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是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磨难，全体中国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用生命和汗水谱写了一部不屈不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长歌。
抗战期间，中国全省沦陷的省份总共有九个。分别是：台湾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察哈尔省、河北省、山东省和江苏省。
抗战期间，中国部分沦陷的省份有13个。按照沦陷面积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分别是：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绥远省、广东省、湖北省、广西省、湖南省、江西省、福建省、贵州省和云南省。另外，在抗战期间，中国先后共设有6个直辖市，其中有5个先后沦陷。直辖市也划入了部分沦陷的范畴。
我们来看看抗战时期沦陷区人们的生活：
一、伪政府的公务员下了班还得拉洋车
公务员阶层，在日伪时期，处境也相当困苦。当时在日伪供职的许多“公务人”员曾在《华北新报》上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描述了日伪公务员的生活窘况。
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入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
纵向比较一下，不要说战前，比之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这种加薪的幅度比之物价的猛涨，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
对于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望曾编演过这样的相声:“一打听面粉八块钱一袋，真便宜啊，赶紧买吧，拿过来一看，是牙粉袋(巴掌大可放二两重物的袋子)”后来这种讽刺时局的相声段子遭到禁演。
二、饥民捡日军军马拉出的马粪里面的豆子食用
由于华北，乃至整个日占区都要对日军提供军粮，所以米面如同石油一样，是战争的另一条生命线。
日伪当局可说是想尽一切办法向乡村收粮抢粮，扫荡抢粮的鬼子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是最为常见的题材。另一方面粮食对于城市的供给完全打破市场规律，按照计划分配的原则进行实施。
对于日本人当然是宽松优惠。他们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悲惨的情景，让人不忍目睹。
三、1940年辅仁大学的学生董毅也为物价发愁
家境好的市民，粮食与副食的供应，也成了问题。 一位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董毅在1940年2月21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面一元八一斤，大米一百二十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一斤，但都没有地方买，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四、抗战后期北平老百姓吃共和面亦不可得
在日伪时期，市民最常食用的还是要数“共和面”了。
这点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壳卡在阑尾处，引起了急性阑尾炎。她肚子里阵阵绞痛，浑身缩成一团，浑身直冒冷汗，旧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在受尽了人间苦难以后，离开了人世。
如同老舍先生描述的一样，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日伪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糠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东西都属奢求，更多地掺进了碎石子、沙粒、虫子甚至煤渣。
曾在鹤年堂学徒的傅留城老人回忆:“老百姓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因为日本人已经下了封粮的死命令。没办法，后来老百姓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都抢着买。再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买到，不得不强忍着咽下了。”
共和面的口感是可想而知的，更要命的是这种东西既没有营养，而且容易引起腹泻或者便秘，对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无异于一道催命符。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人对于粮食的管控更加严格，动不动就封铺抢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悖悖”，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贩，他们清早起来，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购上来一些共和面，再赶出城外，卖给关厢的困苦百姓，从中赚取一点利润。那时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猪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四、东北沦陷区吃大米白面违法
日本从东北农村强征来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的本土之外，就是供应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食用。而中国人一旦被发现食用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处罚异常严厉——有位东北的乡下老人曾回忆说：“……日本鬼子在东北时，日子过得苦呀！我们最多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好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有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硬说中国人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中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中国人种的大米不许中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子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中国人吃大米了，就把中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耷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子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子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中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五、伪满洲国城市居民吃混合面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中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粗粮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常迅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中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中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中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子面”，这种橡子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有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子。
橡子面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叶、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由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模样……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 除了粮食之外，在伪满时期，肉、油、糖、肥皂、纸烟、布、棉、线、盐、火柴、火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全部都要实行配给。而且这些配给物资总是时有时无，布料和燃料尤其短缺，小孩光屁股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只能披麻袋片。更要命的是，由于煤炭的消费量被日军严格管制，冬天里有很多家庭生不起火坑，只能在饥寒交迫之中瑟瑟发抖、度日如年，各地冻死饿死的惨事屡见不鲜。
六、日本鬼子在侵华之初假装亲民，分给老百姓一点他们抢来的粮食
（1） 1938年1月，由于粮食持续缺乏，难民在河北磁县火车站前争拾落在地上的粮食。
（2）1938年2月，由于粮食持续缺乏，镇江的孩子们在等待日军的剩饭。
（3）1939年8月，上海米价从每担14元飘升至42元，引起了全市性饥饿恐慌，走投无路的贫民不得不挺而走险，成群结队抢劫米店和运米车，形成抢米风潮。图为蜂拥而上的抢米市民。
（4）购米的长龙。在日伪当局的米粮统制下，上海人民常常排着长队“挤”口粮。
（5）一个小女孩拿着扫帚蹲在路边仔细地搜寻散落的米粒。
（6）1939年初，由于日军在苏浙皖等地区强行征收军用米，造成运沪米粮锐减，米价暴涨，米店门口挤满了买米的市民。
七、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余粮归公政策，以战养战
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
八、伪满洲国推行粮食出荷政策
随着日本侵华 粮食出荷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农业资源，全面推行所谓“粮食出荷”制度，日语意思为“出售”，中国人叫“出荷粮”。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伪满各级统治政权的大小官吏，以及“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组织一起出动。到1945年，农民要交的“出荷粮”竟占总产量的51%，这意味着农民一年收获的粮食在交完“出荷粮”后所剩无几。许多农民连口粮、种子都没有了。而在实行配给制的城市里，中国人每月只分给十几斤的豆饼或高粱米，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伪满”时期，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
1941年，日伪采取两项重大措施适时地进行调整：一是合并中央统制机构，即将统制大豆、油料的满洲特产专管公社，统制小麦的满洲谷粉会社，统制高梁、玉米等的满洲粮谷会社三个机构合并，成立满洲农产公社，企图加强统制。该社资本金7000万元，全部由伪满政府出资，至此，东北的粮食对策，进入了依照国家意志实行
粮食出荷
一元化管理的阶段，农产物出荷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同时“采用了旨在实现公社与政府一体化的管理官制度”。纯经济性的收购功能让位给行政力量，日本对东北农产品的统制从最初的局部统制扩大到全面统制，最后发展到战时粮食管理阶段。 二是废除出荷奖励金制度。为了加强农产物征收出荷的高度计划性，实行了预购契约制度。即将本年度670万吨的预订出荷量，分摊到各个地区，为使各地区分担的数量能够完成，按每百斤预交一元定金的办法，先把钱发给农民，签订契约，秋季强迫农民按契约上规定的数额出荷。伪满政府凭着预约款，根据所定契约，不管收成好坏，强制农民按预购契约量出荷。预购契约成为掠夺粮谷的有力武器，为迫使农民履行契约，各地普遍动用警察，屡屡发生侵害农民行为。1941年，粮谷出荷预订量是670万吨，勉强完成650万吨。
由于受战争影响，民需物资日益缺乏，导致战时物价飞涨，再坚持低物价收买农产物，呈现极其困难的局面。日伪当局为掠夺大量农产物，一方面在极低的价格基础上，略微提高粮谷收买价格，每100公斤提高0．34元，另一方面采取物质刺激办法，在“粮谷出荷”时实行棉织品特别配给制。伪满在1938年实行了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度，但配给量逐年减少，大多数农民靠正常手段无法弄到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以高价购买，日伪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引诱农民多出荷。规定出荷1吨粮谷以公价配给10平方码棉布和1斤棉花或15码棉布，1条毛巾，1束线，企图坚持低物价政策。1944年棉布减少到7．5码，后来棉布几乎停止配给。实际上，大量棉布落到地主富农手里，他们将这些棉布流入黑市，攫取暴利。
当时，日本粮食情况极端恶化，迫切要求伪满洲国增加对日支援的数量。1943、1944两个年度以“报恩出荷”名义，各追加70万吨的出荷数量。1943年，计划数额750万吨，实际完成820万吨，1944年，计划数额820万吨，实际完成890万吨。逐年增加对日支援的粮食数量，必然加重对农民的压榨，增加了农民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