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瑞欣
开栏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科技创新在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只有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基于采集工程人物的战略科学家画像研究”，是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下设的研究课题，旨在厘清战略科学家特质，破解科学家成长密码。研究战略科学家的成长，首先要明确谁是战略科学家。基于诸多研究，课题组认为“战略科学家既是科学家，更是战略家，是引领科技前瞻布局、带动重大领域创新的‘关键少数’”，是中国科技实现制高点的核心力量。他们能打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隔膜、不同学科间的壁垒；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前沿科技的发展方向有敏锐的判断力；具有极强的家国情怀和号召力、组织领导力，吸引众多科学家为国奉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令人敬仰、贡献卓著、彪炳史册的战略科学家，他们为我国科技进步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本版特开设“中国战略科学家风采”栏目，勾勒部分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传颂他们的精神风貌。
严仁英（1913—2017）
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
1913年11月26日出生于天津，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年获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北大医院住院总医师。
1948年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回国后任北大医院妇产科临床医生。多次前往农村调研，开办“半农半医”学习班，开设全国最早的“外阴病门诊”、建立北大医院计划生育研究室。1979年出任北大医院院长，成立全国第一个“优生保健组”，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1990年，牵头带领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开展“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
曾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等职。合编《病理产科学》《妇产科理论与实践》等，主编《实用优生学》。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外阴白斑、药物终止早期妊娠和农村围产保健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随时听从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能在国际会议游刃有余，下能扎根基层；作为一名医生，她为妇婴的安全健康殚精竭虑，把天伦之乐带到万家；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她高瞻远瞩，准确把握妇婴事业的发展方向，带领团队实现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并与国际顶尖技术水平接轨；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她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以身作则，发挥自身的经验与人脉优势，为民众谋福祉。
她就是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严仁英教授。
严仁英怀抱新生儿。
在新式教育下成长
1913年11月26日，严仁英出生于天津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此时，其父严智崇正在英国，按照严家“仁”字辈的排序，祖父为孙女取名“仁英”，期盼其成长为拥有仁心仁术的闺英闱秀。
祖父严修曾被誉为“南开校父”，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驱。得益于祖父所打造的新式环境，即使是在战乱年代，严仁英4岁起便能在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和严氏女学（正规民办女子小学）接受正规教育和当时少有的英文教育。
在严家思想开明、孙辈众多的大家庭中，严仁英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并养成了自觉读书的良好习惯，培养了独立自强、宽容待人的品德。
1925年，未满12岁的严仁英被祖父送到天津中西女中读书，两年后又转到南开女中学习。为了让孙女能够扎实掌握知识，祖父将成绩能上初三的严仁英留在初二学习，并劝勉她“退一步在人前，跳一步在人后”，希望她永远走在前面。
转学后的严仁英不仅迅速适应了南开女中的生活，成绩更是一直保持在前三名。在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影响下，她树立了“爱国、敬业、乐群、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了与人合作、关心他人的品质。
“我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正是爷爷先进的教育思想使我们受益。”晚年的严仁英在回忆成长道路时，曾满怀深情地感念祖父严修和南开女中对自己的教育。
“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本，就能牢固掌握知识，这都得益于优秀的老师……南开教育我一辈子要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这样我才做成了许多事情。”
严仁英读初中时，祖父因病逝世，三哥也因肺结核被迫退学养病、备受折磨，这使她在心中立下志向：长大后学医，治病救人。
1932年，严仁英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但她未忘学医志向，同时选修协和预科必修课程，开始了“双肩挑”的大学生活，用3年时间完成了6年的学习。1935年，严仁英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入著名的北平协和医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
在协和，她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知识，种下了“疾病要从预防入手”的治疗观念。幸运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恩师林巧稚，在林巧雅的指引下开启了“一个人来，两个人走”的母婴事业。
临床实践中感悟“预防”
1940年取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后，严仁英留在协和医院任妇产科住院医生。
不料，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协和医院及校舍，刚工作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
所幸，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来到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
在这段时间里，严仁英看着门诊里的医生苦口婆心地“求”病人做好避孕措施、讲述按计划生孩子的重要性，感受颇深，开始思考“预防”二字的深远意义。
1946年，北大医院重新开业，33岁的严仁英成为住院总医师，忙于病房、产房和急诊室中，将众多危重产妇和新生儿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由于落后与贫穷，当时大多数农村妇女的病都得不到及时治疗，等到病重或者是难产才不得不上医院。
有产妇是临产好多天被门板抬进来的，有产妇被送来时孩子的一支胳膊已经出来了，这时无论是产妇还是胎儿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医生所能起的作用非常之小。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幕，严仁英认识到在广大农村培养一支医疗队，及时为孕产妇提供科学的检查及接生才是治本之策。
1949年9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完成进修的严仁英和丈夫王光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医院的挽留，登上了由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客轮。
归国后，除了在北大医院妇产科任职外，她还积极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的活动，凭借其出色的学识与谈吐代表新时代中国妇女走向世界。
1965年，严仁英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带领北大医疗队到北京密云县开办“半农半医”教育班，为广大农民培养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以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
这一年，严仁英骑着自行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走访了密云水库周边的每个角落，到各学习班视察，指导教学工作、检查教学质量。
无论是漫天黄沙，抑或是凛冽寒风，都阻挡不了她对基层农村妇女医疗健康的关心。
然而，正当医疗队工作有所起色时，“文革”开始了，严仁英的身份也由医生转变为打扫厕所的卫生员。尽管如此，她仍恪守医生天职，为一个个到门诊楼厕所寻医问诊的病人和年轻大夫答疑解惑，其间也关注到外阴病对妇女的折磨。
形势稍有缓解后，严仁英在妇科门诊开设了“外阴病门诊”，开始有针对性开展防治工作，并将这些知识普及给广大妇女。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此时关于人工流产的安全性问题又引发了严仁英的深思。借此契机，她提出以“非手术终止妊娠”为目标的研究，建立了北大医院计划生育研究室，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药物流产方法。
从开设“外阴病门诊”，到建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研究药物流产，严仁英朝着围产保健的方向一步步迈进。
严仁英与恩师林巧稚（左）
为了造福更多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被推选为北大医院院长。
上任后不久，她毅然由临床医学改行研究“围产保健”，将国外日渐兴起的临床保健引入国内，希望借助围产期的观察与保健，降低广大妇女分娩时的风险。
“弃临床、做保健”，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无前途且不明智的决定，但这却是严仁英数十载医学生涯中发自内心的追求。
协和向来有“疾病要从预防入手”的教育理念，从协和医学院走出去的严仁英也深受此理念影响。
临床实践几十年，无论是农村妇女所处的恶劣环境，还是被抬进医院的危重孕妇，都让她深切感悟到医疗只能治好一个人，而预防却能造福一大片。面对质疑，她曾开玩笑地说：“保健就是临床医学长出的一个‘怪胎’，或者说是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吧。”
这一年，严仁英跨科室创建了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并带领团队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
作为我国妇产科的领军人物，严仁英的转向也吸引着北京妇产医院、北医、301医院等单位的妇产科主任跟随而来，很快便集结了一支高水平的医疗科研团队。
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严仁英团队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相对较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调查点，对孕产妇和围产儿进行观察，以降低孕产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为目标，研究围产儿的死亡率和主要死因，推广“高危管理”措施。
那时她还拿出自己的400元顾问费来补贴团队的车费，带领大家从东直门坐长途汽车前往顺义，下乡找病人。团队对1981年至1982年的孕产妇和新生儿逐个进行登记，追踪孕产妇妊娠全过程。
同时，严仁英还带领团队每两周为顺义县、乡两级的医护人员讲“围产保健”课，并建立起由县到乡再到村的三级保健网，使高危孕妇得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三年间，严仁英的足迹踏遍顺义每个妇幼保健点，观察了将近2000名婴幼儿的情况。“高危管理”的措施也让当地围产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的一致认可。在严仁英的大力推动下，这一围产保健技术得以在全国大力推广。
在中国围产保健的道路上，严仁英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但这远远不够，严仁英还有三个心愿想要实现：建妇幼中心大楼、组建围产医学会和办围产医学杂志。
随着我国第一次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围产医学迅速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
严仁英提出了她的想法：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围产学会，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
该提议得到了北大医院领导的支持，但如何团结产科和新生儿科的专家却是一个难题。
最终，在严仁英的奔走和协调下，中华医学会围产分会于1988年4月24日正式宣布成立。
回忆这段奔波的岁月，曾共事多年的赵瑞琳教授感慨：“严大夫的大旗到哪儿，哪儿的妇产科和儿科的人一听到这个新兴学科，都愿意加入这个学会……严大夫以她的宽容、厚德团结产科和新生儿科的专家，成就产儿合作的典范。”
第二个心愿的实现固然让人高兴，可建妇幼中心大楼的事仍压在严仁英心头。早在1982年，严仁英便开始为建楼的事多方奔走。
女儿王卉回忆说这期间曾闹出个乌龙：有一天妈妈接到北大领导说谈楼房的电话后匆匆离去，全家人以为终于要分房子给家里解决住房困难问题了，后来才知道此“房”非彼“房”。
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产科和儿科全部搬进在西安门大街1号的大楼。而此时，严仁英夫妇仍居住在月坛的小两居单元房，在卧室兼书房的屋子里轮流办公。
相比起前两个心愿，创办围产医学杂志的路程则更为曲折和漫长。赵瑞琳回忆道：“在严大夫的嘴里听不到‘困难’与‘退却’这些词，永远是鼓励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摸索各条路径勇敢前进，把事情办成。”
需要“打字”版报告申请书，便去找打印机、请人帮忙；中华医学会不同意，便亲自去找领导申诉；科协“不放行”，便去找相关领导讲述围产医学杂志创刊的重要性；没有资金，便去卫生部妇幼处请求经济支持……就这样，严仁英和赵瑞琳跑遍了北京所有相关单位，愈挫愈勇。
1998年5月，85岁的严仁英终于迎来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的创刊。
严仁英（前排中）与同事讨论（左一为赵瑞琳）。
“0.4毫克”
20世纪80年代初，严仁英在顺义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神经管畸形是造成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并在1983年的“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监测研讨会”上报告了这一成果。
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的契机，严仁英向政府提议开展一项长期的国际科研合作，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开展研究。
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国科学家的响应，派人出访美国的事情也被提上了日程。
无论是从综合实力还是国内外声誉来考量，严仁英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
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她不仅有一口流利的英文，更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被公派到哥伦比亚大学妇产科进修，有过与国外科学家交流的经验。
而几十年丰富的临床实践与跟随妇女代表团出访国外的经历，更是让严仁英积累了广泛的人脉，更容易吸引国内医生的追随、获得国际科学家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本土的科学家，严仁英代表了中国妇产科领域的最高水平，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说服力。
就这样，70岁的严仁英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邀请国外的科学家前往中国考察。一番考察后，中美科学家达成合作共识。
不久，严仁英跟随卫生部的官员和北京医科大学领导第二次出访美国，确定合作的目标与计划——美国出技术、资金、科学家，中国出场地、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后因政治原因，中美合作暂时搁置。
国内形势逐渐好转后，严仁英便以个人的名义写信邀请美国科学家。于是美国科学家连同相关领导再次前往中国，双方又把这个几乎流产的项目重拾起来。
由于项目搁置的几年里，国际已经证实叶酸的缺乏是造成神经管畸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美项目的新方向聚焦于叶酸服用的剂量。
1990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周期最长、投资最大、范围最广的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创立。
为了满足国际合作的需要，卫生部在北京医科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妇婴保健中心作为项目执行组，由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严仁英任主任。
那一年，严仁英已经77岁。
在她的领导下，项目组以河北、山西、江苏和浙江的40多个县为现场基地，一边调查中国神经管畸形等重大出生缺陷的发生特点，一边观察服用叶酸的妇女，探究小剂量叶酸增补剂的预防效果。
从1990年至1993年，年迈的严仁英不断深入到农村基层走访调查，带着高度散光近视的老花镜，拎着箱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江南泥泞的田里。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严仁英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陈新教授回忆起与严仁英共事的点滴时，尤其感慨严老对人的关怀。
进入百姓家里如同邻家慈祥的老奶奶，一边拉家常一边指导孕妇如何正确服用预防药物，临走时还不忘亲切地对她们说：“明年要是得了胖小子，头一个得告诉我，我来给你送份礼。”学医先学做人，这是陈新在严老身上得到的启发。
在中美1万多名科学家、基层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合作项目最终证实，妇女在怀孕前和后3个月服用含有0.4毫克叶酸的增补剂，可以有效预防神经管畸形儿的初发。
1996年，卫生部在全国推广了严仁英等人的研究建议；0.4毫克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指定的预防出生缺陷的叶酸增补标准；随后全球亦有50多个国家据此制定和调整了公共卫生政策。
自此，微小的“0.4毫克”撑起一把保护伞，有效地守卫了婴儿的健康，让亿万女性成为幸福的母亲，让无数家庭拥有了健康的下一代。
2017年4月16日，104岁的严仁英溘然长逝。
从躬身杏林，到第一个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在祖国医学道路上辛勤耕耘了七十载。她为中国妇婴健康事业的不懈追求，为国家、人民所奉献的仁心英术，值得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
您就像一棵大树，茂密的叶子笼罩着我们
文 | 籍孝诚
记得那是1946年，在“珍珠港事件”后，协和关门了，您和吴阶平教授等转到北医来，当时可把我们北医的同学乐坏了。上大学以来就没有这样好的老师——学问好、态度好，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您。您平易近人，晚上也在医院，我们就常常求教。不只是业务，英文方面及平时有点什么问题，也常常去请教您。
一来二去，您成了我们离不开的老师。
我学的是新生儿围产期，1983年我回国不久，我国首次召开了“欧洲中国围产期研讨会”。宾朋如织，客人们从欧洲各地赶来参加交流。我在您的带领下，参加了外宾接待工作。在为一位外宾拔火罐后，看到您和几位前辈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向我微笑，我心里特别踏实，决心要更努力地工作。
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我们建立中国儿童发展中心，这是一个上千万美元的好项目。您是专家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能更多地聆听您的教诲。
时间一长，您成了我无比敬佩的师长。
1993年第二次国际围产学会在意大利召开，您介绍我同去。在会上再一次遇到很多国际朋友，我在您身旁，觉得理直气壮、一往无前。
接触较多的是在1992年，以您与伍蓓秋为首的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成立，您又当了我们的主任，我做常委，常常商议工作、探讨问题。这个委员会成员都是年长的知名人士，您就是我们的代表。本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您有一颗火热的心，志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来不讲价钱、不计报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新的辉煌。
共事二三十年，您就像一棵大树，茂密的叶子笼罩着我们，使我们能凉凉快快地踏实工作。
记得您在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成立十周年时曾这样说：“十年前我80岁，还很年轻，今年90了，还不觉得老，是儿童工作使我们年轻，让我们抖擞精神迎接第二个十年吧。”您都这样说了，我们晚辈还有什么可说的。您当时的工作已经够多了，北大医院名誉院长、妇产学会主任、围产学会主任，您还坚持每周亲临病房查看患儿……
久而久之，您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楷模、前进的榜样。
（选自《献给严仁英老师百岁寿辰》，有删改）
《中国科学报》 (2022-12-02 第4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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