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斗争中，毛泽东的处境并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也会遭到排挤与打击。这时，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上司与领导，鼎力支持毛泽东，坚定地站在在毛泽东的身边。
1928年10月中共六大召开后到翌年6月，中央在农村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上，曾提出把红军分散，主要领导人离开红军的错误策略。当时的主导思想还是认为以城市为中心。
192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信，即“二月来信”。这封信是周恩来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提出的，当时很久没有收到红军报告，不了解真实情况所写。
这封来信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人土地革命”，
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
来信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 “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
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收到了2月7日来的信。毛泽东很痛苦，他在《井冈山斗争》中写道：“不从则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
陈毅回忆，在转战期间，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几次商量过分兵，但分开一天没走多远几人又合兵一起。分兵不是办法，红四军难以分开。
朱毛已成为红四军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朱毛就不能离开红军，所以“二月来信”令他们“毅然地脱离部队”，则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司，二人在广州就认识了，并且彼此欣赏，互相支持。
追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交集，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当时周恩来从法国刚回来，先是担任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之后又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担任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1924年年底，经中共两广区委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由周恩来负责，创建了中国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后来这个车队发展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的先锋。
1925年1月和9月，周恩来亲自参与领导和指挥了第一、二次东征，同时兼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军事部长，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
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军队工作有过高度评价，实际是是对周恩来所负责的军事工作的高度赞扬：“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致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周恩来是东征总政治部主任。二人在会上肯定见过面，但是否认识，还无从考证。
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交往密切。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是《政治周报》的主编。
《政治周报》第三期上，刊登了《东征纪略》，专门谈及了周恩来在第二次东征中领导的政治工作和在追到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文中写道：
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要紧。
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帅，以第1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及周恩来的名字，时间是1926年3月。而且对周恩来的政治宣传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用了“伟大”一次。
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东岭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
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结果被软禁一天。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共产党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周恩来从蒋介石软禁处出来后，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李富春家中商量对策，遇到了毛泽东。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回忆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面对面交谈。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
“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五百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
二人相遇，有一定的巧合。但是，对于中山舰事件判断上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
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被免除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负责广东区委军事工作。毛泽东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而担任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有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在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里，周恩来主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显然，是毛泽东邀请过去的，也可见，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欣赏。
王首道作为农讲所的学员曾经回忆：“周恩来同志在我们党内担任重要的工作，还要到农讲所来讲课，他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他那年轻英俊、机智勇敢的形象和忘我工作、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周恩来不仅帮助毛泽东，在讲课中支持农民运动，还撰写文章歌颂农民运动。王首道回忆：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对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过坚决的斗争。”
两位伟人在这一时期已经认识到农民在这场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之后，毛泽东来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全面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周恩来则到了上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历史推着两位巨人向前走，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主动承担了历史使命。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而毛泽东则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
两大起义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跃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尽管之前，在党内，他们还不是特别的突出。
1927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在党内的的地位高于毛泽东。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两位领导人没有交集。但是，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而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湘南，最后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找到了红军的落脚点，中国革命有了新转机。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盼望着与周恩来汇合，但是，二人暂时没有了交集。
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来寻访大哥毛泽东。毛泽覃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叶挺军长的11军作政治工作。
毛泽东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境况。毛泽覃讲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
“激战中，起义军被迫兵分几路，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20军、11军24师南下潮汕，之后贺龙率20军向广东海陆丰前进。周恩来身患重病，发着高烧昏迷，叶挺和聂荣臻租到一艘舰板，把周恩来送到了香港。毛泽覃随朱德部队殿后。”
朱德打听到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便派出特使毛泽覃前去寻找。同时，毛泽东也派出特使何长工打听南昌起义的情况。
历史就是这样巧合，毛泽覃见到了大哥毛泽东，而何长工见到了朱德与陈毅。双方互通音讯，也就有了1928年4月28日的井冈山会师。
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
两位伟人，毛泽东在井冈山为中国革命打拼，而周恩来辗转香港回到上海，留在党中央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司与领导。
但是，两位伟人对于对方领导的起义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决定南昌起义为红军纪念日，由此确定八一建军节。
文革”初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日期改为9 月9 日，即秋收起义的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
1967 年，毛泽东对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并要杨成武将这段话的内容向周恩来汇报。
1969 年6 月28 至30 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再次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恩来等人的历史功绩。
八一南昌起义不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独立领导革命的新篇章。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步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的历史时期。
而周恩来谈到南昌起义时说：“要宣传井冈山。当时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只有毛主席。毛主席英明、伟大，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互相认可，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与配合。但是，在当时的特定情形，毛泽东还是敢于质疑上级，只要认定是正确的东西，自己一定要坚持，这是毛泽东的个性，也是他成功的原因。
所以，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名义致函中央。毛泽东直言不讳、开门见山，针对中央将红四军分散和朱毛来开队伍的要求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委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换工作，望派遣得力人来。
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人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的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
毛泽东还想到了如果自己非要回中央，建议人选都想好了，就是刘伯承和恽代英。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红四军，担忧它的前途与未来。
周恩来希望得到红四军的第一手材料，4月7日，他又以中央的名义致函朱、毛：“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中央为加强力量，派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5月初到红军工作。刘将苏联党内斗争那套做法搬来，将争论公开化，并将领导人分派，说朱德拥护中央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
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刘安恭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中央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挑起了争端。结果，会议上发生争执，毛泽东生气地要求更换前委书记。
6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胸怀坦荡，主动接受了毛泽东信中的批评，承认“二月来信”有些毛病，他再次提出，希望“朱、毛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央，以便制定关于红军的正确方针，政策。
可以说，周恩来和中共中央认识到错误后，红军的问题不能脱离实际，再也不强调分兵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了。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作为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在改选时落选，只当选了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上，陈毅采取的是调和态度：“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
8月中旬，毛泽东落选的消息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来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他还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不久刘作战牺牲)。
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指导地方工作。就在此时，红四军接到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出的会议通知，要求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参会并汇报工作。
派谁去呢？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四军，朱德军务在身无法离开，只能是陈毅去汇报工作比较合适。
陈毅走之前看望了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你把红四军的情况详细地向党中央汇报。”陈毅请毛泽东回去主持前委工作，因为他要去上海，毛泽东没有同意。
1929年8月底，陈毅到了上海，见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为周分管军事工作，实际上是中央负责人。
陈毅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作了一次详细地汇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产生的分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果断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
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间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间下棋掩护。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周恩来委托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
该信9月2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史称“九月来信”。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这不仅是对毛主席才华的欣赏，也是对红军负责任的表现。体现着周恩来的大局观，体现着他的领导艺术，可谓是知人善任，知人必重用。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针对红四军各党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信中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
在陈毅准备动身会根据地的时候，周恩来又做了叮嘱：“请告诉泽东继续任职，一定把泽东请回来。并且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的支持，使得毛泽东摆脱了困境。
陈毅回到闽西，在官庄前委会议上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朱德毫不犹豫，坚决执行，积极促请毛泽东“回来负责”。他还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们收回吧，我们请回来！”
消除了误会，交换了意见，11月26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再次成为红四军最高首长。
11月28日，复职后的毛泽东给中央写信，报告了红四军的团结互谅，也报告了自己复职后的喜悦之情。
中央：
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四军党内团结，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抵达。
可以说，陈毅功不可没，陈毅回忆这段历史，他曾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贡献的。历史上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了就是好同志，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陈毅坦荡无私，深受主席喜爱与信任。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陈毅作为毛主席麾下战将，立下赫赫战功，并授予元帅军衔。陈毅元帅逝世后，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能够复出，周恩来等人的“九月来信”是必要条件，关键时刻，在毛泽东身处政治生涯最低谷时，周恩来给予了最大力度的支持。
当时，毛泽东一是落选了前委书记，二是身患恶性疟疾，几乎徘徊在死亡线上。中央组织交通员在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历尽千辛万苦，把奎宁丸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支持，后边的历史如何写，真不知道！
当然，毛泽东的抗压能力已不是一般人能具有的，能够承受各种打击方能成为人上人。用主席自己的话说：
“对于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是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前委领导和全军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胜利召开古田会议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个月后，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井冈山红军“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
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提出必须对红军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及其他旧式武装的界限，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党建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周恩来拿到古田会议决议后高兴地说：“对！我们的军队就是应该这么办！”
金冲及评价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泽东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当时周恩来的党内地位高于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一下子就能提纲挈领地对形势作出全盘分析，提出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理论、方针、政策，造成一个新的格局。
而周恩来的高明在于，一旦毛泽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方针、政策，他能够心领神会，能够拨去云雾认识到他的正确性，然后准确地甚至创造性地贯彻实施，这就是周恩来的高明。
在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时，周恩来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上级。英国人狄克 威尔逊这样评价毛与周的关系。
“1935年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上司，但是，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作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由毛泽东的上司变成毛泽东的下属和支持者。这种不寻常的合作，后来决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整个活动和进程。”
著名作家韩素音也持这样的观点：随着毛泽东地位的提升，使得周恩来、毛泽东关系由宁都会议前的“周主毛辅”转变为遵义会议后的“毛主周辅”格局。
她还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
所以，有人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是有道理的。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几封信就可以看出二人的格局与思路，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在红军建设方面，二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单秀发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周主毛辅的关系转变为毛主周辅后，他们才在这种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又真实反映两人本质关系的历史框架中，各自发挥了雄才大略和聪明才智，不仅胜利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而且为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领导红军军事行动，自觉退居助手的地位。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遵义会议所起作用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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