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法号「贤二」的机器僧成为网红 。它穿着黄色僧袍,能明白人的简单指令,还会跟人对话卖萌。这个造型,来自于龙泉寺一个经典的漫画人物——贤二小和尚。

这不是龙泉寺第一次成为「网红」 。在过去的几年,这座寺庙屡屡因打破了人们对佛教和寺庙的常规认识而引起关注,其中包括开门办寺、用新媒体弘法、高科技元素在管理中的大量应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量出身名校的高素质人才纷纷汇聚于此。

除了贤宇法师外,龙泉寺还有不少僧人也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比如负责寺庙文化部的清华大学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贤启法师,监院、清华大学流体力学博士禅兴法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贤威法师等。这些高知僧人在龙泉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推荐753期【封面故事】《龙泉寺的“高材僧”》,由本刊记者蔡如鹏采写。

龙泉寺的“高材僧”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53期)

这一次,让龙泉寺红遍网络的是贤二机器僧。

北京龙泉寺有什么特点(龙泉寺到底怎么红起来的)(1)

这个刚刚问世的小机器人身穿黄色僧袍,不仅能明白简单的指令,还会跟人对话卖萌,十分惹人喜爱。了解龙泉寺的人不难发现,它的造型来自于该寺经典的漫画人物——贤二小和尚。

贤二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龙泉寺方丈学诚法师的微博上。贤书法师是寺里负责绘制漫画的动漫中心第一任执事法师(即负责人),也是贤二形象的创造者。据他介绍,学诚法师开通微博后不久,就注意到“光上一句话不够生动”,要求他们创作一些漫画,以小和尚与师父的对话为主,讲述一个小故事,最终导向一个人生或佛学道理。这个小和尚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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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贤二系列漫画的内容,既有寺院生活的写照,也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和加工。“其中师父的开示,基本都取材于我平时对弟子的一些随机言教,以及在微博上与网友的互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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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受访者提供

最初,动漫中心在贤书法师的带领下,用毛笔画,一幅漫画讲一个故事。后来,发展为四格漫画,四幅漫画讲一个故事。贤二渐渐有了影响后,动漫中心又以它为原型,制作出二维动画、3D动画、面人动画、定格动画……一直演变到今天的机器僧!据说,贤二只是第一代机器僧,第二代的研发已经在筹备之中,会更加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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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寺动漫中心针对“读图时代”的特点,创作出“贤二”系列动漫作品。

关于整个制作过程,学诚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龙泉寺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投入巨资。“比如拍摄面人动画片《出家》,舞台道具基本上用的都是寺里废旧的建筑材料和天然草木,几斤面粉作为人物材质,几根铁丝拧成人物骨架,拍摄工具仅有一架单反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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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寺内的动漫基地里大多是前来做义工的居士,部分居士并无专业艺术院校的背景,但做起事来给人一种虔诚的专注感,隔层的玻璃房是一间茶歇室,在里面除了进行接待还可以观影和上网。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龙泉寺,有极客

龙泉寺最早在网络上引起网友的热议还是在5年前。2011年,寺庙信息中心负责人贤信法师参加了全球最大中文IT社区CSDN举办的移动者开发大会。出席会议的大多是写代码的程序员。当穿着一袭僧袍的贤信法师出现在会场,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瞩目——难道和尚也会写代码?

CSDN创始人蒋涛对这一幕记忆犹新。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很诧异,特意安排人前去询问,才发现人家真不是走错了场,确确实实是来参会的。”面对大家疑惑的眼光,贤信法师也多少有些不自在,他后来在自己的心得中写道,这次会议后每次再参加类似的活动,进入会场前,都会在心里提醒自己:一会儿又要经受无数异样目光的洗礼了!

事实上,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的贤信法师在出家前,就是一名正儿八经的程序员。2009年到龙泉寺后,他发现寺里有700多间客房,每逢法会,居士“挂单”(即借宿),办理入住手续非常麻烦。于是,他就利用自己的特长,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开发出一套挂单程序。

初战告捷让贤信法师有了更大胆的想法。他希望开发出一个系统的数据库,把师父的开示、文章和寺内各种文档都管理起来。不过,这是个庞大的计划,仅靠他一个人远远不行。于是,在方丈的支持下,他开始招募义工,组建团队。这就是今天名声在外的龙泉寺信息中心的雏形。

建议他下山参加移动者开发大会的,正是他所招募的义工。没想到,此后“龙泉寺,有极客”的说法便在网络上越传越广,越传越玄。其中一个最玄乎的段子是:几年前“微信之父”张小龙到龙泉寺西厢房小住,对几个技术问题苦思不得其解,一气之下把资料撕得粉碎。正好一位扫地的僧人路过,便把碎纸屑捡起来重新粘好,并在上面写了几行字,还给张小龙。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微信。

不过,据贤信法师透露,与技术有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招募的义工完成,僧人的主要精力仍是修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学计算机专业那会儿是十多年前,学得很简单,哪有什么科研实力?”不过,这并不妨碍龙泉寺对高科技的利用。

眼下,高科技已经渗透到寺庙的每个角落。僧人校勘藏经用的是专门开发的插件程序;居士到寺院图书馆借书,可以办理电子借阅卡;进入一些重要区域需要通过指纹识别——门禁竟然采用了指纹识别系统。

龙泉寺对科技的大量应用得益于方丈学诚法师的倡导。他认为,科技的影响无孔不入,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的基本教义需要对现代科技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才能更好地体现佛教的价值。

在他的倡导下,寺院还参与一些科研项目,如《基于文本数据挖掘的梵文分词研究》、《大数据时代的佛家信息管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建的虚拟世界《全景龙泉寺》APP等。从事这些工作需要较深的古文功底或专业技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僧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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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人有专门的食堂区域,用饭前所有的僧侣会集体背诵经文,如果当月有僧人过生日,还会有法师在用餐之前进行宣布并给予祝福。仪式进行结束,会有一位僧人手举着木质的器皿缓缓地从中间的过堂移走,这是用餐前的最后一项仪式,直到这位僧人走出门外,就能开始用餐了。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学霸寺院

事实上,龙泉寺的僧人在网络上的名气一点也不亚于贤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当属贤宇法师。

贤宇法师俗名柳智宇,出家前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他曾获第47届国际数学奥赛金牌,遁入空门前刚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2010年他在龙泉寺皈依佛教,曾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目前,贤宇法师在负责校律工作,主要是整理编校一些佛教典籍。

除了贤宇法师外,龙泉寺还有不少僧人也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比如负责寺庙文化部的贤启法师(清华大学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监院禅兴法师(清华大学流体力学博士)、贤庆法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贤威法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贤兆法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等。因此,龙泉寺也被网友戏称为“学霸寺院”“清华北大分校”“史上最强科研实力寺庙”。

这些高知僧人在龙泉寺也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龙泉寺的硬件建设,从设计到施工、监理、维护,都有僧团法师全程参与。具有专业背景的法师将寺院的传统景观与现代功能巧妙结合起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都融入了科技的便捷、佛法的智慧和人文的关怀。一位法师还运用空气动力学及生物学原理,为寺院设计出废污水净化回收再利用系统,并用于有机菜地的灌溉。

学诚法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趋于知识化和专业化,一个现代化寺院的正常运转、各项弘法事业的顺利开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从寺庙的建筑设计、藏经的整理研究,到网站、微信等弘法平台的维护和管理,都要相关的专业人才。

龙泉寺能够聚集这么多高学历的人,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龙泉寺本是北京海淀郊区一座破败的辽代寺庙,2005年在学诚法师的主持下重新恢复为佛教道场。虽然地处郊区,但它离市区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还有一路公交车至此。

这个距离可谓恰到好处:既可以出世清修,又便于入世度人。平时可以形成独立于尘世的清净气场,每个周末从城里来的学修者也很容易到达。龙泉寺所处的海淀区是北京市高校、科研院所最密集的区域,集中了不下百万的高学历人才。但近50年来,这个地区一直没有一座正式的佛教活动场所,直到龙泉寺的复建。

一名在龙泉寺出家的北大毕业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确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因素,出家前,他和一些对佛法感兴趣的同学就经常来寺里交流,“假如(龙泉寺)离我学校很远,那我可能就不会来这里,也不会在龙泉寺出家。”

在这些高材生的命运转变中,被称为龙泉寺精神领袖的学诚法师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很多人都是在他的感召下,成了“高才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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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法师。摄影|秦斌

龙泉寺定期会到附近的高校举办类似“心文化之旅”的活动,邀请大学生到寺里参加共修活动,体验出家人的生活。上殿、过堂、诵经、听开示、寺院巡礼,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每一件都充满着新鲜感和神秘感。活动中,学诚法师也会与这些青年才俊座谈,回答他们的提问。

中国佛教文化网的一篇报道说,2007年1月1日,北京大学近百名同学参访了北京龙泉寺,寺庙常住热情接待了他们,学诚法师还应邀回答了同学们的一些疑问,对话场面热烈,气氛活跃。

一位弟弟刚刚去世的同学问:“人死了,真的有灵魂存在么?为什么我会一直感觉我弟弟还在眷恋着我们家呢?”法师答:“人过世了,也许会去更好的地方,也许会去更差的地方,这由他的业力决定。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看自己怎样很好地对待。世间上本来就有顺境与逆境,有悲欢离合,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无常。人的生命,周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要想开一点,否则你自己会很难受。”

有同学问:“出家会给家人带来失去亲人的痛苦。您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看呢?”法师答:“出家就是要割爱辞亲,跟参军一样,当兵也是要离开家啊!当法师也不是不能回家,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自己要想办法去克制这种情绪。即便不出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天天都在父母身边,你现在不就出门在外吗?”

对于高学历人才出家,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浪费。学诚法师不这么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上,寺院清净祥和的环境,可以让高素质人才远离浮躁的心情和动荡的生活,更有利于他们发挥才能、提升生命,达到在其他领域不容易取得的成就。”

在他的感召下,如今龙泉寺的僧团已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余人。与其他寺庙相比,这里的僧人年轻、有学识,待人彬彬有礼,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寺庙古旧、保守、衰败的印象。

不过,在这里出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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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经书的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我们在这里提供研墨,每到周六日,陆续就会有在家人上山来到这里静静的抄上一两天。”负责该部门的一位管理僧不紧不慢的说着。未抄完的经有专门的书柜进行存放,用书签来区分本子,很容易再次找到。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依戒摄僧

贤伟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龙泉寺实行人才的“梯次培养”,无论一个人在俗世学历多么高、成就多么大,想到龙泉寺出家,都要按照另一套标准接受考察。

考察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首先以义工身份上山常住;然后申请出家者组班,成为准净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其中的合格者得以与僧团共住,成为净人;再按照出家人的日常作息接受一段时间的锻炼,其中的合格者得以剃度出家,成为沙弥;待因缘合适时,沙弥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至此,才算真正出家。

而考察的方式很简单——劳动。“劳动,磨炼人的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有意志坚定又能吃苦的人,出家的路才能走得长远。”学诚法师解释说。

在他看来,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生活安逸的时代,很多人都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上山以后,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品性慢慢得到补充和完善,也能为未来的出家生活积累很多福报。”

事实上,龙泉寺僧人并非外界传说的那样“手机不离身、拿着平板电脑念经”。相反,他们在这里遵循着最传统、最严格的清规戒律:每天凌晨3:55准时打板起床;一日三餐前集体诵经,用餐时碗筷不能出声,嘴巴不能出声,更不能交头接耳;晚上9点30分熄灯睡觉,都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除了这些严格的作息时间外,为保证清修,寺庙还做出规定:用电脑、上网要申请;除少数执事法师外,僧众不允许拥有手机;外出要有人陪同;不发单资(工资),所有供养全部归公,日常所需统一由寺院供给。

在龙泉寺,每个僧人都要参加清修,寺里有一套完整的学修体系。早餐后,僧人们便到教学大楼里上课,每班大约十几人,由一位比丘级的僧人作为班导(班主任)。

学诚法师清楚,必须要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依戒摄僧,学修体系才能正常运作。他参照传统戒律制度和现代管理经验,总结出一套戒别与行政相结合又互不干扰的管理办法。

依据这套办法,僧人们在内部清修时,按照受戒程度从高到底分比丘、沙弥和净人三个层次,同一个层次里根据受戒的先后排序。上殿、过堂、诵经、布萨等宗教活动的位次,都要遵守这个次序。下座对上座要恭敬、学习;上座则对下座要关心、引导。

而在对外弘法时,僧众按照行政职务的高低分为书记法师(寺院事务管理小组成员,方丈不在时,轮流代行住持之责)、执事法师(各部门负责人)和清众。在做事时,下位服从上位,接受上位的教导和劝诫;上位则要以身作则,照顾帮助下位的成长和提升,不可有当官的心态。

“只有僧团的每个成员安立好自己的角色,恪尽职守,一个僧团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学诚法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10月,龙泉寺根据对外弘法的需要,成立了5个部门,分别是工程部(负责寺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部(负责寺院各类图书、音像制品的编辑、设计、制作和出版)、慈善部(传播慈善文化)、弘宣部(负责龙泉之声传统文化网和学诚法师的博客、微博)和教化部(负责组织各种法会和学修活动)。后来,随着业务的发展,又增设了翻译中心、信息中心、动漫中心等部门。

每个大部门下,还设有多个分支机构,比如教化部下有法会处、学修处、研修处等。通常,每个部门由一位执事法师领导,成员则是规模庞大的义工。“义工”这个词并不是佛教词汇,佛教的正式叫法是“护法居士”,但是如今义工的含义容易为公众理解,所以寺院也欣然接受。

义工绝大多数是已经皈依的佛教徒,分全职和兼职两种。全职义工常年住在山上,在寺里吃住,不领报酬,每个部门一般有几十人;兼职义工一般在周末或节假日到寺里工作,时间灵活,人数因此多得多,光翻译中心就有500多人。

庞大而多元化的义工队伍,使得龙泉寺的内部职能极为全面和细致。龙泉寺在资料保存方面做的工作几乎可以与档案馆相媲美。这些资料种类齐全,涵盖了寺院发展历史、各部门发展历史、各种法会的视频以及学诚法师的开示等各个方面。

这是一套完全脱胎于现代社会的管理体系。不过,它也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比如在管理中,僧俗就有明显的界限。

比如,居士不能插手寺院管理,须听从部门执事法师的指导,遵守“坚持随众,服从管理,不说是非”的规约。

在寺庙内,居士看到法师,都会退让合十,恭敬有加,即便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龙泉寺上万居士中,不乏寺内僧人的父母。比如贤山法师的双亲,三年前跟随儿子上山,成为居士,在寺里常住至今。

僧团和居士的活动场所,也有明确的划分。整个寺庙,以熬狱沟为界,北岸是僧团学修的场所,南岸则是居士居住和活动的区域。

开门办寺

僧俗虽然有别,但在学诚法师看来,二众又不可分离,“僧俗配合弘扬佛法,这个体系的形成非常关键。有了这个体系,才能够真正凝聚起强大的共业,将佛法事业做得深入、广大。”

他常常告诫弟子:“虽然僧团的提升是最必要的第一步,但也不可能等到学好了再去弘法,要边做边学、教学相长。”在他的引导下,龙泉寺开始对外举办各种法会,广泛接引信众。

如今每逢重要的日子,龙泉寺都要举办法会。春节举办主诵《华严经》的“华严法会”;清明举办“清明祭祖报恩法会”;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圣诞日举办“浴佛法会”;农历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举办主诵《妙法莲花经》的“华严法会”;五一、十一举办“楞严法会”“水陆法会”等等。

这些法会大多以结缘为主,常常结合诵经、田间劳作、拜忏、坐禅体验、学唱佛教歌曲等活动,接引有缘信众。除了传统的法会,寺庙还会定期开设IT禅修营、音乐禅修营、艺术禅修营、动漫禅修营等,让大家体验佛教文化,与法师、居士面对面交流。

频繁互动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龙泉寺的义工。一位在“大寮”(即厨房)帮忙的义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喜欢这座寺院,喜欢这里茂盛的植物和清新的空气,也喜欢寺院里人和人之间那种轻松的氛围,“它让你安静下来,不再躁动,不再疲惫”。

一旦成为义工,就有机会参加由居士们组织的学佛小组。这些小组通常在交通更为便捷的市区组织活动,有授课讲师,有班长,课本则是一些逻辑性强、符合现代人思维方式的佛法,比如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而到了周末,各个学佛小组的骨干,又会从城里汇集到龙泉寺上课。有给学佛小组班长开的课,也有给被称为“新时代佛教传教士”的讲师开的课,还有给准备做讲师的人开的课。大家都统一穿着一种名为“海青”的深棕色长袍,整齐地坐在佛堂里,听法师讲经说法,或齐声称念佛号,唱诵《心经》《大悲咒》。

从法会、禅修营到寺外的学佛小组,再到寺内正式的禅修课,僧团与居士团队分工协作,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弘法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僧团建设寺院、承传佛法,教育在家修行的居士;居士带动身边的人,参加寺里的弘法活动,为他们提供接触和了解佛教的契机。

采访时《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龙泉寺低矮的山门外,一座气势恢弘的殿宇正拔地而起,其规模远超山门内现有的其他建筑。“这是戒坛,就是僧徒受戒的地方,今年就可以竣工。”陪同的贤伟法师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久,中国佛学院新址也将在龙泉寺旁破土动工。”

龙泉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十方信众的支持。学诚法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龙泉寺有自己耕种的有机农场,僧众平时吃穿住用比较简单,所以自身开销不大。只要大家能够坚持戒律的行持,就能保证基本生存。”

不过,他坦言,寺院不断完善一些基础设施,的确一直存在着资金缺乏问题。为此,寺庙一方面成立了工程部,负责组织僧人和义工参与修建,另一方面也接受信众的捐赠。

比如,龙泉寺2005年正式恢复成为宗教活动场所前,一位名叫蔡群的居士已经先后投入200万元资金,对寺庙进行了初步修缮。2015年12月,龙泉寺海外第一个寺院“龙泉大悲寺”在荷兰成立。这个寺院所在的一幢700多平方米的建筑,也是当地56位华侨共同购置的。

不过,学诚法师还有更大的想法。

“光有一个年轻的、高知的龙泉寺是不够的。有时办法会,附近村里的农家院总是住满了来参加活动的人,因为庙里住不下。”他说,“中国至少需要300座龙泉寺。”★

北京龙泉寺有什么特点(龙泉寺到底怎么红起来的)(10)

第753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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