有过五次考秀才的经历，但五次全都名落孙山。
两个事不过三，这第六次考秀才，曾国藩是下足了功夫，考后也觉得发挥的不错。
但发榜之日，曾国藩非但没能榜上提名，相反遭受了奇耻大辱。
湖南学政公开悬牌，当众羞辱曾国藩文理太浅，只给了他一个佾生的资格。（啥是佾生？没考中秀才，但成绩尚好，选来充任孔庙祭礼乐舞的人员。获得这个资格，来年再考可免县试、府试，直接参加院试，民间说法，半个秀才。）
六次没考上已是打击，要命的是学政不知为何非要悬牌将曾国藩公开羞辱一道？
人生在奋进之初总会遇到这种额外的奇耻大辱。这一闷棍打下去，有的人会彻底颓下去，而另一些人则会猛醒。
很幸运，曾国藩挨了这奇耻大辱一闷棍，将牙齿和血吞下去后，竟然换来了醍醐灌顶的变化，整个人像瞬间被打通了一样，此前被公开羞辱的文理，居然大为精进了。
来年，曾国藩第七次参加考试，一击而中，终于拿下秀才。
这层功名的薄纸被捅破后，曾国藩在科举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又一年，中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辉煌腾达。
这是羞辱下跟自己死磕的结果吗？
曾国藩在京做官，仅从升迁的角度看，在道光朝是很罕见的，十年七升，傲视群雄。
然而，翻阅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却让人很惊讶。除了对一路升迁零星的得意之词，曾国藩更多的是失意、颓废以及愤懑。
照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高位，其实就是个微不足道的摆设。若直言进谏，又没有不顾身家性命的魄力；若甘言媚世，又不能放下自己的道德操守。
总之整天是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
不想窒息在污浊混沌的大环境里，不想和庸俗无为的同僚混为一谈——曾国藩的这种困境，有理想、有追求、有操守的精英往往都会遇到。
每每如此的时候，三有精英们的最终选择一般逃不过两种，要么去抗争，要么去沉沦。
曾国藩选择了第一种。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驾崩，年方二十、血气方刚却又心胸狭隘，气局庸弱的咸丰帝登基。始一登基，咸丰很有开新朝新气象的架势，先罢黜穆彰阿，跟着下诏”求言“。
朝野上下为之一振时，曾国藩内心异常激奋，于是他拿出所有的魄力及见地给咸丰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
这道折子说的什么内容呢？
畅快淋漓地揭露了京城官场的种种丑陋形状。
在揭露的基础上，曾国藩更站在励精图治的立场上给咸丰提出了一个建议——举行”日讲“，也就是设立庙堂大讲坛，让京城高管们天天参加学习，借此扭转官场坏风气，同时为有进取心的官员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
这一套说辞虽然尖锐激烈，但并未摸到老虎屁股，咸丰考虑到此举有益于新朝新气象，于是对曾国藩表示了赞赏。
然而，就在曾国藩受命绘制讲堂布局图的时候，奇耻大辱却突然袭来。
因曾国藩不擅画，所绘之图丑陋非常，京城高官们抓住这个把柄，对曾国藩是大肆讥讽、唾骂。
就这个水平，你曾国藩算什么圣贤门徒！赶紧哪里凉快哪里歇着去吧！
被此种嘲笑、讥讽、唾骂围攻，曾国藩顿感无地自容，原本的振臂一呼就这样成了自取其辱。
满怀赤诚，有锋芒无进退之智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又会作何选择呢？
一定是越被辱，越有斗志。
随后的曾国藩就是这样。面对羞辱，他愈发地拿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一连又给咸丰上了多道针砭时弊、锐意改革的折子。
搞一些好看但不涉利益冲突的花架子，并无雄才大略的咸丰可以表示赞赏，但一下子要动真格，咸丰没这个魄力，所以只能对曾国藩敷衍了事。
见自己的真知灼见屡次石沉大海，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不已。
既然庙堂之上尽是浑浑噩噩，那就索性一竿子捅到底，把你皇帝老儿的毛病缺点数落个清楚。
就这样，曾国藩上了震撼晚清官场，差点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重折——《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在这份重折中，曾国藩直指咸丰三大毛病缺点——见小不见大；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这是典型的以理想的名义摸老虎屁股，结果可想而知。
曾国藩遭到当头棒喝，若不是有人拿有明君才有直臣的说法来打圆场，曾国藩的仕途极有可能因此而报销。
遭第一次奇耻大辱的时候，曾国藩是一棒子被打醒了；遭第二次奇耻大辱的时候，曾国藩是一棒子被打疯了。
一次让他站了起来，一次让他跌的更惨。
曾国藩的幸运与遭遇很真切，就像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那样。
正因为如此，他的成功才有凡人的曲折，也才值得我们接着朝下体会。
百计奋斗却屡遭打击，曾国藩在京城待不下去了。
就在他萌生退志，欲隐退归山的时候，咸丰却意外地给他派了个差事，赴江西任乡试主考官。对曾国藩而言，这是名正言顺逃离京城的好机会，所以他很快上路了。
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曾国藩即接到了母亲病故的噩耗。
按规矩，接下来的赴任之路曾国藩可以不赶了。故此，他彻底告别官场，回乡奔丧守孝去了。
然而，乱世却不容曾国藩就此逃避下去。仅仅过了一年，咸丰三年年底，咸丰的一纸紧急诏命就传到了曾国藩老家荷叶塘。原来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糜烂不堪，为救危急，咸丰诏命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应夺情而出，帮助地方官兴办团练，以保地方。
曾国藩终究是个想有所作为的人。
经过一番犹豫但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曾国藩意识到救危局或许是自己一展雄心抱负的出路。在这种心态下，曾国藩觉得自己决心前往的长沙再不是浑浑噩噩的官场，而是真刀真枪的竞技场。
环境的改变让曾国藩精神为之一振。所以他一到长沙，就拿出雷厉风行的做派，开设审案局，绕过州县，用乱世重典大张旗鼓地剿杀起地方匪患来。
按说如此勇于任事，曾国藩理应受到湖南官场以及地方百姓的赞许欢迎，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几个月下来，官场对曾国藩是冷眼仇视，百姓更直呼他为”曾剃头“、”曾屠户“。
为什么会这样？
曾国藩没有深思，他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之所以受到非议那是因为湖南官场的风气太坏，地方百姓的觉悟太差。
既然如此，那就更要拿出十二分的勇气和魄力来。
如此，曾国藩越发变本加厉起来，不久便将他的一套做法施加到了绿营兵士身上。曾国藩规定，绿营正规军应像他编练的”湘军“一样，每三八两日必须举行会操。
可让曾国藩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认定的利军之举，却差点让自己丢了性命。
先是长沙副将清德带头闹事，抵制会操。曾国藩见状，毫不让步，一纸诉状将清德弹下马来。
原以为就此能震慑住绿营兵士，不想绿营兵竟借着与湘军械斗，将曾国藩的审案局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光随从被打伤了，就连他本人也差点挨了致命一刀。
更让曾国藩感到羞怒不安的是，当自己这个堂堂二品大员被绿营兵痞围攻的时候，以骆秉章为首的湖南大吏们非但没有严厉制止，相反还不怀好意地看起了热闹。
愤怒之下，曾国藩本想继续上弹劾奏章，可黑压压的一片最终还是让他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所有人几乎都站在对立面，硬怼硬的结果只能让自己在湖南更加举步维艰。
怎么办？
只能再次打脱牙齿和血吞。
自己卷铺盖走人。
长沙之辱，让曾国藩很受伤，但也因此逼出了困境下的海阔天空。此时的曾国藩依旧刚硬无比，他发下誓言，一定要用一支劲旅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不服输的精神到达衡阳，在没办公地、没职权、没经验、没支援的艰难困苦下，开始赤手空拳打造湘军。
一辱醒，二辱疯，三辱逃，四辱刚——苍天不负倔刚强人，吃尽千辛万苦，曾国藩终在咸丰四年练成一支一万七千人的湘军，并在四月的湘潭之战中，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
收到捷报，大喜过望的咸丰连发上谕，嘉奖湘军，还给了曾国藩单衔奏事，调遣除巡抚外湖南所有文武百官的资格权力。一时间，曾国藩在湖南名声大震，昔日的讥讽唾骂全都变成了阿谀奉承。
曾国藩的面子终于找了回来。
但在强势找回面子的背后，曾国藩少有自省，有的多是急功近利下的贪功冒进。这是暂扫耻辱后最惯常的逻辑，刚强之人在赢下一局后总想扫除所有耻辱，赢下更大功名，而不是审视自身，与耻辱和解，进而成为严酷现实下的游刃有余人，最终的大赢家。
在咸丰的催促下，更主要是在自身逞强好胜的误判下，刚刚崛起的曾国藩挥兵进入江西，妄图一举拿下大赢局面。
殊不知，迎接他的是一脚踩空，进而落入困境深渊。
暂且不论贪功冒进的战略失误，单就曾国藩的做派，依旧坚持我是对的，我是大公无私的，我是救社稷为危难的。
谁站在我的对立面，谁就是庸人，坏事之人，碌碌无为之人。
当时的浙江巡抚陈启迈是个气度狭窄，寸权必争，不懂兵事的庸人。如此庸人怎能支持配合，为了捍卫自己的巡抚之实，他是时时事事为难曾国藩。
忍无可忍下，曾国藩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六月，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弹劾。
咸丰接到弹章，勃然大怒，随即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曾国藩赢了，但也因此成了江西地界上的孤家寡人。
在长沙未创战功，眼前是黑压压一片反对者、讥讽者、唾骂者。如今已是劲旅统帅，处境却依旧如此，这究竟是为什么？
深陷困境中的曾国藩痛苦不堪，因绝望又一次萌生了退意。
恰在这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曾国藩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于是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咸丰批复，便抛下部下，直径回到了湖南老家。
用人正急时，咸丰当然不会批准曾国藩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他严令曾国藩立即回到军营。
获悉咸丰这个态度，曾国藩自以为是地认为和咸丰讲条件，要实权的时机来了。所以他随即给咸丰上了一封奏折，除大诉苦水外，意思很明了，要我继续干，可以！但必须给我实权。
可让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是，正当他和咸丰较劲的时候，太平天国发生了内讧，诸王被杀，势力大衰。这让咸丰产生了一种错觉，剿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既然如此，有无曾国藩已无关大局。
如此下得结论，咸丰直接来了个顺水推舟，落井下石，既然你曾国藩不愿回营，那就在家守制吧，三年五年悉听尊便。
挨这当头一棒，被彻底削去兵权后，曾国藩顿时坠入了万丈深谷。太平军由盛转衰，这本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千载良机，可一个弄巧成拙，自己竟从此与大好前程失之交臂。
困在荷叶塘，悔恨至极的曾国藩性情大变，因郁闷难以排解，他动不动就骂人，官场中人不够骂，就拿家人撒气。
那一刻，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然而，历经奇耻大辱，不堪到极致的时候，往往也是大悟大醒的时候。
在极度痛苦中，曾国藩将自己关在屋里，重新读起了老庄，未料，这一读竟读出个恍然大悟。
首先击中曾国藩的是这么一句圣人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再次领悟这句话后，曾国藩才真正明白，此前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根源竟在自己身上。
简单一句话，太自以为是了。
居心正大，难道就能肆无忌惮地锋芒毕露？人浊我清，难道就能不可一世地高己卑人？
真理固然有可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实是残酷还是友好，则一定折射在众人得脸色上。
所以，想天地驰骋大有作为，首义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和庸俗的现实握手言和。
同流合污、和光同尘不是堕落，而是对现实的巧妙征服。
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真意正在此处。
如此顿悟后，曾国藩终于放下了刚正的枷锁，成了一个真正通圆的人，一个可以驰骋天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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