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期就出名的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1927年出生，今年已过九旬。我与两位音乐家李家华、陆焕漪相约，到松江去看望董爱琳先生。
一路阳光、一路夏风、一路炎热……把我的思绪拉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文化广场。上海合唱团在那儿举行短期的公演，父亲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我就跟着去看演出，因为我刚参加中国福利会小伙伴艺术团童声合唱队，对唱歌特别感兴趣。
“下面一个节目，女中音独唱，演唱者董爱琳。”报幕员话音刚落，只见一位身着黑丝绒拖地长裙的女士，右手微微提起裙边，很优雅地走到台中心，前奏过后，她开口唱“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是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向他表白……”我熟悉这个旋律，姐姐们在家里常常哼唱的。我觉得她的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声音，很厚实，很好听，而且不用话筒，能够传得好远，现在我才知道，那是身体里有个共鸣腔：腹部、胸部和头腔共鸣的原因。
我跟着父亲到后台去看望演员，我看见董爱琳，白净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长眉毛，很美，情不自禁朝她多看了几眼，她见我朝她看，就朝我微微一笑，我也冲她一笑，马上转身躲到父亲背后。她那一笑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
董女士在上海读的都是教会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圣约翰大学，因此英文特别棒，流利的口语深得人们的赞赏，1940年代末，在上海电话公司总经理室任秘书。
董女士那时已开始在一些场合一展歌喉，漂亮的声音引起大家的注意，可是她并不在乎这些，想多学习，技多不压身嘛。那时上海有位白俄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Shushlin），教过中国学生，如温可铮等，在声乐界很有名气。每次去都要预约，学费非常昂贵，一般人负担不起，虽然董爱琳每月收入不低，但每周去，也吃不消，于是每月上一次，当场交费，他的中国太太总是踏着秒钟来示意该下课了。苏石林对学生要求很严，先练声，把调门记住，下次来时必须还课。老师不懂中文，师生俩用英文对话。
董爱琳在努力学习，她不知道此时正有好运在不远处等着呢。人们常说，有多少才能，就有多少机遇！
现在咱们话分两头。沪上有位杨寿桢先生，1947年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界负责人、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介绍下，进入前苏联影片出口协会驻华办事处工作，从事影片字幕的翻译与编辑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安排下，参加迎接解放的摄影队，拍摄了大量国民党特务疯狂杀害革命志士及上海解放当天的珍贵影片。解放后担任前苏联影片出口与制作主任。
每部苏联影片翻译、配音后，杨寿桢总要组织一次影片观摩，专家评审、提出意见，修改后才交给中国影片发行公司，全国放映。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以前都不翻译，也不打字幕。1949年10月后，上影厂成立译制片组，当时只对将苏联电影进行翻译和配音，影片中的歌曲一般采用原唱。可是杨先生对苏联出口中国的译制片要求特别高。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经审查后，大家觉得电影中两首歌曲如能用中文演唱，一首是《红莓花儿开》、另一首是《你从前这样》，效果一定会更好。但请谁来演唱呢？当时有名的花腔女高音是周小燕，可是音色与影片中的人物不太符合。于是杨先生找到音乐家贺绿汀，请求推荐一位女中音。那时，董爱琳在声乐界并不出名，但她的努力和勤奋，贺绿汀有所闻，就果断地请她出山。果然，这一唱，一炮打响，影片插曲《红莓花儿开》《你从前这样》随着《幸福的生活》风靡全国，从此，人们认识了董爱琳。她就此离开电话公司，进入上海合唱团，开始歌唱生涯，声乐成了她的生命。
1988年9月退休后，董先生到美国定居。1995年3月11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她的美国学生为她举办“春之声”音乐会——献给董爱琳教授，在沪的学生及上海乐团声乐指导、上海乐团音乐学院名誉校长、她的老同事周碧珍等发信表示祝贺。
当我们一行三人走进董先生的客厅，她早已打扮整齐等着客人的到来，只见她上着一件棉麻的彩色短袖，下穿一条白色西装裤，要不是她戴助听器，看上去至少年轻20岁。我们的采访非常轻松愉快，我常常问一些很好玩的问题：如唱花腔就是声带漏气，唱歌可以不用声带……听我的提问，她总是睁大眼睛，充满了问号和感叹号，连说“不可能，不可能啊！”坐在一旁的两位歌唱家也否认，接着跟我说起了声乐理论，我心里好高兴，哇，我上了一堂令人难忘的声乐课。（丁言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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