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一位名叫“迎弟”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证照片，登上热搜。她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是重男轻女的产物，30岁之前终于改名成功，虽然很难很难，但一切都值得。”10月25日，聚焦“招弟”“迎弟”改名群体的报道《当“招弟”决定改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对于姓名更改的规定有所变动，成为不少人改名的契机。
有研究者评论说，中国人的名字能反映父母的价值观。随父姓一直是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随母姓的孩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不是母亲家族比较强大，也可能会联想到他的父母大概率是主张性别平等的。
福州，刻在仿青铜器上的百家姓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我在2019年怀孕生子，孩子出生后，医院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名字也是随父姓的，那时的我还没有完全的女性主义觉醒，也是随大流让孩子随父姓。
生育之后不久，我开始对孩子随父姓产生不公平感，尤其是我生育遭遇了难产，带娃也是我操心特别多的时候，会质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要随父姓，也就是说，我是在生育后女性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也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我的想法很简单，孩子跟我姓我会很高兴，另外，不试一试我永远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反抗”男性传统的边界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争取冠姓权的过程。
我想要让儿子随母姓并非因为娘家资源强势，因此可能在有些人眼中是不自洽的。如果说沈洋在《异性恋婚姻与女性主义能兼容吗》一文中，可以看出她和她的先生在婚姻中“势均力敌”的话——女方上海本地人、购买婚房出力、娘家参与育儿、女方收入与男方几乎相等。我的婚姻内部的权力关系恐怕不太一样。首先，我和丈夫都不是苏州本地人，我们的婚房购买在郑州，男方出资远多于我的娘家，我的娘家资助了我研究生项目的留学，到了我婚后，她们对我的小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持，也没有育儿上的支持，我的婆家不亲自参与育儿但是三年来几乎每月支付育儿嫂费用；最后，我的经济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二分之一。
在沈洋老师那篇文章下面，有评论说：“这是因为女方方方面面都和男方条件相当，那如果经济上女方不如男方呢？性别平等还可能吗？”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争取冠姓权以及争取婚内的男女平等，不是因为双方经济资源上势均力敌，而是出于对“女性主义”价值观的认同。
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他也认同男女平等，在和我丈夫谈恋爱时，他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中，他母亲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而他“绝对不会和他父亲一样”，丈夫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期间看到很多男性教授也会带娃去上课、开会等，虽然他没有自称过女性主义者，但他确实接受过北欧性别平等文化的洗礼，在生娃前，他承诺过自己也会平等地负担育儿责任，从方方面面来看，他也是接受了一定的性别平等文化的影响、尊重女性的。
而我的娘家和我的婆家都是传统的男权家庭。在我结婚后，女儿作为“泼出去的水”，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小家庭的事务几乎不参与，他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关于外孙的姓，他们也是随大流的态度，因为付出少，也就不要求什么。
由于我意愿比较强烈，丈夫最终默许了孩子跟我姓，但是前提是瞒着他的父母，把生米煮成熟饭再告知。我丈夫同意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看到我生孩子的不容易、孩子出生对我职业发展的影响，也是肯定我对孩子养育上的巨大投入，算是一种“补偿”。当然争吵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丈夫告诉我：他觉得孩子随我姓让他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我的回复是：如果不跟我姓，我感觉我背叛了我自己的感受。
在生育这件事本身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意志，我一直想当妈妈，想成为一个“好母亲”；可是，在生育的时机上，我确实受到了男方家庭催生的压力，某种程度上妥协了自我。我丈夫是他爷爷唯一的孙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也被他内化。
有人会说，我的姓也是我父亲的姓，是的没错，可随母姓本身就是代表了对母亲的付出的认同，这并不矛盾。讨论过并得到丈夫的默许后，2022年8月，我们一起去了深圳福田的通新岭派出所给我儿子改姓（改姓必须双方到场签字），可惜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当时受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告知，孩子只有一次改名的机会，如果作为父母的我们给他改了，他成年后改名会非常困难，需要提供更多证明（比如证明同学校有重名）。
在冠姓权这件事上，我没有妥协，可是想到我的孩子会失去为自己改名的唯一机会，我退缩了。也就是说，我的母性还是超过了我身体里“女性”的那个部分。
就这样，历时大半年，我虽然尝试了随母姓，但这次没有成功。如果说对有意愿生育的女性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在备孕时就把孩子冠姓的问题谈好，而不是像我一样，在怀孕的时候没想过跟母姓，生下来如果想改就特别麻烦。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很轻松的孩子随母姓的，因为是怀孕阶段就确定好的，也是法律允许的。而我，因为是更改姓名，首先咨询了当时生孩子的医院，被告知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不能更改，要改只能去派出所，所以我们才去到了我的户口所在地深圳。
在备孕和怀孕中，我确实没有在意过冠姓权的问题，而孩子出生后，经过一系列事件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在可见的未来，在孩子的教育和抚养上，我也仍然是主力（丈夫虽然执行上也很给力，但是认知和统筹基本都是我来），基于这些原因，丈夫主动表示，反正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如果政策允许，也不剥夺孩子本人成年后改名的机会，还是愿意让孩子随我的姓，随时可以再和我一起去派出所申请。
虽然这一路很折腾、困难重重，也暂时没有成功，但我并不后悔曾经折腾过，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个争取的过程，我可能并不知道作为一个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在日常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试图去敲击过那些边界，有些松动了，有些没有；我接纳敲击过后的状态，破碎过的我，过上了一种也许不是更幸福但是更清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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