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北京，用贫嘴凸显个性
1992年初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麦当劳在北京开业，这个西方都市文化的代表当天接待了4万多名顾客。快餐的味道是复杂的，从味觉扩展到心理，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改写，人们举家而来，迎接这座城市正发生，和将发生的变化。
这一年，两部关于北京的电视剧为这种社会心理提供了注解。先是《编辑部的故事》。作家王朔是这部电视剧的第一编剧，他标志性的语言风格在剧中得到了完美呈现，调侃古板口号，用贫嘴表达情感，成为了北京剧的特色，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一部分。
用语言突出地域属性，如同强调个性，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创作真实的需要，也有对集体主义的叛逆，哪怕是下意识的。上世纪90年代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风潮层出不穷，人们对生活展示出不同的期待和选择，长久的集体性格被多元的价值观分解，个性开始得到允许，像是一种强烈的时代诉求。
当然，只有对未来的憧憬是不够的，与新生活的建立同样值得讨论的是，老北京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延续。同年播出的《皇城根儿》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皇城根儿》与《编辑部的故事》一样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如果把这两部发生在相同时代背景，却指向相反的电视剧接续在一起，很容易发现人们对这座城市复杂而深厚的感情，那是由北京和北平共同组成的浪漫。
《皇城根儿》由当时另一位京味作家陈建功执笔，陈建功一直以描写优美怀旧的北京故事著名。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用一种更年轻的视角审度生活，那么《皇城根儿》则是用更古老的逻辑去迎接现实。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影响力如同佐证，《皇城根儿》的反响在当时远远不如《编辑部的故事》。它最大的贡献是推出了王志文和许晴这对荧屏情侣。
从《皇城根儿》开始，出身上海的王志文在很长时间里扮演着北京青年的角色，1994年，和1995年，他接连在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过把瘾》和《东边日出西边雨》中担任男主角。方言和陆建平两个角色让他成为当时的青年偶像之一，夹克、牛仔裤、扎啤是他那一阶段作品的标配，也是年轻男女效仿的样板。
《过把瘾》最初也是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立项，在做完前期剧本之后，被内部叫停，一位领导质问时任创作中心副主任的郑晓龙，我们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男女！在郑晓龙的印象里，这句话决定了《过把瘾》在单位里的命运。此前《编辑部的故事》做完成片后，拿给很多相关负责人审阅，毁誉参半，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角色上，有人认为编辑部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在？因为无法统一意见，《编辑部的故事》等了一年无法播出。最后，有主管领导对该剧表示了肯定，相关文化部门才绿灯放行。
《过把瘾》同样历尽波折，但播出后，主演王志文和江珊一时风头无两。次年播出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更加巩固了王志文的荧屏地位，成为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个性小生。王志文在剧中饰演一位陶艺艺术家陆建平，遇到经历复杂的许晴，这个纯爱故事如今看来略显做作，不过这部戏的支线却仍被今天的观众讨论，演员郭冬临扮演的王志文发小，原本是一个衬托主角光环的角色，但在现在的标准下，可当作第一代“荧幕暖男”。那是1995年，当代艺术刚开始了市场的萌芽，王志文和许晴两个主角身份的设定，很微妙地预示了后来资本与当代艺术的关系。
《编辑部的故事》
一个坐落在北京旧式机关大楼里的虚构编辑部，用呈现自己日常工作的方式，将全国观众变成了编辑部的读者。虽是虚构，却意在针砭现实，电视剧里所展示的人物，从诗人、歌手到投机商人、艺术骗子，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粉墨登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代表，不过，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剧中演员京腔京韵的台词。
《皇城根儿》
讲述了一个传统的中医世家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遭遇伦理与观念的冲击，血缘的延续，技艺的传承，引发了这个三世同堂之家的矛盾和反思。
《过把瘾》
是王朔小说的代表作，主题用当下的热词来说，讨论的是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情感上极端偏执的女护士杜梅，遇到颇有女人缘的职员方言，两人从相爱，结婚，再到离婚，复合，打破了郎才女貌的爱情模式，更大胆地展示了亲密关系中的脆弱和扭曲。占有和被占有，爱和被爱，在标准答案之外，多了新的解释。简单来说，《过把瘾》里表现的爱情，有着当时不太多见的热烈，也有着不太多见的不完美。就像片尾曲《糊涂的爱》里的歌词，“爱有几分说得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市场经济亦反映在电视行业
赵宝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导演身份的三级跳。担任《渴望》现场导播的他，在《编辑部的故事》里成了联合导演，随后的《皇城根》《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由他独立执导。连续合作三部戏的王志文，被看作赵宝刚的御用演员。当时还有另一位演员也可以称做御用，只是他的戏份通常不多，常被忽略。他是李成儒。
李成儒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在冯小刚导演的《大腕》里扮演一个精神病人，一分半钟的台词独白一镜到底，成为片中的惊喜，也被看作演技的实力证明。他是赵宝刚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的同学，赵宝刚拍摄电视剧时，他已经下海经商，成为社会上的新富阶层。他演员生涯的处女作是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饰演骗子商人贾何必，随后又在《过把瘾》和《东边日出西边雨》里成了“富商”专业户——他在现实生活里的角色。
李成儒在《东边日出西边雨》里。
商人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电视剧里的必备角色，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写照（图为《东边日出西边雨》里李成儒的商人形象）。在市场经济初期，商业领域最初的荒诞和无序渐渐被修正，这类角色也在荧屏里完成了自我升级，形象从市场掮客进阶成民企老板。李成儒曾在采访里回忆这些角色，客串《编辑部的故事》的骗子商人时，剧组主创都惊讶赵宝刚从哪里找来这么个演员，北京话纯正，又了解那一套做派和话术。赵宝刚告诉主创，人本来就是老板，演戏就是过来玩玩。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建设。释放了鼓励自由市场经济的讯号。全民经商潮开始袭来，这股潮流不仅在电视剧中得到体现，也直接影响了电视剧行业的发展。
1990年《渴望》播出时，全国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超过一亿六千万台，这个数字代表着市场的容量，它是行业飞升的基础，但缺少助推的动力。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补上了这个欠缺。对郑晓龙来说，前后变化可以用作品的收益来证明。拍摄《渴望》时，40集的总成本是102万，播出后火遍全国，但卖片只收回了50万；《编辑部的故事》投资150万，播出后又在全国火了一遍，最终又只收回90多万。“之前根本没有市场，电视剧都是按固定稿费收的，一分钟10块钱的标准。”郑晓龙说。
市场的到来也很忽然。1993年，郑晓龙改编旅美商人曹桂林的自传小说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因为国内搭景达不到要求，故事决定在美国拍摄，预算随之上升，单位承担不了投资，郑晓龙便向银行申请贷款，当时文化产业几乎没有商业贷款的先河，几经周转，最终贷到150万美元，剧组启动。当时让郑晓龙心里有底的是，各个地方台开始有钱了，购片价与市场接轨，同时，广告也成为电视剧的盈利手段。
在新的市场规则下，《北京人在纽约》取得了良好的商业回报，次年还清贷款，还有40万的盈余。郑晓龙补充到，还款时赶上外汇并轨改革，贷款时美元汇率不到一比六，还款时汇率将近一比九，“即使这样我们还赚了钱”。《北京人在纽约》是郑晓龙对出国热的反思，那是全民经商潮的变种，人们既希望开阔眼界，又向往快速完成财富积累，这个心态是市场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
与《北京人在纽约》同在1993年播出的，还有一部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电视剧《我爱我家》，相比前者，它用更戏谑的态度表达了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也成为京味喜剧的巅峰。
《我爱我家》
发生在“杨柳北里”傅明老人一家的故事，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上所有的热点与痛点，里面辛辣的幽默和温情的抚慰，使它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全民经商热自然不会在这样一部剧里缺席，梁天扮演的贾志新是一心要在商海折腾，屡屡失手却痴心不改的年轻人，了解各种新生活方式，但在家里又总是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者。傅明老人在剧中列数了贾志新的“几宗罪”，包括游手好闲，资产阶级作风严重，长期财富来源不明等。贾志新是介于李诚儒饰演的那几个商人角色之间的人，既做不成奸商，也无法成为大款。离财富最近的一次，是倒卖盘条，又在最后出于善良和仗义，将机会让给了被骗了钱的东北老乡。贾志新的塑造具有普遍性，他们的野心代表着北京的活力与激情，他们的成败也意味着北京的复杂与残酷。
间接催生了贺岁片
在成为葛大爷之前，葛优在大多数观众眼里是同辈或晚辈。《编辑部的故事》让他被全民所知。人们在街上遇到葛优，会喊东宝同志。在北京，东宝同志像一个哥们儿和街坊，甚至亲戚。这是当时北京剧里年轻角色的一个特点，爱耍贫爱抖机灵，看似没正形，又有一颗比火还热的心。李东宝如此，贾志新如此，方言亦是如此。他们擅用自嘲解构困境，像是一种独属于北京的生活哲学，市井生活因此有了亲切的温度。
这类角色风靡一时，但随着市场的变化，类型片的出现，这些原本新潮先锋的角色在几年时间里，渐渐成了电视剧中的古典造型。即使在这些角色的高光时期，还是有另一些北京青年角色正在被塑造。1994年由陈佩斯主演的《飞来横福》是欢闹青年的加强版，让小人物在现实主义语境下，呈现出一种难以消解的荒诞。1995年由滕文骥执导的《北京深秋的故事》，则走向另一种写实风格，完全不见插科打诨的台词，在强剧情下，让情感作为一切的推动力。年轻的李亚鹏在这部戏里展现了自己后来所有的卖点。几年之后，他顺利成为全民偶像，影响力不亚于当时的王志文，《北京深秋故事》就像李亚鹏的《皇城根儿》。
李亚鹏是第一批可以用偶像来形容的演员，此前的演员，更适合用艺人或明星来概括。偶像是一种综合素质，也是娱乐产业日渐繁荣的标志。1997年，李亚鹏联手吴倩莲出演《京港爱情线》，两地合拍让香港和北京有了更多交集，消解了曾经脸谱化的设定。在回归前的很长时间里，香港人在北京剧中几乎只有两类角色，明星和港商，当然，这一切随着回归的临近，已经有所改善。
香港回归是上世纪90年代的坐标事件之一，1997年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编辑部的故事》曾在1996年底拍了四集续集，李东宝和戈玲在续集里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牛大姐和陈主编也走到了一起。编辑部在除夕之夜共同守岁时，香港演员万梓良忽然到访。他是本色客串，角色身份除了香港演员之外，还成了戈玲的远方表哥，是创作者对两地关系的直白期待。
四集续集的导演是原剧编剧之一的冯小刚，这部为春节档定制的合家欢续集当时还有一个新鲜的名字——贺岁片，后来被沿用在冯小刚的诸多电影里。1997年上映的《甲方乙方》是他贺岁序列的开始，冯小刚在电影结尾时感慨到，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后来的日子，这句著名的感概不再局限于年份，它更像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公开回望，是人们对90年代的一次集体抒情。
新京报记者 汤博
编辑 佟娜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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