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1980年至1981年间考古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起连续几期文化遗存的概称，其文化年代下限存在争议。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
【发掘背景】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尽管当时还没有预料到三星堆文化会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以致会由此改写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但作为一个古文明命名，“三星堆文化”这个名称，从此便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行列之中，并日益取得中外学术界的公认。
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发现是1986年夏相继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掘并确认的三星堆古城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大批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引起了“三星堆文化”概念的发展演变。
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形成发展】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三星堆文化面貌构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体地位外，来自鄂西川东峡区的文化传统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特别在陶器文化层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发掘三星堆遗址
【历史地位】
文化位置中国古代的蜀文化和巴文化，分布地区有别，但却彼此相邻，其文化面貌尽管有差别，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如果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作比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划在一个大文化圈(区)内。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这个大文化圈(区)内的两个小文化。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被发现，1934年又进行过发掘，但在考古学中开始出现巴蜀文化之名，却延迟至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转移到大后方的一些学者，忽然见到许多出自四川的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很强的自身特色，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但当时有关巴蜀遗存的正式发掘，仅前述1934年的一次小规模工作，所以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品中所见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在长江的西陵峡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早期巴人的遗存，接着又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三星堆、十二桥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终于使大家把相当于三代之时的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确认下来。
古蜀故都三星堆遗址区域的面积，据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发掘报告，“不少于四万平方米”，这就不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所谓三星堆，像是夯土城墙拐角处的残垣。一个古城的西垣、北垣和东垣的夯土残垣。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发掘的月亮湾遗址，是在城内的北部。后来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这同郑州商城及黄陂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信仰状况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人立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像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有学者认为这都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种形态的铜质人头像，表现出当时蜀人信仰着多种神祇，但上述大型铜树和大型铜人立像无疑最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种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三星堆青铜龙形饰
三星堆玉边璋出土玉边璋
【文化关联】
就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而言，多认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学者们一致认为三星堆文化陶器、封口盉、鬶、觚、高柄豆，铜牌饰、铜铃，玉戈、玉璋等都与夏文化有渊源关系，而且后者是源，前者为受后者影响所致。如果撇开两者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关系不谈，仅从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之间表层的文化传播关系来说，夏文化是传播主体，三星堆文化是受体。地理概念上是从中原地区流向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地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夏文化”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但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本文暂不论夏文化还是否包含其它考古学文化，所称“夏文化”均指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
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青铜神树
青铜人头，高27cm，三星堆一号祭祀坑
【研究方向】
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三星堆黄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研究难点】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人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发掘，虽然使学者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
三星堆青铜面具
【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三星堆金面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学界意义】
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考古学家们探索。
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为学术界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
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史学价值】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令人重新认识巴蜀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学者鞠德源认为，古蜀王国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和实物遗存的最本源的发祥地。
铜太阳形器
黄金权杖
【考古发现】
2009年6月17日，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对汶川县“布瓦群碉”进行文物灾后重建保护中，发现了一处距今4800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据了解，这一新发现将有助于探索千百年来蜀人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揭开古蜀国神秘面纱。
布瓦遗址地处岷江西岸、杂谷脑河东北岸的四级阶地之上，距今已有4800年，与黄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的早期相当。海拔高度2100米，遗址分布面积约为50000平方米，保存较好的中心区面积近10000平方米。
考古人员在此处发现了大量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石器为磨制的残石斧2件，砺石1件，打制饼形器1件;陶器多以瓦棱纹、戳印纹、凹弦纹、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等作为纹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二部副主任陈剑称，经过初期考察判断，布瓦遗址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同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也可能传承于此，“这也恰好印证了古蜀历史传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二部副主任陈剑说，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古文化，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宝墩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它们的典型文化因素，如陶器流行花边口沿作风、器物装饰盛行绳纹和附加堆纹、石器以小型的磨制斧、锛、凿为主等，都在此次布瓦遗址中有所出现。
2021年3月20日，在成都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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