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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6月，当西南季风从阿拉伯海方向吹往南亚次大陆时，除去雨季之外，它还将给印度带来什么？
倘若我们是在300或40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答案将是显而易见的：从西欧和美洲出航的飞剪型帆船将以印度为中转站，驶向分布于欧亚大陆东端周边的香料、丝绸和茶叶产地，继而带着数十倍于航行费用的收获返归故土。位于次大陆西南侧的马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至今享有“香料海岸”的美称。围绕着季风贸易航线控制权的争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曾经在印度海岸线上展开过惊心动魄的角逐，最终催生出“日不落帝国”在东方最重要的国力支柱英属印度帝国。关于这段历史，《剑桥印度史》以及吉卜林的诗歌已经有过足够丰富的呈现。而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以甘地和尼赫鲁为开创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塑造了作为新的“想象共同体”的现代印度；它的挣扎和彷徨，都记录在印度人后裔奈保尔的三部曲游记中。
1930年11月，“圣雄”甘地（前右）和国大党女领袖沙拉金尼·奈都（前左）在伦敦出席英国政府召集的关于印度自治问题的圆桌会议（图/视觉中国）
但这些都无关我们今天频繁提及的“印度奇迹”。它基本上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最近10年才开始为经济学界和国际资本热炒的话题。伴着西南季风从北美和欧洲而来的已不再是香料贸易商，而是硅谷科技新贵、投资银行家和商业咨询顾问。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Bengaluru）的名字，和瑜伽、板球以及宝莱坞电影一样成为了这个南亚大国新的国家名片。2014年上台执政的人民党总理莫迪的形象，尤其为外界所瞩目。无论是争议颇大的废钞令和单级税制改革，还是最近在中国上映的电影《厕所英雄》描绘的“清洁印度使命”运动，都营造出了一个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在一位多年前曾与莫迪有过一番长谈的美国记者眼里，“谈起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时，此人就像是一家跨国巨头企业的CEO”。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向你罗列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最近5年新增加的公路里程和就业岗位数量，以及印度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光明前景，并且信心十足：“单是我曾经执政的古吉拉特邦的经济规模，就应当和韩国相提并论。”
班加罗尔主要商业街布里盖德路夜景（图/视觉中国）
但这种“奇迹”，究竟是资本市场周期性制造的泡沫和神话，还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历史性剧变？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和摄影师李亚楠踏上了季风来临前的次大陆之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大相径庭、以不协调的方式焊接在一起的印度。上层是莫迪政府希望吸引外资进入的那个领域，它们包括全球规模排名第二的计算机软件外包服务业、正在逐步澄清的税制和金融管理政策、对外国投资者的善意姿态以及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它们都在向你蛊惑：亚洲甚至全球经济的未来正系于这个国家，任何一位有雄心的投资者都不能错过这个正当其时的风口。而在中下层，将近1/3的文盲率、传统中小企业的艰难挣扎、可怕的塞车和空气污染状况以及性暴力犯罪的异常高发也以一种不加掩饰的面貌暴露在我们跟前，令人触目惊心。
2014年8月11日，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工厂中的一位工人在简陋的金属加工作坊中午休（图/视觉中国）
在“印度的上海”孟买市，我们深入到了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达拉维（Dharavi）。在那里，因为日晒雨淋而污损发黑的砖墙像高峰时段的地铁乘客一样拥挤在一起，顶部用简陋的石棉瓦或防水油布覆盖。提着空水桶出门的少年、随意晾晒在屋檐下和道路两旁的衣物与无人清理的街头便溺物一样俯拾皆是。从社区中心那些相对较高的住宅楼之间穿过时，你可能会被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惊到——那些雇员达到上百人的纺织品和成衣加工厂，就设在大型住宅楼的半地下层；透过气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们黝黑脸颊上的汗水。
在达拉维这块2.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面积相当于北京植物园的一半——上，日常聚居有60～100万人口，平均1450人共用一个厕所，社区医生和志愿者每天要处理将近4000例伤寒病患。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极富印度特色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共同体：自1947年印巴分治之日起，低廉的租金和从全国农村涌入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吸引了大量纺织工厂、制衣厂、皮革和首饰加工厂以及制陶作坊入驻当地，5000家中小企业和15000个生产车间的年营业额在21世纪初已经上升到了10亿美元以上。整个印度西南海岸的废品回收业都以达拉维为中心，创造出25万个工作岗位。专为小微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信贷网络以及法律顾问公司的广告也随处可见。不同机构的经济学家计算出当地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800到2000美元之间，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预估的2017年全印度人均收入（近1500美元）接近，显著高于比哈尔、拉贾斯坦等北部农业邦。
客机降落时拍摄到的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全景（图/视觉中国）
存在于经济增长率报表上的那个“印度奇迹”，往往只涵盖了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园、跨国企业办公室以及孟买的CBD；但在它们之下，构成地租“洼地”和初级城市化安全阀的却是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低端经济体。然而在莫迪的经济规划蓝图中，粗旷而窘迫的低端民间经济不过是可以自生自灭的配角。一位达拉维商人语气担忧地向我提到：“当孟买市政府发现达拉维的居民为了节省生活开支、长期盗用市政供电时，他们并不打算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将这一地区民用水电事业的经营承包给了私人公司。”他们担心自己终将被抛弃。
忧虑自身安全的妇女的声音、饱受塞车和断电困扰者的声音、因废钞令和税制改革蒙受损失的纺织户的声音、达拉维居民的声音，或许不会反映在政府支持率的消长上，或许不会妨碍莫迪继续向潜在的投资者们展示一份份波将金式榜单，但它们的的确确存在着。它们不是蓄意丑化，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印度通往“未来之国”的旅途上无法绕过的巨石。如果说在即将结束的第一个总理任期里，莫迪已经为他的国家找到一个适于和世界市场接轨的上层框架；那么在随后的日子里，如何稳住支持这个上层框架的底部结构，包括避免巨大动荡和族群冲突的出现，将会是更严峻的挑战。而带有逐利色彩的资本，并不总会和他捆绑在一起。
2002年3月15日，阿约提亚古城的警察驱赶一群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印度教正统派信徒。受古吉拉特邦暴乱影响，在阿约提亚也爆发了狂热印度教信徒组织的示威游行，有1000余人被警方逮捕（图/视觉中国）
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之时起，关于“印度奇迹”能否复制、甚至超越“中国奇迹”的争论，就开始成为政策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们热议的焦点。而在莫迪的第一个总理任期接近尾声之时，我们在真实的印度内部看到：要将13亿当地人口真正转化为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生产要素，依旧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新增加的数亿城市人口对基础设施（尤其是住房和交通）、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权的要求，也绝不是可以等闲处之的话题。奈保尔在1990年出版的《百万叛乱的今天》一书中，曾经将当代印度的社会和经济革命比喻为1857年反抗英属殖民地统治的“百万叛乱”。革命也好，“叛乱”也罢，机会和风险正在这个国家同步滋生。
如果你还意犹未尽——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请来封面大使叶海林来叙述他眼中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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