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是曹魏第二位皇帝。后世多认为他平庸无奇。就文治或武功而言，他虽较祖父曹操、父亲曹丕、叔叔曹植逊色，却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他揽大权于己手，尊儒重教，优礼大臣，征聘贤士，虚心纳谏，抵御蜀、吴，平定公孙氏，将辽东纳入曹魏版图，堪称有为之君。
若论中国古代皇帝，三国曹魏的第二位皇帝魏明帝曹叡，若列入悲催皇帝行列中，估计应无异议。且不说他身世扑朔迷离：你究竟是袁家的孩子呢？还是曹家的孩子呢？如果你是曹家的孩子，你究竟是曹操or曹丕or曹植谁的孩子？也不说他少年时代就因母亲被父亲赐死，母亲死后也未遵循礼制安葬；自己在杀母仇人的“抚养”下，忍辱偷生，赔尽了多少小心和委屈？单单就祖父曹操、父亲曹丕、叔叔曹植，建安年间或有赫赫武功，或有璀璨文采，或二者兼备，被后人誉为“三曹”，估计就使魏明帝倍感“亚历山大”，心理阴影面积会有多大呢？
对曹叡，时人及后人评价褒贬不一。如曹叡即位伊始，曹魏侍中刘晔就有“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的评价。后来，王沈《魏书》则有“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的评价，孙吴陆逊则有“（叡）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曹）操时”的评价。
总体来看，古代史家对曹叡多有褒崇。近代史家吕思勉则有“明帝继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坏”，蔡东藩则有“奢淫无度，违理蔑伦”等“差评”。2017年热播历史大剧《军师联盟2虎啸龙吟》，更是将他塑造成只知道吃喝玩乐、嗜杀成性的纨绔暴君。
综观曹叡一生，就文治武功而言，他虽较祖父曹操、父亲曹丕、叔叔曹植逊色，却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他虽贵为一国之君，却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复杂多变喜怒无常的人性。下面，我们就结合史书的相关记载，尽量真实地复原历史上的魏明帝。
一、扑朔迷离的身世
曹操究竟是曹操or曹丕or曹植谁的孩子？这个问题，因当时没有DNA鉴定，估计要永久成为历史谜案了。他是曹家的孩子，还是袁家的孩子？这个问题，却在史书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也引起了后世史家的诸多争辩。
陈寿《三国志》主“建安九年”说。他在《明帝纪》中记载，曹叡于公元239年正月去世时，“时年三十六”。依此计算，曹叡当出生于204年（建安九年）。关键问题来了：众所周知，曹操于建安九年八月才攻克袁氏的老巢—邺城（今河北临漳）。甄氏原是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邺城陷落，袁熙、袁尚等逃亡，袁绍妻刘氏、袁熙妻甄氏则被曹军俘获。曹丕垂涎甄氏美貌，遂娶其为妻。
若依曹叡生于建安九年，则曹叡究竟谁之子，已不言而喻。很多史家或许难以接受此说法，因而纷纷对陈寿的记载提出异议。南朝刘宋史家裴松之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 明代学者周婴则说：“《志》称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时为延康元年，则叡盖以建安十一年生。”
卢弼据《三国志·常林传》裴《注》引《魏略》“吉茂转为武德侯庶子。二十三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的记载提出，建安二十三年，曹叡被封为武德侯，其时曹叡15岁。则曹叡之出生年，当在建安八年。卢弼据此提出：“窃谓承祚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曹叡生于建安九年，其为袁熙之子已可为定论，况且其生于建安八年呢？
二、魏明帝施政能力与评价
古往今来的人，对魏明帝的评价，可谓冰火两重天。爱之者捧其上天，恶之者摁之入地。如果说前引曹魏刘晔、王沈对曹叡的评价，有对本国皇帝溢美吹捧之嫌。那么，作为敌国的孙吴名将陆逊的评价，应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因而，吕思勉、蔡东藩对曹叡的评价，可谓激切且失之偏颇。那么，曹叡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呢？
（一）强化皇权，生杀赏罚操于己手
曹叡即位初，孙权曾对此乳臭小儿不屑一顾。认为陆逊对曹叡的褒奖之言，言过其实。他还乐观地预言：陈群、司马懿、曹真等在曹操、曹丕时代被压抑，且又被曹丕遗命辅政的元老重臣，必会利用新君幼弱时机，“弄巧行态，阿党比周”，专擅朝权。可后来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一世枭雄孙权意料之外：他所鄙视的曹叡，竟能不动声色的揽权于己手，保证了曹魏的稳定和繁荣。
魏明帝即位初，就大力强化皇权：“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曹真、曹休、司马懿，多因与蜀汉、孙吴战事而被明帝差遣，驰骋边疆，无法有效的干预朝政，所谓辅政，形同虚设。因而，自魏明帝即位伊始，就将人事、军权、国家各项政务的处置等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崇儒重教
魏明帝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儒家经典教育。他于太和二年（228年）六月颁诏：“尊儒贵学，王敎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鉴于高堂隆等名儒年迈，后继乏人，故于景初年间颁诏，拣选资质聪颖者，跟高堂隆等学习儒家经学。
（三）重视礼、刑治国，礼主刑辅
魏明帝深谙礼乐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致力于曹魏郊祀、宗庙、正朔、为人后、宗庙演奏乐舞诸礼制的制定和完善。他借鉴历史教训，于太和三年七月颁布的《禁外藩入嗣复顾私亲诏》，频频为后世所称引，影响巨大。
魏明帝重视刑法对统治国家的重要性。他于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他既重视刑法的制定与完善，于太和三年诏令陈羣、刘邵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也重视刑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重要性，强调刑罚务必以宽大简化为要务。
（四）优礼元老重臣和贤士
魏明帝优礼大臣，对年纪老迈、行动不便的钟繇、华歆等重臣，他特意下诏规定：“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他重视贤能之士，多次下诏征贤士管宁入朝。并对地方官吏的接送，做出明确规定：“其命别驾从事郡丞掾，奉诏以礼发遣宁诣行在所，给安车、吏从、茵蓐、道上厨食。”
（五）鼓励进谏，虚心纳谏
曹叡鼓励臣民上书，对皇帝的过失进行劝谏：“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对吏民的劝谏，魏明帝大多亲自认真审阅，“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
（六）外交、军事处置得当
对外，魏明帝在综合考虑蜀汉、曹魏国力后，用曹真、司马懿等，对蜀、吴的侵扰，制定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使中原地区基本再未遭兵燹之祸。
魏明帝虽确定防御蜀、吴进犯的基本国策，但这种防御并非消极防御，被动应付。他试图通过舆论造势，扭转战事不利局面。如在太和二年正月诏书中，魏明帝极尽挑唆、离间之能事，试图挑起蜀汉统治集团内部及吏民冲突和矛盾：“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
若有有利时机，曹叡也积极、主动对蜀、吴、辽东发起进攻。如太和二年秋，他诏命曹休、司马懿、贾逵等伐吴；太和四年七月，诏使曹真、司马懿伐蜀；太和六年诏田豫等伐辽东等。其中，战绩最显赫，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征伐，是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命司马懿、毌丘俭等率军征伐公孙渊。该年八月，公孙渊集团即宣告覆灭。自东汉末年盘踞辽东，曹操、曹丕无力征讨，只得羁縻笼络的公孙氏集团，至此彻底灭亡。辽东地区也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魏明帝时期曹魏国力的积聚、发展，也为后来曹魏灭蜀、西晋灭吴，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军阀割据混战、三国鼎峙的分裂状态，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史君曰马植杰先生如此评价曹叡：综观叡之行事，优缺点各占一半。其优点是善为军计、明察断狱、比较能容人直谏。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失误，则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这一评价，较之以往或多褒崇溢美，或激切贬斥，可谓客观、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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