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提到过，李银河大概是中国最酷的人了吧今年66岁的李银河一直是我心中最酷、最朋克、最先锋的中国女性。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美国女性，跟李银河一样酷，甚至，比李银河还要酷。
她是这几年来全球最火的“网红”之一，以她的形象生产出来的周边产品：T恤、帽子、马克杯在年轻人中十分受欢迎，他们把她穿在身上，捧在手里，甚至，纹在身上。
前段时间，她不小心在工作场合摔了一跤，引发了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关注，一半的人在为她担心，祈祷她没有大碍，快快好起来；而另一半的人则在诅咒她，希望她赶紧消失在公众视野。
她就是“声名狼藉”的R·B·G，今年85岁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声名狼藉”的R·B·G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法官，1993年8月10日由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后，宣誓就职。
这位看上去一本正经、喜爱歌剧、拥有着美满婚姻的小个子大法官似乎和当下年轻人所推崇的潮流完全相反。
但她却被年轻人宠爱着，他们亲昵地称呼她为“声名狼藉”的R·B·G，以赞扬她发表的异议言论与为平权所做的抗争。
她是女性堕胎权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是否生育孩子的决定是女性生命的中心议题，事关她的幸福和尊严。”
△“是否生育孩子的决定是女性生命的中心议题，事关她的幸福和尊严。”
她支持性别平权，终生都用来倡导女权进步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在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她曾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权计划的首席律师，将5个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并赢下了其中4个；
她支持种族平权，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最高法院多数法官认为种族歧视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选举权法》这种保护弱势种族选举权的条款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
金斯伯格当庭宣读了异议意见书，为《选举权法》辩护道，如今以没有选举歧视，正是因为《选举权法》在发挥着作用，如果此刻废除它，就如同“因为没有淋湿，而在暴风雨中扔掉伞”一样可笑。
她支持lgbt权益，是最高法院第一位主持过同性婚礼的大法官；
△2013年8月，金斯伯格主持了一场同性婚礼。photo @ foxnews
她表示最高法院中女性法官的人数到“9人”才最合适，因为此前9位男性大法官人们都觉得可以接受，那为什么不能都是女性呢？
△四位最高法院女大法官合影。从左到右分别为：桑德拉·戴·奥康纳(已退休) 、索妮亚·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金斯伯格和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
她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公开表示“特朗普是个骗子”，由于美国大法官被期待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所以她不得不为这一言论公开道歉，但又因此收获了更多粉丝，人们乐于看她与特朗普共同出现的场合，金斯伯格难以掩饰的不满表情。
△听特朗普讲话无聊到睡着
她也会开玩笑说，因为她上法学院的年代男性太多，女性太少，所以她可以每天和不同的男生约会，一个学期不带重样的。
△年轻时的金斯伯格
甚至连这位老太太做俯卧撑、举哑铃的运动视频在油管上都有极高的播放量。
2015年，《时代》杂志把金斯伯格作为封面人物列入“一百名最有影响人物”。
她是当之无愧的大众偶像。
——也许说到这里你已经有点被迷倒了，但别急，在崇拜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她做过什么。
1933年，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她的家人和伙伴很亲切地称呼她为“kiki”。
金斯伯格似乎从小就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她不喜欢寒暄，看起来总在沉思。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
金斯伯格的母亲长期与癌症斗争，在金斯伯格高中毕业典礼的前一天不幸去世。
金斯伯格说母亲陪伴自己短暂但深刻的17年教会了她两件事：
做一个淑女，不要让无谓的愤怒等负面情绪占据心灵；保持独立，能遇到与你共度一生的白马王子固然很好，但首先要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金斯伯格将母亲的话牢记在心，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了哈佛法学院学习，成为了那一年500个学生中9名女生之一。
那个时代的哈佛并不是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学校。学校实行着严格的性别区分制度，全校唯一的女性盥洗室设在两栋教学楼中其中一座的地下室。
即便到了1969年，后来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哈佛和耶鲁之间犹豫不决时，她去参加一个晚宴，其中有一位知名的哈佛法学院教授毫不客气地告诉她：“哈佛不需要那么多女生”。（于是希拉里转头选择了耶鲁）。
可以想见在此之前的1956年，金斯伯格入校时哈佛对待女生的态度。院长专门为女生举行了晚宴，但并不是为了欢迎她们，而是要她们解释“你们占据了这个原本属于男人的位置都做了什么”。
她去图书馆核查资料，被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下，并告诉她，“因为你是个女性，所以你不能进去”。
类似的屈辱时刻还有很多，包括尽管被极力推荐，但仍然因为女性身份被最高法院大法官拒绝提供一份实习职位。
几年后，金斯伯格为了照顾生病的丈夫，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金斯伯格与丈夫、女儿在家中
金斯伯格与“最高大厨”
早期的生活经历让金斯伯格看到了存在两性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她觉醒了，并开始思考，“人们怎么可以忍受如此武断的性别区别？我怎么忍受得了一切？”
她决心改变，而她运用的工具就是早就烂熟于心的法律条文与过往判决案例。
金斯伯格反对将女性看作天生的母亲、妻子与家庭主妇，她认为许多看似是在保护女性的法律条款（比如不许女性担任陪审团成员，限制女性工作日只能工作8小时等等），实则是在限制女性。
同时，“传统的性别角色安排有时会让男性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1971年到1980年，金斯伯格担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女权计划的首席律师，她一共在最高法院打了5个和性别平等有关的大案子，并且赢下了其中4个。
这还没有算上著名的里德诉里德案，当时的爱达荷州法律明确规定，财产管理人“男性必须比女性优先考虑”，一对已婚但分居的夫妻里德就已故儿子的财产归属上诉法庭。
这个案子由金斯伯格写了原告里德太太的辩护状，其中提到“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成‘保护女性’……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最终最高法院判决财产管理人不得以性别歧视的方式登记在名下，推翻了爱达荷州法律中性别歧视的条例。
在金斯伯格出任律师赢下的那4个案件中，有一个案子非常有趣地反应了金斯伯格的性别平等观念。
1972年，斯蒂芬·维森菲尔德的妻子死于难产，维森菲尔德在难过之余，决心留在家中好好照顾他们的儿子杰森。
但他在申请政府的抚恤金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这一抚恤金只能由女性领取，而非男性。
这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观念，男性应该是在外奔波挣钱养家的，女性才是那个守在家里照顾孩子的。
金斯伯格认为这是一种性别歧视，她决心推翻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并通过这个案子告诉所有人，性别歧视不仅危害着女性，也危害着男性。
最终，金斯伯格赢下了那个案子，为维森菲尔德争取到了在家做个好爸爸的权利，更为打破两性刻板印象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实际上在金斯伯格的家庭中，也实践着和当时主流家庭完全不同的分工。金斯伯格的丈夫、著名的国际税务律师马丁是家中的大厨，而金斯伯格则是那个决定吃什么的人。
马丁与金斯伯格相识于康奈尔大学，并在大学毕业后结了婚。那个年代上了大学的女性都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聪慧，而金斯伯格可以放松、自如地在马丁面前做自己，因为马丁足够自信，从不会感受到威胁。
△马丁比金斯伯格大一岁，他们相识于康奈尔，后来一起去了哈佛
马丁开朗外向，喜欢讲笑话，金斯伯格严肃拘谨，安静沉默，两个人的性格正好互补。
在他们结婚后不久，24岁的马丁患上了睾丸癌，那段时间金斯伯格陪在马丁身边照顾他，同时还要完成法学院的学习和照顾年幼的女儿，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马丁非常欣赏金斯伯格的能力，在她刚进入哈佛没多久，马丁就逢人就夸下海口，说金斯伯格马上就要去《法律评论》做编辑了，没过多久，金斯伯格果然成为了《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后来她转学去哥伦比亚大学后，又成为了《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的编辑，成为第一位在两位重要法律评论做编辑的女性。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斯伯格不仅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还辅导马丁顺利从法学院毕业。
尽管在法律上的表现非常出色，但金斯伯格却是个非常糟糕的厨子，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抱怨道：妈妈做饭的那几年，他们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新鲜蔬菜这回事。
事实证明金斯伯格只会做7道菜，还做得非常糟糕。
马丁康复后，不但成为了会赚钱的税务律师，还当起了家中的大厨，他书架上烹饪的书籍比法律书籍还要多。
他一直非常支持金斯伯格的工作，每当金斯伯格加班时，他就在旁边陪着她看书，等她下班回家吃饭。
从法学院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再到最高法院，马丁一直鼓励金斯伯格不断挑战女性能够触及的高点。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认为我做的所有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帮助鲁斯成就了她现在的事业。”
△可以看得出马丁由衷地为金斯伯格感到骄傲
1993年，金斯伯格本来因为年纪缘故获得大法官提名机会渺茫，是马丁四处联络关系、游说总统身边的人，最后促成了这一提名。
2010年，马丁因癌细胞转移去世。他们相伴56年，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扶持，感情笃深。
马丁去世后，最高法院出版了一本《最高大厨》来纪念他。
I dissent 我反对
金斯伯格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平权而努力，而她走进大众视野，从大法官变成大众偶像则是从近年来她时常发表的那句“I dissent”有关。
近年来，最高法院不断趋于保守，为了防止过去几十年的平权运动付之东流，金斯伯格表现得更为激进，以对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施加压力。
从2011年开始，金斯伯格会在法庭上公开宣读自己对法院最终判决的异见。最高法院大法官拥有异见不足为奇，但金斯伯格是第一个屡屡公开宣读自己异见的大法官，每次她用她那平缓、冷静的声音宣读异议，总能吸引公众的关注。
针对最高法院的判决，金斯伯格不仅宣读自己的异议，还勇敢地和自己的同事针锋相对，她会在异议开场时说：“阿利托法官宣称……”
在前两年的伯维尔诉霍比罗比公司案中，霍比罗比公司以雇主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女性雇员提供节育措施的医保。
这实际上是保守派剥夺女性堕胎权的一次尝试，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5位男性大法官投票支持霍比罗比公司，判定霍比罗比公司胜诉。
金斯伯格写了35页的反对意见，并在当场宣读了其中一部分。
金斯伯格向在场的人发问道，如果以后雇主的宗教信仰和疫苗接种保险或支付最低工资相冲突，又该怎么办？为何一个宗教团体要以信仰为名，摆脱女性同工同酬的诉求呢？
尽管输了案子，但金斯伯格发表的异议却触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最高法院判定的“临时措施”需要在什么时候让步？还是说，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的对象是女性的生育权，所以他们才可以无所顾忌的作出对女性不利的判决？
今年已经85岁的金斯伯格仍然没有退休的打算，她依旧头脑清楚，时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坚持每周健身两次，还能一口气做20个俯卧撑。
尽管有不少自由派人士提出，她应该在奥巴马在任退休，以便让他提名更年轻的法官，但金斯伯格根本不理会这样的声音，她说她打算效仿史蒂文斯法官任职近35年，90岁退休。
也许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趋于保守，但当人们看看金斯伯格大法官，总会被她前卫、进步的观点吓一跳，她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反对一切歧视，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年龄歧视。
尽管她可能根本不在意能否成为大众偶像，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决定单方面宣布，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我的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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