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参与了一次“农转非”。虽已有些年份了，但记忆犹新。因为，昔日“农转非”这事对于农民来说，真是太大、太难、太重要了。
什么是“农转非”，许多年轻人听着会陌生，我一两句话也说不清，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户籍制度。农，当然是指农业；非，则是指非农业生产。通俗说，就是由农民身份转为城镇人员。“非农户”之所以到了众人艳羡的地步，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最初那段时期，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何曾不想着有一天能脱去农装，成为不需要交公粮负担，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年代，每月还能分到定额粮票，特别因为有了更多的被招工机会，于是可以成为按月领工资、到龄有退休金的城里人，“农转非”正是实现身份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往日农村中有多少漂亮女孩，或者村干部的女儿，她们找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找个“农转非”的女婿。
四十年前，市里有一家机关要在我工作的辖区，一个当时靠近城区的村庄征用土地，用于建造办公楼和集体宿舍。通常，政府或企业凡是向农村征用土地，须向农村集体组织“照价赔偿”。但那家机关当时一方面财政紧张，另外一方则借着其居高临下的特殊地位，经与当时的农业、土管和当地乡、村组织协商，确定由政府向被征用土地的那个村下拔两名“农转非”名额，安排为机关职工，以作为对被征用土地的补偿。
我作为“地方官”，负责联络市级机关这项工作。市里出面做此项工作的是一位麻姓男同志，看着长我三四岁。记得，我俩第一次骑自行车进村时，那场面让人有点吃惊，村干部一字排开，在村委会简陋的大门旁迎接我俩，周围是黑压压看热闹、临市面的男女老幼。在我和麻同志与村干部握手寒暄时，我清晰地听到有村民议论：“这两人（指麻同志和我）是啥花头（级别）领导，看这眼头（级别）大不到哪去，不然会踏自行车？”“‘农转非’里向（内部）早就定好了，阿拉（我们）想都不用想。”显然，许多话是说给我和麻同志听的。
麻同志在村会议室开门见山：这次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在你村招收两名农转非人员。要求被招用人员政治上靠硬，历史清明，家庭出身好，年龄在25岁左右，希望村里大力支持。
这次“农转非”安排的是什么工种？村支书问。
麻同志胸有成竹：机关后勤工作，就在机关大院里上班。
麻同志此言一出，会议室一阵骚动，村干部交头接耳中透着些许兴奋。据我了解，此前有关部门为“农转非”人员安排的工作，多在环境卫生处，就是扫大街、倒马桶，或者在砖瓦厂、建筑公司等条件较为艰苦的单位。这次安排在政府机关工作，自然让村干部和村民们意外。
麻同志要求村里在一星期内，把推荐名单报上来，接着便起身与村干部告别。村干部拉着麻同志的手，要留吃午饭。麻同志再三谢绝，说：市里领导还等着听我汇报呢。
村干部一听市里领导有要事，便没再坚持。返程途中，我作为本地干部，责怪麻同志，村里留你吃饭，你用不着客气的。
麻同志意味深长：这顿饭不好吃啊。
第二天上午，我刚进办公室，就听到门岗叫我，让我接电话（当时机关没有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电话的条件）。电话那头是麻同志，他让我马上到市里他的办公室去。特别强调，要快。我放下电话，我单位距市级机关约六、七华里，我担心骑自行车太慢，于是在街上拦了一辆当时较为稀罕的出租车，直奔市机关。坦率说，那时，若非紧急事项，或接送重要客人，我极少打出租车。毕竟，坐出租车得十来元钱，而我那时每月工资才六十几元。
在老市政府大门口，早已等候的麻同志拉着我的手，急切说：办公室人多，咱就在这儿谈。
我问：啥事情那么急。
麻同志叹息：今天我一上班，顶头上司把我叫去，说他的一位领导亲戚就住在此次需要征用土地的那个村，要我“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对领导的亲戚重点考虑。我进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同一幢楼另一家单位领导找我，说，他夫人一个远亲女孩在那个村，那女孩会唱歌、会跳舞，十分出色，希望这次“农转非”中有她的名字。接着，陆续收到好些纸条，都是要求他在那个“农转非”中重点关注。
我与麻同志原本不熟，因此次工作才有联系。看着麻同志着急和为难的模样，我一时也没了主意。麻同志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人事和招工工作，没有经验呀。
麻同志自言自语：我也是呀。原本想不就招几个土地征用工，能有多难，想不到一下有那么大的麻烦，难怪我妈说我爸怎么会姓麻。
麻同志的话，不仅让我噗哧笑出了声，同时几十年过去了，也让我仍记着他的姓。麻同志想了想说：这样吧，你赶紧拟一份这次“农转非”人员的政治、年龄和身体等方面的要求。对了，还有学历要求，不能低于初中……
我打断麻同志的话：唉，这是你们机关招收“农转非”人员，这标准我定不了呀。
麻同志好像早想好了：这个你不用管，就按你的想法写。如果机关里有人反对，我就对他们说，人家下面一直都是这个标准，政策要有连惯性。
末了，麻同志问我：你怎么回去？
我说：坐公交车呀。
麻同志点点头，看他那样子，仿佛他能派车送我回去似的。在回单位的公交车上，我还在心疼刚才那十来元出租车费。
经过我与麻同志一番紧张工作。第三天中午，我一人挟着两张大白纸，骑自行车再赴那个村，与村干部简单交流后，我把那两张大白纸，分别张贴在村委会和当地村民平时较为集中的祠堂门外。
记得白纸上写着：此次本村“农转非”两人，男女不限，政治面貌要求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家庭成份贫农者优先，年龄在1958年以后出生，初中毕业，身体健康……
由于我与麻同志在当时用了现在的话说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招用标准，在这个村确定两名“农转非”名额的任务，如期完成，且没有发生上访事件，上级领导、村干部和村民总体满意。如此，我也算在自己的工作生涯中客串了一会“人事工作”。
星移斗转，伟大的改革开放，让“农业户”早已成为历史。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些年，那些靠近城区的“农业户”反倒越来越吃香了。据说，当年有的办理了“农转非”户口登记的人，试图想把户口再迁回村里，然谈何容易，不仅政府有关部门对“农转非”迁回“农业户”的政策掌控得十分严格，而且那些农业户们也不会轻易答应，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每年的分红比例。
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昔日我经手的那两位到机关从事工勤工作的“农转非”人员，也应该都到了退休年龄了吧，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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