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论语》（19.13）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尤其是后半句。这句话看似简单，但是，真正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古代如此，现代更甚，导致诸多误解和曲解的出现。
自汉朝以来，对这句话的字面意思的解释就存在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考据，这里就不罗列的，只是指出一点，目前最好的解释来自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是仕而优则学也。学至大成而仕，是学而优则仕也”。
“致事”就是辞官。说是三代时期（古者），士大夫这些官员等过了70岁，就要辞官回乡了，但他们并非是象现代的退休老人一样，无所事事，而是去从事教育工作，这就是“仕而优则学”。这里的“学”指的教人去学、教学，用现代话就是指教育行业。
对于年轻人，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习，对于那些学有所成者、优秀者，就应该被举荐做官，进入仕途，这是“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中，两个“学”的含义是不同的。前面一个“学”指的教学这个行业，后一个“学”才是指学习这种行为。
同样，前后两个“仕”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仕”是指为官、履行官员的责任这种行为，后边的“仕”则是指做官这个行业。用现代的话，“仕”指的是政治业、公务员行业。
对这句话之所以产生很多误解，尤其是现代社会，关键在于，对“学”和“仕”仅仅狭隘地理解成“学习”和“做官”，而不是将其当成两个行业，没有在社会行业分工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
“仕”其实是从事“士”这个行业。“学”也是从事“学”这个行业。在三代时期，中国已经存在发达的行业分工，就是《管子》所指出的“士农工商”。在当时的四大行业中，“士”是排在首位。在古文中“士”与“士”通。
“农工商”， 就是农业、工业、商业，这很好理解，显然“士”也是相当于这三个行业一样的行业，是“士业”。但是，对“士业”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至少自汉朝以来，理解就是混乱的，这是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产生误解的根源。理清了“士业”的内涵，这句话的意思自然也就明了了。
“士”的内涵之所以难以理解，根源又在于“士”在中国历史中太古老了，与中国文明一样古老，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存在了，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士”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按士的形态的不同，秦汉之前的中国历史可分为三大阶段。三皇五帝时期是第一阶段，三代时期是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三阶段。
政府在中国的正式出现是从尧舜时期开始，这是五帝时代的末期，到大禹才基本定型，然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夏商周三代。尧舜之前的三皇五帝阶段，是没有政府的，但是有“士”。此时的士是纯民间的，没有进入政府的士，不存真正职业化的士，不存在做官的士，都是由农民农民所兼职，不存在“仕途”。
此时的士，主要角色是民间的“评理”者，民间的“大人”。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时，尤其经济合作上的契约分歧、纠纷时，去找“士”去评理。因此，也可以说，“士”是保障契约签订和执行的中介。
但是，在“士”提供评理服务时，完全是自愿的、义务的，是不收费的。同时，“士”也不拥有任何强制性权力，仅仅凭借道德威望和知识水平。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句话所描述的，正是尧舜之前三皇五帝时代的社会情形。这里的“结绳”和“书契”指的都是契约，是契约的两种原始形态。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相同的绳子，书契则是刻着契齿文的相合的木片。“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士”、“大人”则是契约中介，通过提供评理服务，帮助契约双方消除分歧、冲突，达成共识，从而保障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结绳而治”，也是“士而治”，“大人而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士”、“大人”就是中国，也是人类最早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的政治家。这也意味着，在文明之初和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就是一体的。
尧舜之后，中国开始有了政府。就中国历史而言，政府的出现可以表述为此前的纯民间的士、大人的职业化。政府就是职业化的士群体、大人群体。这样“士”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士”开始专业地提供评理服务、道义服务，来保障整个社会的秩序。同时，社会也通过税收的方式为“士”提供经济交换和补偿。
由于在政府出现之前，士、大人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也为社会提供道义服务，但并不收费，他们的收入来自自己所经营的产业，主要是农业。现在要专业化、职业化，要收费，士、大人们感到非常过意不去。于是他们立了一个规矩，就是“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与民争利”。
“不与民争业”是说，一旦进入政府，拿国家的俸禄，就不允许在从事任何的产业经营，而专心、专职地从事“士业”、道义业。这样整个社会的行业就被分成了两个大类别。一个类别就是“道义业”，另一个则是利益业，或经济业。
在“士、农、工、商”中，“农、工、商”三者共同构成利益业、经济业，唯有这三个行业中人们，才拥有经营产业的权力，而“士”这个行业则被剥夺了直接参与经营产业的权力，当然，他们被赋予了义项新的权力，就税收权力。三代时期的所谓的“分封”、“封建”，所分封的正是税收权。
尽管三代时期已经有了政府，士、大人已经职业化、专业化，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依然是在延续尧舜之前的做法，主要凭借士、大人自身的道德威望和知识水平，而并没有太多以来政府的正式的强制性权力。这就是“以德服人（孟子）”、“ 为政以德（孔子）”。
同时，在三代时期，教育尚且没有从其他行业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因此，当时的行业分工模式是“士、农、工、商”是没有“学”的。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学”的行为和活动，是有的，只是没有职业化、专业化。老师一般是由优秀的退休官员所所兼做，即“仕而优则学”。也就是说，当时的“学”是从属于“士”的。
“学”是在春秋之后才从“士”业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先行者，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孔子。
春秋之后，不仅“学”从“士”中独立出来了，而且“士”业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政府对暴力性的强制权力的依赖加强了。而“学”则成为政府的重要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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