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里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当真是"大胆式批判"?
一曲《长恨歌》情怨绵绵:"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在"传奇"式的笔法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几笔勾勒,道尽聚散悲欢:唐皇、贵妃、青娥……一个爱情故事,好不动人情。而白乐天一支笔,涂涂改改,几度增删不留原诗一字,所为何?以史为镜。惟愿绘出一个大唐繁华、一个安史祸乱的变迁。可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细思之下,李隆基才死去几十年,何以就敢将矛头直指君王,如此大逆不道?嫉祸水红颜吗?恨庸君误国吗?
1、 气骨衰颓的"大历诗风"余韵:诗人新的思考方式我们先从大历诗风说起。何为大历诗风?——在经历了安史之乱、或者在这之后成长起来的的大唐诗人,诗风再难见盛唐壮阔的气象,多派生的惆怅寂寞和哀愁,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和群体疏离的倾向。诗歌虽然有着自己的情调,却是虽有风味而骨气顿衰。我们叫做诗歌生命的沉潜状态。
《长恨歌》为白居易早期的诗歌,与《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都是上接大历诗风之重视个人内心世界的下的产物,这个时期,白居易还没有开始倡导他的"新乐府运动",诗歌也不是"歌诗和为事而作",只有着一些出自个人的讽喻倾向,并没有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动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原由。
二、无伤大雅的"讽"下,实为佛道色彩下的粉饰从汉末建安开始,儒家思想的枷锁,一直被不断地挣脱,在魏晋时期以来,佛家思想传入中土,道教思想兴起,玄学一时间蔚然成风,直到六朝时期结束,乃至唐朝安史之乱前,儒学亦然不能取得昔日的地位,唐朝由于"李"姓氏,道家地位更加突出。儒学复兴,是在白居易后半生开始的。
《长恨歌》中道教的痕迹到处可见,"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在当时的唐朝,是个热烈崇拜道教的朝代,李白就是当时其中之一,白居易虽然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篇,但是在后来文章中,描绘了杨玉环以修行斩断前缘,唐玄宗以精诚感动天地,实际上是为李杨爱情误国裁剪了一件带有宗教庇护的保护衣,挡住了后世对于他们的骂名,他们的爱情是超越凡世间的,自然不应当收到俗世的评价,尤其是在这个道教为信仰的时代。
至于"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评价,当真是大逆不道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巧妙的开拓,唐王朝辉煌的崩溃,虽然不是红颜祸水,由一个女子承担,但也终究是女子导致的,为什么?汉皇重色啊!所以耽误了国事。除此以外呢?白居易没有提到。而这个"色",还在道教的庇护下,得到了救赎,不是吗?所谓"食色,性也",《长恨歌》将唐明皇看作普通人,也只不过犯了人之常情,这样子,就是回避了当时封建王朝自身腐朽的原因,完全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的——重建百姓对于唐王朝的信任。简单的说,白诗之通俗以至于流传之广泛,"汉皇重色思倾国"传达给百姓的,不再是安史之乱倾尽国力十年才平定的事实,而是人之常情"重色"导致的了。
三、中日"杨贵妃"人物形象流变对比之思考
白居易的一纸《长恨歌》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成了在日本中世文学中的民间传说,《太平记》这样子记载:"贵妃母午睡,水珠从柳树枝滴下,遂怀孕。贵妃非常人也,乃下凡仙女转生。"在日本人心中,和白居易写得诗歌一样,杨玉环是美的化身,拥有不衰老的容颜、不凋落的生命、纯洁无暇不为世上人所染指。即使在中国的《唐书》,也这样子记载:开贵妃墓欲移葬他所,启墓故香囊犹在。无肉无形,香囊犹在。"
天生丽质的杨贵妃,当真是我见犹怜。对于美的事物、美的人,谁又会对其大加嫉妒、诋毁呢?在中国,随着历史的河流在流淌,沧海桑田,在杨贵妃的故事上,又多了一部《梧桐雨》,一部《长生殿》。在《梧桐雨》中,杨贵妃有了自己的声音"陛下,怎生救臣妾一救?",在《长生殿》中,杨贵妃在忏悔中得到了历史的饶恕,无论作者之笔出于怎样的目的,写书谋生也好,继承历史也好,都是将历史罪民的枷锁从她的手上解除。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杨玉环作为一个为政治牺牲的可怜人,在没有来自儒家思想绝对的批判时候,都是对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女子原谅的。于是,我们将《长恨歌》当作一首爱情长诗来看、来读,"汉皇重色思倾国",不过是写出美人之美,李杨爱情之深,命运之悲惨罢了。我们谁也不知道,白居易当时写下这首诗是出于什么心情,是咏史?还是歌颂爱情?但是《长恒歌》写了一段超越生死的爱情,几乎可视为《牡丹亭》爱情可以使人死而复生之说的先声。""汉皇重色思倾国",也许这一笔落下的时候,就不是指责批判,而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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