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明成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史·成祖本纪》
自汉武帝以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就逐渐成为历代儒家学者臧否帝王政绩、衡量中原王朝强盛与否的标志。当四夷诸国纷纷打着“贵中国”的旗号前来朝贡时，“天朝上国”在对外交往中的至尊地位仿佛彰显无遗。
具体到建立在元朝废墟上的明朝而言，如何消除蒙古统治在海外的影响，树立新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和大明天子“光被四表”的形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回望蒙古（元）统治的一个世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黄金家族”眼里，与外国的关系只有两种：敌对或者臣服。传统的“朝贡”体系由于元朝统治者的蒙古族身份和军事征伐的武力政策完全异化为其对外扩张的工具。出于这一立场，元朝在兼并南宋之后并未停下扩张的步伐。两伐日本，三征安南（今越南北部）；灭缅甸、攻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置高丽为征东行省，又以舟师远征爪哇岛……结果，元朝几乎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处在紧张状态。有元一代，东亚的国际政治秩序与其说是一种朝贡体系的政治格局，倒不如说更像是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以战争、结盟、征服为主的“霸权”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摆在朱家天子面前的使命就是重新建立传统中国式的“天下秩序”——通过与外邦蛮夷建立朝贡体系，得到“他者”对明王朝政权的外部认同，重新确立华夏王朝在四夷心目中的“天下共主”地位——也就是朱元璋所说的“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蒙古（元）对周边国家的武力扩张，首先恶化了与后者的关系。而蒙古军在扩张战争中的失败，也使得周边国家前所未有地树立起对于中原王朝的自信心。日本的怀良亲王面对朱元璋的诏谕，对明太祖“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和回应——“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而当明太祖遣使前往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南部）进行册封之时，当时称霸东南亚的海上帝国——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更是敢于事先派人设下埋伏将明使杀害。对于这两个“抗拒王化”的周边国家，明太祖最后也只能无可奈何，“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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