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利弊
想升官发财无可非议，关键是靠什么实现。在古代，很长时期以来，科举是读书人实现当官的唯梦想，在政治、社会结构、士习民风、文化传承与文化融合中，科举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
然而，应该辩证地看待科举，科举有利也有弊。科举一方面引导全社会爱学重学，一方面也把社会引向歧途，使学习变得功利。蒲松龄很早就成了秀才，但他考进士考了很多次都考不上，这说明有很高天分的人也不一定会获得成功。历史上的那些大诗人、大文学家，往往是科举的失败者。
客观地分析，科举在利的方面，首先表现在科举考试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它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唐代科举盛行后，就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
科举制度打破了阀阅门第对国家官吏更替的决定权，与“九品中正制”相比，在选拔制度的公正性、考试技术的严密性及参与竞争的开放性上，可谓超过了前代，这是其利。
隋唐科举取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但它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就是一种绝对的进步。汉代征辟“贤良”、“孝廉”,“乡居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社会舆论对国家官吏的任用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至魏晋时期，门阀大族兴起，乃有“九品中正”之设立，此种制度固然流弊甚多，但诚如顾炎武所说，“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
他举了陈寿、阮简、温峤、张率、谢惠连等人因为品行不谨而被废黜的例子，以证明“清议”的作用。可见“中正品第”的鉴定，自有其严格的标准，并不是私情甚至皇帝的意见所能完全干预的。
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是突出的。首先，它的设计理念与所能达成的效果是一种堕落：品第鉴定与人的品行有关，而科举只与文字有关，这就诱使天下读书人以有限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科举的学问腐蚀了人们的头脑，不少学者只是为了抄袭才阅读诗文，他们根本就不理会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准和自我克制。乾隆自己也说：“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
可见，科举考试使得官吏选拔制度的技术性增强了，但却是以破坏文化应有的建设作用为代价的。顾炎武将科举比做“焚书坑儒”,颜元称科举“灭道，毁人才，阢世运害殆不可胜言”。科举在客观上使得读书人之灵魂，社会、官场、文化之风气日近于卑污。
《纪闻类编》中云：
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岂不可惜？
清末很多问题直接间接由科举而起。早在明末就有一个笑话，崇祯在煤山吊死后，有人用贴红纸榜书于大明门上云：
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文顿首拜。
将明清亡国责任完全推到科举头上未免太过，貌似“神圣”的科举在“渔猎者”心目中始终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黄儒炳《续南雍志》中记载了明朝中期的一桩奇闻：万历年间，监生茅迪吉、沈德谦等人恣行凶暴，对某祭酒的仆人大打出手，“榜掠无数，以绳系持其足，续以水灌之，几于非刑。”祭酒听说后，急忙派皂隶去救，结果也遭到殴打，再派典籍去劝教，也遭到辱骂，“狂呼谩骂，无师生之体。
在国家最高学府中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真让人啼笑皆非。当时有大量无赖、学棍通过捐纳进入各级学府，“秀才”二字几乎成为流氓暴徒的代名词。顾炎武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明末李闯王、张献忠等人对土人、缙绅的疯狂屠戮，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此种道德破产必然要遭受的报应。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停止科举，“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这项沿袭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就此寿终正寝了。青衿黄卷，三更灯火五更鸡，曾经寄托过多少读书人梦想的科举，变成了历史陈迹。
科举对民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科举虽然被废除了，但中国人仍然保持了对读书人的尊敬。值得指出的是，科举对文化习俗的流行具有自发性，有的科举习俗可以转化为新的民俗，如流行于厦门、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的中秋“博饼”习俗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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