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提出“建设覆盖深港口岸经济带及更纵深腹地的北部都会区”后，深港坊间持续热议。在此概念提出周年之际，深圳市决咨委、深圳智库联盟会同香港智库举行“2022港深智库联盟线上研讨会”，两地专家学者就“以香港北部都会区为契机，推动深港协同发展”为主题，再次进行深入研讨。
//2022年港深智库联盟研讨会深圳线下会场。 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 杨少昆 摄
专家们认为，随着香港进入“由治及兴”新阶段，深港两地也从“深港合作”转为“深港协同”，意味着深港区域发展向着全面、深入、融合的目标迈进。而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须以“互信互惠、合作共赢”为基础，加强协同创新发展的观念，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会议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共同主持。
“深港协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政策、社会、资本三个层次的需求都很强烈。深圳从大鹏、盐田、罗湖、福田、南山一直到宝安，拿出了最好地块、最强队伍、最丰富的研究力量跟香港对接，热切希望香港积极行动起来。”郭正林认为，深港协同创新发展须找准五个着力点。
一是增强深港协同创新发展的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深港协同创新发展的前提基础是‘互信互惠、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起干的行动，而不是找干不了的理由。”
二是以“扩容赋能”促进深港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他认为，香港提出“北部都会区”远景目标，包含着“扩容赋能”概念，必将改变香港“重南轻北”的经济社会格局，将“中环价值”外溢到新界及深港结合部。而深圳临港沿边境及海岸呈狭长带状，经济布局按区分段各具地理特征和地缘优势，也将采取差异化策略对接这一“扩容赋能”。“‘单一功能区’很难搞起来，两个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最起码是城市规划上应协同协调，避免‘邻避冲突’问题。”
三是正确理解体制机制创新。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深港协同创新发展必然会遇到政策协调、体制对接、机制接口等系列问题。“不能设想体制、机制、政策等都梳理好、对接好了，才去开工，否则反而可能变成‘紧箍咒’。”郭正林说，体制、机制、政策关键是适用性问题，属地管理原则是前提。如果合作区是在香港落地的，按香港法律制度和行政规定实行管理，深圳的相关制度措施做适应性调整，反之亦然。共建共管的合作区则制定专门的园区管理条例，明确共管机构和运行机制。
四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郭正林直言，深港现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群众对深港合作、协同发展关注度不高。因此，除了充分发挥中资企业引领作用、吸纳海外资本投入和鼓励两地民间资本投入外，还应加大舆论宣传，提高两地民众的知情度、支持度和参与度。“不讲明白‘依靠谁、为了谁’问题，讲深港协同发展就没有社会根基”。
五是明确利益共享机制，加强利益协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港已形成利益共同体，深港之间，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零和游戏’的关系。”郭正林说，协同创新发展将助力香港的再工业化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数量，优化就业结构；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人才港的地位，以及更好地融入国家大局。
对于深圳，也将助力其产业链条延伸到香港，用好香港单独关税区政策；提高深圳金融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跨境吸纳国际人才，以及实现“双区”建设目标，打造“深港发展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我们研究后认为，深港科创合作的目标应是深港科技市场一体化，香港北部都会区让一体化有了更大发挥空间。”谢来风说，当下有两个新背景，一是深港产业合作已由原来以金融为核心进入到以“金融＋科技”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且深港在科创领域的合作共识较大；二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科技集群里，深港穗继续排名全球第二，上海集群则变成上海和苏州集群，这也意味着区域科创合作是大趋势。
谢来风建议，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契机，通过“五个一体化”推动深港科技创新一体化。
一是合作机制一体化。《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香港成立高层级政府专责机构，未来深圳应密切跟进、提前谋划布局，加强市级层面与专责机构对接。同时，推动深创投等企业与香港科学园合作，合资设立开发建设公司，形成共商共建共享共管机制。
二是空间布局一体化。可参考美国波士顿128公路创新走廊、长三角“Ｇ60科创走廊”经验做法，争取国家部委和省支持，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在空间布局、科技企业、科研平台载体、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科研资源开放共享、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园区联动等方面协同联动，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推动“一区一带”（香港北部都会区、深圳口岸经济带）在规划、项目、政策等方面的对接协同。
三是园区发展一体化。推动深圳大型科技企业进入香港北部都会区，如设立数据中心、研发中心等；在生物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深港优势领域，推动深企在北部都会区布局先进制造项目，与香港创新科技资源充分结合；支持香港科学园参与前海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科教城等平台建设，包括共建产学研基地、联合培养科技人才等。
四是科创资源一体化。资金方面，两地政府牵头，共同设立创科发展基金，投资深港和大湾区创科企业和项目；人才方面，在河套、前海等区域探索技术移民制度，逐步实现境外科技人才工作许可、工作类居留许可“一窗受理、同时取证”；项目方面，聚焦脑科学、基因工程、传染病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领域，共同发起“大湾区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科创载体方面，支持鹏城实验室、中科院先进院等与香港高校共建“跨境新型研发机构”，探索科研管理规则对接国际。
五是规则制度一体化。推动深圳对接香港及国际科研管理制度，在科研项目评审、经费支出、成果转化、激励制度等开展全过程创新；开展顶尖领衔科学家支持方式试点，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深港共同探索科研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包括科研数据跨境安全评估、认证与交易规则等。
张克科直言，在大湾区建立高质量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过程中，旧的体制机制和惯性思维还有很大市场，深港创科合作也存在这种困扰，亟须用智慧和实践去破解。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大湾区最大公约数和最强劲新动能，他建议，深港双方借助河套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深度对接，精心设计创新科技共同体，谋划打造“河套湾区驿站”。
“要通过需求拉动，打破行政性垄断，消除地区、部门分割，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创新大湾区没有篱笆的协同共享空间运行机制建设，通过要素流通、制度对接和专业服务实现区域协同。”张克科认为，通过驿站可建立新机制、营造新生态、走出新路径。
新机制方面，一是依托河套跨境合作区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大科学合作链研发基地、行业检测检验服务平台、面向新制造技术的中试中心，实施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引领项目库计划，培育新兴产业创业团队成长和载体锚地；二是联合加盟大湾区大学的有序合作，建立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网，培育新产业研发团队，在研究生实习基地、技术转移中试、企业参与共同研发、产业化落地等方面面向全球开放平台资源；三是争取建立大湾区跨境跨区合作的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规则，最大限度开放深港两地间人员、资本、实验室器材和信息资源在驿站范围内流通互动共享。
新生态方面，构建跨区域跨领域跨制度的，可以集聚各种要素、没有篱笆的协同共享空间。“‘河套湾区驿站’应更突出服务链、市场链、价值链，在这里，单一个体和成果项目都可变成‘专利池’或‘合作链’中的价值链。”
新路径方面，可通过顶层设计和路径探索，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将深港实施的重大产业创新布局、载体平台和人才团队，在河套及深圳河沿线做硬、软、实的要素对接，搭建高端要素集聚平台、培育重大产业项目、在关键领域实施重大工程、建设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带，鼓励地区间产业合作。同时，以河套新驿站模式，打破旧思维方式，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新模式，实现1＋1大于Ｎ。
此外，将深港双城合作布局点线面结合，推荐优质资源参与香港新田科技城建设，培育高端产业平台和团队在香港科技园孵化，在宝安—前海片区规划深港新兴产业园，在罗湖盐田大鹏一线拓展口岸经济带、国际商贸旅游、海洋经济圈和社会服务新体系，将“双城三圈”的蓝图落实在两地项目中。
陈少波认为，对外开放层面，香港须要纵深开拓国际枢纽地位，包括在传统的四大国际中心之外，增加包括创新科技、知识产权、航空枢纽和文化艺术交流领域等四个新兴国际中心功能；尽快加入ＲＣＥ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服务国家整体战略。
对内改革层面，香港则须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包括在行政、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改革，提升治理能力、展现治理效能，建立有为政府；打破各种市场垄断、行业保护和既得利益保护，提升创造力，以及在住房、养老、教育、贫富分化等民生领域精准施策，重构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新型的互动关系。
而这些都离不开新界北部的开发。“北部都会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跳出维港经济圈和形成产城一体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成为港版改革开放和深化深港合作的试金石。”陈少波说，深港合作模式已开始从垂直分工、平行分工，迈向深度融合阶段，从土地规划、人才集聚到思想共识，应体现更多协同精神，形成更多协同机制，开创深港协同新气象。
其中，在土地规划层面，深圳对临港都市带的土地规划、产业规划，要体现“香港思维”，具有前瞻性地思考与香港的基建、产业对接。同时，香港在临深区域内的各项土地规划，也要体现“深圳关切”，真正抛弃旧的区隔思维。
在人才集聚层面，形成协同机制。“当今世界掀起了激烈的全球人才争夺战，而大批华人科学家开始从西方国家回流亚洲，大湾区无疑是其极为重要的选择。因此，深港两地应共同谋划，在内部形成彼此配套的人才政策包，合力吸引全球人才向港深集聚。”
在思想层面，必须加深彼此了解，让融合发展成为更多人的共识。“深港合作至今已超40年，但香港对于深圳的了解仍不够，深圳对香港的运作机制也依然陌生，需要更多的‘知深派’和‘香港通’。”陈少波认为，香港疫后振兴和发展北部都会区将成为当下深港合作的重要推手，深圳要鼓励所有深港合作的参与者，积极向香港政府建言献策，争取共同规划后疫情时代在北部都会区的重大项目合作。
如何共商共建共享北部都会区，周伯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成立由中央、香港和深圳代表都在内的规划组来策划、规划，将其建成深港联合的“特区中的特区”。同时，推动包括人才、资源等软硬件的互通，比如香港已经认可的药物能否不用再向内地申请认可即在北部都会区使用等。
二是深港合作项目应多咨询民间，尤其是智库的意见。三是拟定线路图和时间表。“深港合作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但香港没有积极回应，而现在时不待我，建议定一个时间表，明确什么时候要做到什么阶段，确保能成事。”周伯展说。
周伯展还从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思考对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交通分内和外，向内是都会区里面要畅通，包括向南到其他新界区域，建设四通八达不堵车的交通网络，因此要增加公路和铁路；向外主要是深圳，首要就是口岸建设问题。”周伯展说。
医疗方面，他直言香港医生数量不够，应从深圳、广东引进西医，跟内地进行医疗合作。同时，中医也非常重要，应在都会区里实现中西医结合，甚至要把中医放大，“香港可以跟内地合作推动中药标准化”。
北部都会区以创科产业为主，但金融作为各行各业社会活动的血液，也成为深港合作的重要方向。朱岩认为深港金融合作40年历程，现已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从单向开放到双向资源共享，从以前香港单方面投资到现在两地跨境金融合作，包括跨境双向的资金、信息、人才流动日益密切；二是从技术连接到全方位合作，从最初两地支付结算系统的连通到两地金融机构合作、离岸金融合作；三是从自发到民间与政府多元合作。
结合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朱岩提出两条建议，其一是持续深化深港金融互联互通。首先提高深度和广度，“两地应积极探讨一个新股通，增强两地的ＩＰＯ市场融资能力，适时讨论开展跨境保险通、保险服务中心等新业务”；其次向战略新兴产业倾斜，特别是向北部都会区重点发展一些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等，金融连通可以向新经济倾斜，助力深港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并扩大科技应用，以及融入科技，配合数字资产的发展；再者协同互联互通金融政策决策，鼓励两地金融管理机构更密切合作，充分沟通、联合发布。
其二是完善离岸与在岸人民币市场互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已是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货币地位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地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深圳跨境人民币产品也最富有创新性，前海在全国首创跨境贷款，跨境发债、跨境资产转让、ＱＤＬＰ、ＱＦＬＰ等都位于全国前列，深港可以利用各自优势强强联手，特别是在北部都会区这样一个更好的平台，助力国家人民币国际化。
“探索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北部都会区可以作为数字人民币跨境测试试点，允许里面的内资、港资，以人民币开展的投资活动可以扩大举债额度，在额度内通过比较境内和境外汇率和利率的差别，选择最有利的融资方案。”朱岩说。
此外，积极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也鼓励深圳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来港发行地方债券，继续拓宽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和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将人民币计价股票优先纳入深港通的南向交易中；深港可以尽快开通以人民币计价的结算商品通机制，通过境内外市场的联动，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领域的国际定价权。
苏畅认为，香港要实现“由治及兴”，政府必须先了解民生、掌握民情，才能对症下药，真正做到排忧解难。而智库应为政府的施政出谋划策，政府也需要与智库紧密合作，加强调查和研究工作。
“由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和建设仍处于概念阶段，社会上存在不少讨论和意见，但聚焦于该区域发展策略的民意调查项目并不多，公开民调项目只有4份，主要关注到市民支持度、解决房屋问题的效度，以及政府财政、发展时长、深港协同发展等系列问题。”苏畅说。
苏畅对这些民调汇总分析发现，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更倾向于支持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超过半数接受调查的市民认为有助于解决香港房屋问题，但对该区域能否在中短期内完成发展并不那么乐观。同时，面对北部都会区将推行多项庞大基建投资，对政府而言，如何剔除市民对政府财政相关疑虑，非常重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市民对于北部都会区以及深港协同发展是否相关、是好事还是坏事的认知，普遍存在一定落差。“北部都会区作为港深两地双城三圈空间概念的核心地带，未来的民意调查方向可以纳入更多与深港，尤其是与深圳相关的议题进行研究，包括跨境货币、跨境货物的流通，以及新田科技城的规划建设等。”苏畅建议。
深港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就是生物科技。水志伟认为，虽然目前深港在科技合作方面，香港基础研究领先一点，深圳在产业方面做得较好，但并不完全要单一化分工。在生物科技方面，可以从基建、招商引才、土地、产学合作等方面进行全链条合作。
比如，在基建方面，深圳有华大基因，但除了基因库，也需要细胞库，目前全国六大细胞库都不在大湾区，有无可能在河套做一个国家级细胞库。招商引才方面，国际人才觉得香港居住环境与国际城市差不多，但他们同时更看中内地市场，深港联合引才或较容易吸引国际人才。产学合作方面，则能否在深港合作项目审批中，允许两地组合评审。同时，能否在生物科技产业领域适度对现有制度进行突破，比如先开放河套地区或深圳市场，然后再逐步放开，辐射到内地市场。
记者 张玮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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