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就郑重强调:“一切群众生活中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也正是这次大会后,毛主席发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号召。
1946年,朱德在一首诗中曾经生动写下了当地的真实情景:“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1957年,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是皇帝,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公仆。”
然而,源于我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和官僚统治的传统,和人性固有的欲望,官本位和官僚主义在我国干部队伍中还是深有影响。
丹东这两天如唐山一样上了热搜,只是上热搜的原因并不光彩。在笔者看来,两者似乎还是有一些共性的。
无论是唐山的陈某志等人,还是丹东的“老父亲”,事实上都是因为放任了自己的”个性“而违法。
但陈某志等人“放任”的背后是相关地方警方的出警迟到、面对媒体撒谎,是被网络实名举报倒逼的“雷霆行动”……而丹东老人“放任”的诱因则是个别警员缺乏同理心的机械执法……
警察是执法者,但执法是为了保护和服务人民。
唐山涉事人员如果心里装着人民,就不会让自己的辖区乌烟瘴气,如果没有乌烟瘴气的治安环境,陈某志等人敢如此得肆无忌惮吗?
丹东父女已为自己的通行准备了足够的补救手续,在已通过了两道管控“关卡”的情况下,作为现场执法者不是急民众之所急,及时向上级申报申请、灵活执法,而是选择一味地拒绝阻挡,正是我党长期以来坚决反对的官僚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现实表现。
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1957年,刘少奇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报告中,坦承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
从刘少奇报告的时间算来,一个甲子过去了,唐山和丹东的“小事”并不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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