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董学和这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数十次往返于昆明与温州之间频繁的往返，并非为了生意，而是源于一起9年前的股权收购2019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纸“天降巨额利息”的判决让他几近崩溃基于判决中诸多“不公平”，董学和在该案二审结束后，实名举报承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违法认定，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错案”目前，该案已启动信访核查程序，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河南高院同案同判最新规范 同案同判的价值与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河南高院同案同判最新规范 同案同判的价值与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三年来，董学和这个小有成就的企业家，数十次往返于昆明与温州之间。频繁的往返，并非为了生意，而是源于一起9年前的股权收购。2019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纸“天降巨额利息”的判决让他几近崩溃。基于判决中诸多“不公平”，董学和在该案二审结束后，实名举报承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违法认定，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错案”。目前，该案已启动信访核查程序。
看似简单的案情
2011年1月，董学和与郑崇光、林筱玲、丁琪等合作投资云南房地产项目。
2013年12月，董学和收购郑崇光、林筱玲、丁琪等的投资份额，并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收购金额、支付时间等。
2014年11月，董学和与郑崇光、林筱玲签订《补充协议书》，明确剩余收购款的金额、支付时间，以及800万元债务附条件免除等。
2015年12月，董学和与郑崇光、林筱玲再次形成《会议纪要》，确认剩余收购款的金额、支付时间，以及800万元债务免除等。
2019年，郑崇光起诉董学和，要求其支付剩余收购款及相应利息。
2020年6月4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董学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偿还郑崇光股份收购款本金300余万元，及利息400余万元。
2020年11月27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笔者发现涉及该案当事人和第三人的相关裁判文书多达十余个，关联案件层层嵌套，看似简单的债权债务纠纷，内里则错综复杂。
业内专家的讨论
通过对该案一、二审判决书的梳理可以看到，董学和与郑崇光、林筱玲形成的《会议纪要》是否表示各方达成了新的合意，进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至关重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未采信《会议纪要》的法律约束力，故董学和败诉。
但“会议纪要”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以及何时具备法律约束力，事关商业操作，引发了业内专家的广泛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杨立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法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孙选中；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马擎宇等法学专家就该案进行了专门论证，并出具了《论证意见书》，一致认为：董某某与郑某某、林某某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会议纪要》虽然名为“纪要”，但实为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新的合同。
同案同判的价值
合同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该案中的《会议纪要》即非常典型，决不能仅以标题的形式外观而定。
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议纪要》法律约束力的相关判例，可以明确：如会议纪要具有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且各方当事人已达成一致，则会议纪要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案中《会议纪要》表明当事人间已形成新的合意，明确对《补充协议书》中的“附条件免除”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即《补充协议书》中约定是“可以给予免除800万元”，《会议纪要》中则是“一致同意免去800万元”。
该案的《会议纪要》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议纪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认定，不论从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都可以认定《会议纪要》覆盖了《补充协议》的约定，由“附条件免除债务”变更为“未附条件免除债务”。这就涉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同案同判”，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为了统一裁判尺度，限制法官对同类案件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基于案件的基本情况，根据公正、衡平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对案件事实或者法律适用问题酌情作出裁判，或者是在多种合法的法律解决方案之间进行合理选择的权力。可见，自由裁量权的前提是“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该案中，承办法官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是否满足了该前提？前面我们提到，该案的关联案件多达十余个，相互之间层层嵌套。该案的一审法官曾审理过关联案件，但对一些关键细节的认定似乎标准并不一致。为何众法学专家一致认为该案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关键点应该就在这里。
法律事实虽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客观事实，但裁判者要做的就是让法律事实无限接近于客观事实，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抽丝剥茧找到案件的真相，让公平、正义既不迟到也不缺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特约评论员 夏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