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阳光，剥落泰半的土城墙，这就是凤翔。
我们的视线如同日影，斑驳而忧伤。这位于陕西西部贫瘠之地的午后，温暖惆怅。
凤翔所在地是我国古代的关中地区。
这是记录着一些零落的战争史和争斗史的地方。
尽管那些战争和争斗早已化作干裂的黄土，在越来越平淡的岁月里逐日焦涸，再无人提及。
人类社会从来不缺少争斗，暴烈与恐怖在当时惨状难耐，但站在历史的高楼上眺望，记忆所及，却似乎是种种必然和不可避免。
凤翔城里曾经的争斗是异族之间的争斗，因而更为惨烈难解，这与凤翔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我们的回忆所要触及的那段历史，是中国的北宋。
那时炫目阳光之下的凤翔属陕西路之秦凤路。汉族文明，即便是相对落后的，对某些部族而言，仍不啻是块引人垂涎的肥肉。
凤翔地处西部边陲，正是当时宋朝强邻西夏虎吻所及之地，必须承认，这是种最恐怖的靠近。
当时的西夏国即今甘肃省。
站在陕西西部边境，一只脚跨出去便到了西夏的领地。
这并非值得夸耀和让人幸福的卜邻而居。
相对边境军事力量较弱的北宋，剽悍的西夏国犹如猛兽，始终虎视眈眈，觊觎着北宋上乘的绢、香甜的茶叶及白花花的刺目银两。
通常是夜晚，有时也会在乾坤朗朗的白天，西夏人自恃豪勇纵马入城，闯进凤翔城内掠夺财物。
一直以来，面对入侵者覆巢般的野蛮铁蹄，凤翔百姓似乎显得不知所措，在蛮横与暴力之下，他们仿佛失去了祖先的骁勇和智慧。
是的，此地半属渭河流域，本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膜拜之地，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发祥地，华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就在此诞生。
许多年前，炎黄子孙就是自渭水流域启程，开始了几千年的丰饶和文明。
在此，黄帝曾经败榆罔，降炎帝，诛蚩尤，渭水之滨，留下了华族祖先长驱直入的坚定印记。
往事已逝，但一个城市的名字却以独特的方式永远留下了它曾经的美好。凤翔古称雍州，之所以改称凤翔，是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是秦穆公的时代。
穆公的公主弄玉善吹箫，据说她能吹奏最哀伤的怨曲。某晚，公主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吹箫英俊少年，琼姿炜烁，风神超迈，骑彩凤而来。
少年对弄玉说：某萧史，居华山。雅能吹箫，特来相和。
萧史其实是个寂寞的神仙。偶然驾临，听到了弄玉的箫声，忽然心动，一念之下将美丽的桃林吹成落红。
在弄玉的央求下，秦穆公遣人去华山找到了羽冠鹤氅、玉貌丹唇的萧史。萧史来到秦国与弄玉相会。
于是一场天衣无缝的合鸣出现了。
顺理成章的，萧史娶了秦国公主：秦国的山林溪边、晴朗大地和夜空，时时处处能听闻他们的合奏。
秦穆公更下令为公主与驸马搭建凤台。
那是秦国最辉煌的楼台。
楼台建成，公主携驸马止其上，朝夕合鸣，琴瑟和谐，甚至不饮不食，不下数年。
他们的音乐远离市井，似天籁华美而非凡。
一个夜晚，公主和驸马在月下吹箫，引来了紫凤和赤龙，当时漫天紫气飞舞，举国若狂。
似乎早有默契，公主与她那非凡的驸马乘上龙凤，渐渐往天际飞去。
秦穆公急急派人追赶，直至华山中峰，也未见人影。
邈杳的空中，只余箫声盘旋。“身去长不返。箫声时往还。”
“凤凰鸣于岐、翔于雍”——从此，雍改凤翔。
若干年后，故事的柔美还留在这城市经久不衰的名字里，然后柔美渐渐粗糙竟至消失了，随同消失的还有华族文化故里固有的刚猛和勇气。
凤翔百姓们已无法保护自己的丰衣足食，虽对西夏的武力到访不堪其扰，却又无法躲避。
不仅仅是凤翔，整个宋代朝廷都仿佛丧失了刚猛和勇气。
当时，陕西一带为了抵挡西夏兵民常年不时的骚扰，不得不加紧布防或进贡财物以换取太平，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因而贫困连年，百姓生活劳苦而困顿。
除了与强敌为邻、平安无望之外，凤翔的地理环境颇为复杂，也使此地的富庶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凤翔地处中国的西部，偏安一隅，较为闭塞，而其中又有多重地貌，使民智的开发与发展变得难以着手。
凤翔北部多丘陵山区，巨大的起伏的山峦，深埋着历史与神秘。山间沟壑纵横，山上往往黄土覆盖，一眼望去压迫感油然而生。
即便山谷之中溪流处处，林业资源较丰富，仍然难掩此地崇山峻岭给予人世生活的艰...
对于居住的理想性而言，凤翔南部平原地区较为宜居，此处土壤较肥沃，易于耕种，生存相对容易。
凤翔降水较少，可以想象，在农业社会时期，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讲，最害怕却也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旱情。
唐天复四年（904），凤翔曾经出现无法挽救的大旱。
旱情蔓延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甚至有骨肉相食者。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籽，饥民采而食。
后晋天福八年（943），凤翔旱、蝗相继，人民流徙，饥者盈路，死者十之七八。
到北宋时期，凤翔有时会令人绝望地连续四个月滴雨不至，因此求雨成为当地人一年四季里最无奈却也最虔诚的一件事。
除去旱情，凤翔气候也比较寒冷。
四季中冬季时间最长。当冬天到来时，昼短夜长，树木冬眠。初冬，寒气漫漫。隆冬，地面冻结，早霜浓铺，满目秃黄。
在较久远的年代里，干旱、寒冷、战争，都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天敌。而生活在凤翔的人们，似乎具备了全部的不幸。
苏轼走上光明仕途后首次任职之地，就是此地。
亦知人生要有别
别离，是人生司空见惯的事，也是做人最痛苦而不能免除的功课。
苏轼人生的第一次痛楚别离发生在凤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冬十一月十九日，地冻天寒，苏轼离开京城踏上了去凤翔府的路。
他走了二十多天终于到达。
苏轼与凤翔的缘分，始于冰冷。
凤翔在苏轼的记忆里，也总是与寒雪相连。他在凤翔的诗词作品，也似乎因了冰冷的浸润，带些萧索和寒意。
嘉祐六年（1061），初冬，二十六岁的凤翔判官苏轼站在冰雪覆盖的平原之上，凝视天空中南迁的雁群徐徐飞过。
天气寒冷，大雁有时飞得很低，甚至贴地掠过，而在皑皑白雪之上留下了一些依稀可见的脚印。
这样的景象，在凤翔，甚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再平凡不过。
然而，这样的景象激荡了苏轼青春的内心。
一种领悟侵扰了他，如此强烈而不可遏制，于是他提笔给弟弟苏子由写了一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此诗那样美而富有空灵的意境，成为苏轼人生领悟的代表之作。
诗是这样写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年轻的苏轼看来，人生的际遇，如大雁飞掠时雪地上的不经意留痕。漫漫人世，无论悲喜得失，当雪地上的痕迹依然新鲜如初，那留下痕迹的大雁早已飞去，不知所踪，而至于春梦了无痕了。
苏轼自最平常的意象中领悟了人生强烈的幻灭。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领悟。
这首诗，原本是苏轼与子由的一首和诗。
苏辙原诗《怀渑池寄子瞻兄》如此：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兄弟俩的诗歌里都提到了一个地名：渑池。
这是个在苏辙人生中带有诡异色彩的地方。十九岁时他曾被任命为渑池县的主簿，因考中进士未实际到任。
嘉祐元年，苏辙和苏轼随父同往京城应试，再度经过渑池。
苦读多年、求取功名而来的父子三人踌躇满志。
借宿渑池这样赫赫有名的战国时代秦王大会诸侯之地，兄弟俩自然按捺不住一腔豪情，曾经提笔在墙壁题写诗句。
当时三人借宿之地是座寺庙，接待他们的是老和尚奉闲。
后苏轼曾重访渑池寺庙。
奉闲业已圆寂，成了庙后一座坟塔，墙壁已朽，当初的字迹亦无处可寻，正所谓“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故渑池虽只在意想里或旅程中短暂出现，但在苏辙的记忆中尚有特殊意味，也似乎喻示着人生中的一些无常际遇。
对比兄弟俩的诗作，不同的性情与才情值得玩味。
苏辙的诗歌，重世俗感情。
他写兄弟俩终于在郑原野上话别，彼此都担忧前路艰难。自己骑马前行复归，在大梁田间恋栈不去，思想远行的兄长已翻过崤西古道，难以追寻了。
他于是心乱如麻。
一会儿默想此地的百姓该不知自己曾经做过渑池主簿罢，一会儿又想起当年和父兄歇宿僧房共题壁诗。
之后他的思绪再度回到兄长苏轼身上。
他叹息着挚爱的兄长独行寂寞，然而，前路迷茫无可寄托，只有骓马在空中孤单嘶鸣。
显然，苏辙的诗歌，也隐藏了一些对人世缘法生灭的感叹，隐隐约约流露了对人世偶然的感受。
却仅止于此，不遑深论。
苏轼的诗，依然建立在对世情的描写之上。
他在诗歌的末尾问弟弟子由：
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骑的马匹死于二陵，我不得不骑着小毛驴行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路是那么遥远不知尽头，人是那么疲乏而没有希望，那瘦弱的小毛驴也发出阵阵疲惫的叫声。
这样的写法，与苏辙何其相似。
然而，苏轼是永远不会被困于简单的世情的。
他总有一种能耐，能超脱于外，达到一种宇宙观的高度，仿佛从灿烂的银河俯瞰人世的悲欢。
因而，他笔下的人生离合，就被赋予了“飞鸿雪泥”这样优美而蕴藉的意象，从而使人世的虚幻与苦难得以被审视、被体验、被超越，有了普遍的哲学意义。
苏轼诗歌的后半段，由两件具体的事情构成。
一是与老僧奉闲的一段过从，以老僧的仙去，题诗墙壁的毁坏，表示世间一切都有生灭，同时与飞鸿东西而去相对应，展现一种虚无的人生走势。
而诗歌的末句，则以曾经历的“路长人困蹇驴嘶”式的困窘艰苦做结，表明即便是痛不欲生、令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最终也归于虚无。
这种认识里饱含了苏轼复杂的人生体验和态度。
一方面，他对幻灭感到痛苦，承认这幻灭，也就承认了人生的荒诞可笑。
另一方面，他又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而获得了更加坦然的心境，从而能放开怀抱，追求更自由、超越的处世姿态。
二十六岁时，苏轼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似乎已经成熟了。
他未来虽然历经沉浮，曾站上人人艳羡的生命之巅，也曾落入横死的边缘，彷徨无计。
但他的解决之道，都在这首诗歌里了。
苏轼写这首诗时，仕途刚刚开始，而且一直到那时，苏轼的人生皆春风得意马蹄疾，非常平顺。
苏轼何以在这个时间写下了这样的领悟？
因为，去凤翔任职，是苏轼人生的第一次独立的冒险。
苏洵三父子在京师引起的那些震荡已经化为涟漪了。
他们三人合力造成的绚烂景象，如今已经在皇帝、朝廷和臣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人们开始仰望，同时也开始期待。
完美的出场，巅峰的晕眩和极致美妙使这三父子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在猜测北宋朝最天才的三个同姓男人给其带来怎样的绵长福泽。
然而，对于苏轼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他正忙于处理某种未能预料的痛楚。
苏轼天生热情，因而，无论他具备怎样的慧根，对仙佛之道有怎样天生的向往，他始终窥不破人世的情感牵绊。
凤翔任职，他将带妻子王弗前往。当然，王弗是极好的伴侣，通情达理而又干练。
然而，她不能提供苏轼对情感的全部需求。
父亲已是鳏夫，兄长即将做官远去，子由应当也愿意留在京师照顾孤身一人的父亲。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苏轼的失落是这样溢于言表，他将不得不与挚爱的弟弟子由长久分别了。
当苏轼在黄昏的郑州西门外与弟弟道别，他的内心一片黯然。
凝望着衣着单薄的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苏轼不禁心潮起伏。他不愿立刻离去，贪婪地一再张望。
直到弟弟戴着帽子的头颅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茫茫的远方。
苏轼这才萧瑟地转过身，踏上更加茫然的仕途。
这种心情，化为他到任后写给弟弟的第一首诗《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帷，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如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没有一种别离是轻易的，也没有一种别离的痛苦能设法避免。世间一切人事，有来的一日，便有去的一天。
飘忽的岁月里，多少别离如雨，不期而至。
苏轼敏感而热情。
过去许多年，他们父子三人为着远大的志向，义无反顾，共同努力。直到他如愿以偿登上仕途，面对与弟弟的分别，要到真正分别的刹那，他才能痛切地感受到政治生涯的深长意味。
古人做官，许多光阴都花费在奔波的路上。
倘若先后官职所属地相隔遥远，他们甚至要一年半载才能到任。
与亲人的分离，孤单旅途的劳顿正预示了仕途的艰辛，也消磨了苏轼牛刀小试的喜悦。
但有一人，自这次凤翔之行，追随苏轼二十年。
这位有幸见证苏轼天才半生的人叫马正卿，字梦得，河南人。他与苏轼同岁，比苏轼小八天，身世堪怜。
苏辙《赠马正卿秀才》记述他：“男儿生可怜，赤手空腹无一钱。死丧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归黄泉。徒行乞丐买坟墓，冠帻破败衣履穿。矫然未肯妄求取，耻以不义藏其先。辛勤直使行路泣，六亲不信相尤愆。”
但就是这位马君，在此后苏轼的浮沉里不离不弃。
身闲酒美谁来劝
十二月十四日，苏轼抵达凤翔。
然而他奔放的事业心如泥牛入海，并没有着落。
苏轼是凤翔判官，虽可以连署公文，但属于不用承担主要责任的辅职。
公务之余，整日短竹倚墙，披棘见芳，生活如此轻松，令人惆怅。
勉强挨过数月“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水光”（《新葺小园二首》）的光阴，苏轼决心改变。
他决定建造官邸。
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审美式的，故他无论顺逆永远洒脱。不管贫富，他永远要使自己的起居环境气质清新。
苏轼修建的重点，一是堂屋北面的一座亭子，一是南面开凿的一口池塘。经过修整，池里终于“田田抗朝阳，节节卧春水”。（《次韵子由岐下诗·荷叶》）
苏轼还苦心经营出一上好园子。
苏轼在园子里大量耕种，种了如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三十一种植物。
最值得一提、也颇能显现苏轼浪漫性格的一件事，是他不惜以斗酒换得牡丹一丛种于园中。
在这样的亭台花木之间，在“种桃种李种春风”的惬意里，苏轼的凤翔生活安定了下来。
安定，然而无限寂寞。
寂寞时，苏轼常于窗下独坐，听夜雨之声：
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人。（《轩窗》）
在草木的生长变化里感时伤生：
居人几番老，枣树未成槎。汝长才堪轴，吾归已及瓜。（《枣》）
今年手自栽，问我何年去？他年我复来，摇落伤人意。（《柳》）
相对疏阔的公务，使苏轼有了太多心境来沉浸人世聚散。
他是冬天到凤翔的，因而很快便迎来了这一年的除夕。这个除夕，在青春苏轼的记忆里印象深刻。
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寂寞。
从前的举家团聚没有了，只有他和他的园子孤单相对。
寂寞如此不堪，苏轼开始思考一个人生的大命题——“快乐”。
此时，笼罩苏轼心头的，是因奔赴前程而被迫离家的仓促和无奈，“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
苏轼几乎没有体会到一星半点为官的乐趣，他的欢乐总是勉强，“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
凤翔与蜀中新年习俗不同，这使他更加怀恋从前，“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念为儿童岁，屈指已成昔。”
然而，时光总是荏苒，如箭离弦，“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
仕途上的第一个除夕，苏轼的心情非常低落，根本无法融入凤翔满城辞旧迎新的快乐。
非是故乡风物，统统难入他的法眼：“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愁来岂有魔，烦汝为攘磔。寒梅与冻杏，嫩萼初似麦。攀条为惆怅，玉蕊何时折。不忧春艳晚，行见弃夏核。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次韵子由除日见寄》）
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深深怀疑自己踏入宦海的选择值不值得，“感时嗟事变，所得不偿失。”
这首《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是寄给弟弟苏子由的，为免手足担忧，他谈到了上司的宽厚：“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
也谈到读子由诗句的快慰：“诗来苦相宽，子意远可射。依依见其面，疑子在咫尺。”
是的，苏轼从今开始便要习惯以诗酒来消减人生愁闷了。“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未来凶险仕宦生涯中最亲密的慰藉。
初到凤翔这年，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孑然一身，思乡之情无可排遣，便到处游览风景名胜，欣赏古玩字画，题诗评论，是为《凤翔八观并叙·石鼓歌》。
带着“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的心情，他去了孔子庙。
他在字迹湮灭的石鼓跟前弯下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他的追寻是那样虔诚而真挚，仿佛在纵横成堆的古玩中识出了古鼎，又像于错落星辰中努力辨出了北斗。
在苏轼的眼里和心里，石鼓和石鼓上的文字是有生命的，然而却是孤独的生命：“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在苏轼的凝视里，那一刻历史静止了，石鼓里埋藏的历史如云雾般一一浮现：
他于这静谧中听见了昔日歌唱周宣王的《鸿雁》曲，也看见了太史籀以大篆变革古蝌蚪文的智慧身影。
他再次目睹了硝烟弥漫中的周厉王、夷王之乱，他又欣慰得见周王室戮力中兴。
东征徐虏时猛虎般的咆哮令他热血翻涌，似驱使走狗的北伐犬戎也使他肝胆如焚。
在他的凝视里，周穆王征战犬戎凯旋，四狼四鹿相随而归，他看着志得意满的天子连连赐方叔、召虎以玉器斗酒。君王勋功极大而不矜夸居功，文臣武将老实忠厚，君臣相得如天与地。
苏轼的心情，随石鼓文悲伤着，亦欢喜着。
然而，即使这一切曾经那样热切地存在过、燃烧过、沸腾过，今又如何？“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谁记某。”
苏轼对历史的感悟是这样现代，又这样宏观。
他的思绪自远古飘向了更高远，他想到了周王衰退、七国相继灭亡，想到秦一统天下，那可怕的秦始皇，那最终牵犬东门而不得的上蔡公子李斯。
历史的幕景就这样走过苏轼易感的心，他感慨万千：“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是的，一切富贵兴亡都将腐朽，甚至速朽，人生何其短暂，如今石鼓仍在，而人与事都已经彻底从历史里消逝了。
永远站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永远带一种超越和清醒，这就是苏轼，不同寻常不同凡俗的苏轼。
是这种不同寻常和凡俗，使他经由历史的经验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
未来，他都将如此。一生，他都将如此。
苏轼信步太守便厅，他观摩了获于开元寺土下的秦刻楚文，为其沉醉。
他去开元寺东塔瞻仰了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王维的神俊画作，吴道子的雄放，王维的清且敦，使苏轼深感吴手妙绝而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他去游天柱寺，观杨惠之塑维摩像。
他不是观看一具塑像，他看见的分明是活生生的维摩。
苏轼眼见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由此而生出“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的感悟。
苏轼想，芸芸众生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茁壮，却不自知身虽未病心已疲。他感慨维摩活着时神完具足，谈笑间能却千熊罴。
他又联想到维摩活着时，每当有人问他佛法，他总是俯首无言心自知，就如同此时此刻他的遗像缄默不语。
苏轼再次体会到生与死并无增亏的独特况味，对人生的理解更加深沉。
他来到凤翔城中，登上真兴寺阁，体验山川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鸦鹊浩浩同一声的独特意趣。
苏轼还去凭吊了秦穆公墓，为弄玉仙去之神迹痴想半日。
苏轼有时去逛逛朱门破墙古屋的李氏园。“朝游北城东，回首见修竹。”此李茂贞园引发了苏轼诸多复杂情怀。
他爱此园异花野鸟，也爱其间溪水活活。
苏轼常常于淡淡日光之下，黯黯秋风之中来园中盘桓。
身处其间，苏轼内心颇不宁静，想当年李将军修筑此园，不知夺取多少民田而破千家。然而李将军又何尝载美酒，来此驻车度日？倒不如我如今做个闲官，能屡屡至此休沐。
苏轼想人生营居止，到底是为何人所做呢？不若一力而为，永与清景相逐。
但苏轼也有他的快乐，而且是令人惊喜的快乐。
我们如何纪念生命中的惊喜？
古人比较庄重而浪漫。为纪念喜庆之事，他们常采用命名事物的方式。
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敌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
每个人生命中的喜事大小不同，但欢喜是相似的，他们便通过对人或物的命名来让这欢喜长盛不衰。
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也遭逢了这样的欢喜，成为他凤翔平淡生活中难得的快乐。
那年春天，岐山之南下了场麦雨，人们占卜此事，认为这预示当年会有个好年成，因而感到安慰并充满希望。
意外的是，此后整整一个月，凤翔城里再也没有落下一滴雨，期待中的好年成看来渺茫不可即。
老百姓开始忧虑，官员们也开始忧虑。
最忧虑的人是苏轼。
再没有人比苏轼更具备仁慈的本性，自从踏上仕途，无论官职大小，苏轼就天然认为自己跟当地人民浑然一体。
所以他和老百姓一样，引颈盼望着雨水到来。
然而直到三月乙卯日，天上才下了一点雨，隔天甲子日又下了一点雨，这并不够。
直到丁卯日，终于下起了大雨，这次的雨非常充足，整整下了三日。
旱情完全缓解了，期待中的好年成指日可待。
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
忧愁的人因此而高兴，生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苏轼官邸中建造的那座寄寓美好生活愿景的亭子也恰好在此时落成。
最快乐的人是苏轼。
他有快乐的理由，因为他是求雨者。
渭水以南的秦岭之巅名为太白峰，其上有座道观。传说庙前池塘里住着雨神龙王。
当凤翔久旱，苏轼毅然登上秦岭最高处，只为百姓祈雨。
有些人为自己活着，有些人为他人而活。有些人自己就能快乐，有些人乐见他人快乐。
苏轼是私欲极少的“有些人”，天生的大公无私而又才华横溢。
那日，苏轼随同太守登上了太白峰，俯瞰渴望雨露的众生，虔诚祈祷。
山峰高如许，苏轼比平常更接近天庭。
他一向爱道，内心也许相信天上有另一个更为洒脱的世界。
当然终其一生，他始终未能如愿求仙飞升，可是这点夙愿往往将他从流俗里轻易地拔出来，使他更易得到快乐。
苏轼写了一篇祈雨文，这篇文字体现了苏轼的“洪荒之力”。
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雄辩。
苏轼衷心希望雨神明白事理，“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这样的求雨反复多次多处，直到凤翔城里普降甘露。
久旱逢甘霖的凤翔，处处荡漾着美丽的麦浪。
于是，苏轼将天意一般随同雨水到来同时落成的后花园亭子命名为“喜雨亭”。
他写的《喜雨亭记》，仿佛每个字都洋溢着欢乐。
苏轼在喜雨亭里大摆筵席，频频举杯。
他是天底下最量浅而豪爽的饮者，也像孩子般反复回味着欢乐。
他笑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问来客：“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客人答：“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
苏轼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客人答：“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
苏轼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欢快：“没有麦没有稻，年成就荒歉了，诉讼案件也多了，盗贼也猖獗了，那么我与你们也没法在这亭子里享受时光了。所以我们能够如此，都靠这雨的恩赐啊！”
此即苏轼逻辑，也是苏氏逻辑。
“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这是无私的苏轼的快乐，与普罗大众共享的快乐，令人感动的快乐。
所以现在苏轼不仅快乐，他还要这快乐长久延续下去。
他不单自己筑亭饮水，享田园之美妙，他还要整个凤翔都以审美的姿态生活，于是，苏轼疏浚了凤翔东湖。
初到凤翔，苏轼乍见风物全然不同的陕西高原，漫漫黄土，曾深觉失落：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东湖》）
然而敏锐的心灵总能找到归宿。
凤翔东湖，乃古饮凤池。当其疏浚之后，湖光清奥，石螭吐清甘，新荷弄晚凉，龟鱼螺蚶，曝晴戏雨，梧桐合抱，颇似梦中眉山景色。
苏轼泛舟其上，轻棹极幽，渐渐抚慰了思乡之情。
今天，当我们徜徉于凤翔东湖，我们将看到一尊令人震撼的雕像。
在那凝固的物质中，我们目睹苏轼与浪涛融为一体，仿佛能看见他那饱满欢快的精神。
自苏轼之后，东湖的一池秀水，滋养了凤翔近千年的文脉，凤翔多饱学宿儒之士，据说就是得益于美丽的东湖。
扩建东湖，是苏轼出现在凤翔最深远的意义。
苏轼与众不同。
他对于做官这件事情，具有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这使他全部的仕宦生涯，无论顺逆，始终呈现一种诗人的气象和气质。
他在凤翔优游做官，从一个艺术家的天性出发，开山凿湖引水，兴建了至今仍然美丽的东湖。
同时恪尽职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凤翔的民生奔走。
今人常以伟大的诗人名苏轼。
其实，他不仅仅是诗人。
今天，凤翔东湖苏公祠前院的影壁上还刻有苏轼的政论名篇《思治论》。此政论分析时政，强调当时政弊在于治国无计划，政策更迭而有始无终，思维严谨行文流畅，呈现出一种政治家的理性之美。
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
对历史典籍长年累月的钻研学习，相当敏锐的观察力，常人难以企及的神思，使苏轼在此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
北宋老百姓身负令人咋舌之赋役，名目繁多。民户于缴纳各种税收之外，还要承担各种色役。
税与役，是百姓平日生活里挥之不去的阴霾。
苏轼来到凤翔后，人们常常见他伫立江边，面对滚滚东去的流水陷入沉思。他在思索，怎样才能救百姓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
此时此刻，苏轼一变热忱敏感的诗人而为慎思明辨的父母官，他企图找出一条崭新的施政措施，使北宋以来始终困扰官民的衙前役得到一种巧妙的缓解。
他真的找到了。
在缜密的调研之后，苏轼惊诧地发现木伐之害的起因在人。
是官府令不以时，错误安排，往往在黄河渭河涨水期下令运木，使百姓面对风起的水流，苦不堪言。
于是苏轼着手修订衙规，给予老百姓自行选择水工和按时令编竹木筏的自由。
此举犹如一颗石子落进深井而生的涟漪，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衙前之害减半”——老百姓服役的痛苦立纾，政府的损失也立减。
这便是在凤翔的初生牛犊苏轼，具有天才诗情和非同一般理性头脑与果敢勇气的苏轼，理性与感性完美融合的苏轼，人称“苏贤良”的通才苏轼。
这便是有着奇特本领的苏轼。
当他为官时，他是最一丝不苟的父母；从政之余，他又是诗情丛生的孩童。他在不同角色间自由转换，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他引人入胜的魔力。
不如举酒邀青山
苏轼在凤翔有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成功使他政绩显著超越职位的卑微，被百姓目为贤良。而一个失败，是他和上司的交恶。
苏轼天性喜欢交游，然而却意外在一个人身上感到了敌意。
这个人是他的上司陈希亮。
苏轼刚到凤翔时，太守是宋选，此人谦谦君子，性格宽容，苏轼与其两位弟弟宋道、宋迪有旧，宋选也待苏轼甚厚，苏轼自然可以不必拘束自己，得以较多地保持本性。
首任上司如此宽以待人，这是苏轼的幸运，然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不幸。
两年后的夏天，凤翔换了太守，新上司陈希亮，使苏轼自出仕以来的顺遂风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陈希亮性格与宋选相反。
他为官颇有声名，治吏严察，为人不苟言笑，据说陈希亮目光如冰，日常对人不假辞色。
上司整日板着面孔，不免使青年苏轼活泼而奔放的生气显得格格不入。何况陈希亮对苏轼似乎也特别苛刻。
陈希亮总一改再改苏轼拟妥的上奏文稿，使以文名天下的苏轼无法承担这种蔑视。
苏轼造访时陈希亮从不痛快地接见，常令其久候不堪：“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客位假寐》）
陈希亮似乎也并不认可苏轼的政治才干。某次路遇苏轼，随身役吏对苏轼高喊“苏贤良”，陈希亮怒斥：“签判就是签判，什么贤良！”
苏轼的自尊心遭受了相当的磨折。
其实陈太守内心一片仁慈。
他是苏轼同乡，故以乡里长老自处，自认对苏轼负有教诲之责。
在他饱经风霜的目光看来，苏轼年少而暴得大名相当危险。
年轻人的自满往往不利其前途，故陈希亮利用职务之便，有意挫挫苏轼锐气。
苏轼虽是天才，一生心性通透，颇能视逆境如无物，其旷达之气，千载之下犹有余韵。
然而毕竟也年少过气盛过。
苏轼那时不懂陈的深意，便以他直率的性情公然反抗，陈希亮是把硬骨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京师呈报公文，状告苏轼抗命。
上下级关系一时僵住了。
很快又急转直下。
当时，陈希亮在太守官邸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利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
台成，陈希亮嘱咐苏轼撰文志之。
苏轼积怨之下意气从事，写了一篇语意刻薄饱含嘲讽的《凌虚台记》：
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长久以来的愤懑委屈全在此文中宣泄了。
陈希亮读完《凌虚台记》，一字未改，径直令人刻上了石碑。
但苏轼此举毕竟伤了倔强老头的心。
他叹息：我视苏轼为孙子，故平日严加管教，担心他自满骄傲。他因此不喜欢我。
这件事情，大约是苏轼心中难言之痛。
好在陈希亮长者风范，而苏轼赤子之心，两人很快冰释前嫌。
某日陈希亮招饮凌虚台，苏轼借再赋《凌虚台》委婉表达了自己对陈太守的歉意和敬意：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落日衔翠壁，暮云点烟鬟。浩歌清兴发，放意末礼删。是时岁云暮，微雪洒袍斑。吏退迹如扫，宾来勇跻攀。台前飞雁过，台上雕弓弯。联翩向空坠，一笑惊尘寰。
“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纵有误会，一旦消解便胸无芥蒂、坦坦荡荡，这便是诚恳之人的情怀。
后来，凌虚台上南刻《凌虚台记》，北铭《凌虚台诗》，记与诗共存，刻写出一段性情中人的佳话。
数年后，陈希亮故去，苏轼怀抱发自内心的敬爱主动为他撰写墓志铭。后来，他将这种敬爱更寄托在陈希亮的儿子陈慥身上。
陈慥，说起来真是苏轼特别喜欢的那类人物。
陈慥不似其父那么正襟危坐，他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为人慷慨大度，挥金如土。
苏轼曾经亲眼见过这样一幕：陈慥带着两个兵卒在山中骑马打猎，一只喜鹊忽然飞过，两个兵卒各自以枪弹击打未中，陈慥怒马独出，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
陈慥这样利落果敢，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后来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成了挚友。
苏轼在凤翔还与监军王彭过从甚密。
王彭十分豪气，视功名如轻忽。他曾讨贼而边功卓著却不获朝廷奖赏，普通人遇此难免心有不平，王彭却不以为意。
这类人物很合苏轼脾胃。
他与王彭比邻而居，日则相从，颇投意气。
王彭也特别欣赏苏轼的文章，苏轼每有新文，王彭便赏读终日欢喜终日。王彭喜欢佛法，竟影响苏轼从此对佛经产生了兴趣。
两人惺惺相惜，甚为相得。
还有一人，则是苏轼凤翔期间的奇遇。这个人，在苏轼的生命中，带去过雪中送炭的温暖，也赋予过惊天骇浪般的冰凉。
奇遇发生在苏轼去长安考试应解试士子、作策问之时。当时商州也在湖北省境，所治县分距凤翔不远。同去公干的人中有商州太守，苏轼与此人一相识即如故。
苏轼非常欣赏此人，认为他奇伟绝世，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这个人后来果真在宋哲宗朝做了宰相，他就是章惇。
在后世，章惇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当时，很有几件奇事足以说明他非同一般的辛辣和胆魄，使苏轼叹为观止而欣赏喜爱。
那是嘉祐七年（1062）的秋天，苏轼与章惇在京都初识，随后相携而归。途中，他们在一座山寺歇息。
两人一见如故，自不免饮酒为乐。
酒酣耳热，忽然听闻附近来了老虎，苏轼与章惇皆有寻常人没有的豪气，竟不避而勒马同往观看。
当他们走到距离老虎数十步时，两坐骑为虎威所慑，停步不前。苏轼便道：“马已如此，又何必再去，于是掉头回来。”
而章惇并不，仍然独自鞭马向前，他说：“我自然有道理。”
眼见已接近老虎，章惇忽然用铜沙罗敲击石头发出意外的声响，老虎受惊逃窜而去。
章惇于是镇定转身，笑着对苏轼说：“你不如我。”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苏轼与章惇同游仙游潭。
途中，他们经过一条深涧，其下绝壁万仞，其上架一条窄木板，低头望去深流翻滚而两侧巨石陡峭无所依靠。
章惇提议走过木板去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字。苏轼惧而不肯，章惇却坦然而行。
章惇独自走过深涧，之后将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竟荡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惇来”五字。随即回来，神色自若。
苏轼惊叹不已。
他以手抚章惇背，说：“他日你一定能杀人。”
章惇问其缘故，苏轼回答：“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章惇闻言毫不生气，反而大笑。
这两件事，都非平常人所能为。
豪爽如苏轼，也不会以性命犯险。
而章惇却胆大包天。
苏轼洒脱而章惇粗豪，两人自此关系甚笃，彼此也常有明心见性之语。
一日，章惇着肚子躺在床上，而苏轼正好从外面回来。
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此中何物？”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族内部事务。”
章惇不以为忤，依然大笑。
许多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
当时王珪落井下石，以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根至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句牵强附会，向宋神宗进谗言，说龙本在天上飞，苏轼却称之为地下的蛰龙，还要在九泉之下去求，这是诅咒皇帝，有谋逆之心。
是时章惇勇敢进谏，指出龙并非专指人君，大臣也可以被称为龙。神宗因此薄苏轼之罪。
不仅如此，退朝之后，章惇相当严厉地责问王珪：“相公为什么要这样，想灭掉苏轼家族吗？”王珪说：“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不屑地说：“他的唾液也可以吃吗？”
此事犹可见章惇对苏轼的感情以及敢于触犯龙颜的勇气。
可惜后来章惇为着一己之利，终于视苏轼为敌人竟而加以迫害。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难以逆料。
苏轼到凤翔之前，那里的黄沙早已掩埋了历史的辉煌与深沉，人们的生活粗粝不堪。苏轼以风流潇洒的姿态，使凤翔重新生出了文明的羽翼。
当凤翔人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搽雄黄、将束束艾草挂上门楣，他们总会怀念那位非同一般的判官苏轼。
北宋，凡地方官做官三年，朝廷就要考察政绩如何，这叫“磨勘”。依据查考的结果，再经推荐，朝廷通常将另授新职。
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解除官职。
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
苏轼从此离开了凤翔，再也没有回去过。
然而，他在凤翔留下了人文的种子。他所兴起的文明余风，仍日日吹拂着东湖清澈的湖水，令莲叶摇曳，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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