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慧君 李晓亮
一转眼电视剧《底线》已开播了，回想项目之初，我俩对法院、法官、法律的认知和普通观众无甚区别。随后，紧锣密鼓的采风、创作、修改、关关难过关关过。如今随着《底线》播出，想在这里记录下一路以来的创作心路历程。
法官戏难写，这是一开始就有的认知，但深入采风后，我们才发现尽管有所准备，难度依然超过想象。法官不能主动出击，只能坐等案来。理清法律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这些工作，外部来看，就是埋头案卷。可影视毕竟是视听艺术，头脑风暴，看不见听不着，原本认为会更有戏剧性的庭审现场，通常也是流程繁冗，这怎么写？也正因为如此，公安的戏多，检察院的戏多，法院的戏最少。
采风中通过和各地法官交流，我们发现，法官群体是个“智识”群体、他们有思想，对各类法律内外的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表达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这是他们的职业特点，有没有可能从这个角度入手，去把握人物呢？
一般观点认为，对话太多的剧本不是好剧本，人物应该“少说多做”。我们恰恰觉得，要表现法官这种“非常规”的职业，也该用“非常规”手段。不要怕写对话，只要足够精彩，足够有张力——举个例子，片中有段年轻法官助理和老年法官助理之间的争论：年轻法助说一个母亲不该因为担心名誉而阻止自己被性骚扰的女儿去法院讨说法；老年法助则说，英雄人人都点赞，可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女儿做那个英雄。这段戏，表面看是靠语言支撑，但演员通过表演传达出的内心挣扎和问题本身的道德思辨，一定能激起观众的情感。
当然，剧本是按照风趣幽默接地气的气质写的，说人话，接地气，有烟火气，这是自然。但在剧中我们不回避崇高，害怕深度。我们一直觉得，观众不傻，只要你掏心，他们就有耐心。哪怕一部分观众无法一下子弄懂复杂的法律问题，但法官在案件中展现出的思考、温暖、观照，一定会在观众心里雁过留声。要相信，无论世事纷繁，世上总有人仰望星空。
写法院戏，无法回避的是案件。在开始创作之前，我们首先思考的是这两年法治题材的精品层出不穷，我们的戏如何区别于公安、检察院的剧集？公安、检察院的戏，往往偏重于情节性、悬疑性。但法官职业要求保持公平公正，如若我们也着力于此，不但可看性打个问号，于这一职业特点也不符。
对于法院戏来说，法官在案件中“法、理、情”中的挣扎，才是独属于我们这部戏的特质。
定下来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创作。
有很多人问过我们，剧中的案件，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吗？说来有趣，文艺创作和法院工作的逻辑正是相反的：法院先有案才能判，而创作则是先有目标再选路径——首确立想表达什么主题，然后倒推情节。所以，剧中所有案件，都是为了表达主题再造出来的，与现实案件没与直接关系——在剧中，法官仅仅是根据虚构出的情节做出了一个虚构的判决。当然，依照的是现实中的中国法院工作的内在逻辑——以人为本，案结事了，扶正祛邪等等。
如果能照搬倒是省事，只不过，文艺作品不是纪录片，简单照搬现有案件，就无法实现准确表达、抵达内在的“真”。
除非通过虚构，我们无法表达绝对的真实——这是我们在戏剧学院学到的最重要的观点。戏剧影视具有假定性，所有观众都知道故事是假的，但依然要看，说明它表达出了内在的“真”。
有些案件乍看之下有原型，但往下看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就像鲁迅先生谈自己的创作，“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
文艺创作不可能直接指涉现实，更不可能影响现实中的案件判决、挑战司法实践，否则，那真是突破“底线”了。
当然，虚构，也要像。有时候设计完一个情节，我们会问法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大多数时候确实有类似案件。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写具体某一个案子，我们写的是这一类案子。
写什么样的案件？我们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中国新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新问题？法律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只有写这样的案件，剧本才更具现实感，更贴近普通观众的生活。
《底线》不是每集一个故事的单元剧，而是着力刻画人物，人物成长需要有连贯性，每个案件，都要尽可能观照角色的人生困境，每个判决，也都应对角色的生活有启发和推动——这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现实案件。案件素材必须掰开揉碎，必须结合人物统筹考虑再造。否则，人物和故事就是撕裂的，而无法丝丝相扣地融合在一起，势必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支持过剧本创作的人：开明的，给予我们充分信任的法院领导；可亲的、把我们当朋友坦承相待的各个岗位上的法官、工作人员们；无畏的，励志“要么做个第一，要么第一个做”的制作团队，可爱的导演、敬业的演员，是你们为《底线》守住艺术的底线。最终，若这部作品在面世时，能让观众笑，让观众哭，让观众思考，或给他们带去一点生活的勇气，对编剧来说，就再无遗憾。
（作者系电视剧《底线》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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