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清扬
一周前上映的《怒火·重案》是香港导演陈木胜的遗作。得益于影迷的情怀，豆瓣开分7.8，如今也维持在7.6，在近年的港片中，称得上是非常高的分数了，甚至比备受好评的《寒战》和《拆弹专家2》都高出不少。
不过，影片票房表现却一般，上映一周后才刚刚超过4亿，对于暑期档而言只能算中规中矩。
剧情很简单，几句话即可概括：谢霆锋饰演的反派邱刚敖曾是警察，原本前途无量，却因为高层腐败等缘故，成了一次违规任务的弃子，坐牢四年，出狱后黑化成了劫匪，对警队前同事展开无差别报复，最后被甄子丹饰演的张崇邦制服，正义战胜了邪恶——总的来说，不算特别有新意的故事架构。
《怒火·重案》
虽说有情怀加持，但这部电影依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内继甄子丹后，新生代再难找出合格打星，谢霆锋的表现很难称得上合格；二是港片的想象力再度进入了枯竭的境地。
谢霆锋的突破失败
片中的主角，一个甄子丹，一个谢霆锋。其余吕良伟、谭耀文、卢惠光、秦岚等都是老戏骨，但戏份均不大。
甄子丹饰演的张崇邦性格相当简单，正直、诚实，属于非常传统的正派角色，可供发挥的表演空间有限。谢霆锋饰演的反派邱刚敖，由于存在一个“黑化”过程，具有从善转恶的邪恶魅力，表演空间超过前者。因此影迷们的注意力，也都聚焦在他身上。
谢霆锋算是陈木胜电影中的宠儿，从《特警新人类》到《新警察故事》再到《男儿本色》中都有极大戏份，且动作戏越来越多。不过在以上影片中，角色定位都是功夫底子平平的形象。虽然偶尔有跳伞跑酷等高难度动作安排，但一到正经格斗场景，便要惨遭一众反派凌虐。
《新警察故事》
这次到了《怒火·重案》中，谢霆锋做了极大突破：角色定位上，开始尝试反派，驾驭更大的表演空间；动作上，居然直接同老牌打星甄子丹一对一，让观众不禁捏了把汗。
可惜的是，谢霆锋的小生面孔却不足以体现反派的狠辣感，为此只好在扮相上下足功夫：墨镜、长发、蓄须，将脸弄脏，和2012年的《逆战》异曲同工，表演勉强及格，但动作方面却是彻底拉胯。
《怒火·重案》
每部类似动作片的结尾处，都有一场正反派间的打斗作为整部影片的高潮。虽说是香港电影老惯例，没有多少创新处，但却永远是备受期待的核心戏码。因为这场戏不仅关乎故事矛盾的爆发与终结，也是人物性格的集中体现，更能让观众在心中暗暗比较打星水平的高低。
打星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梳理甄子丹曾经主演的动作片，撇开《叶问》这类用夸张手法演绎传统武术的不谈，《导火线》中对释行宇和邹兆龙，《特殊行动》中对卢惠光和安志杰，《杀破狼》中对吴京和洪金宝，都各自打出了特色。
谢霆锋并非打星出身，表现本就令观众生疑。影片中，其选用的武器是两把蝴蝶刀。这一设置既是出于取巧，但也是最大败笔。
武器的使用，能反映出人物性格。中国武侠片中，主角多用剑，流畅平衡，呈现的是君子之风；粗汉则用大刀大斧重锤，突出的是“一力降十会”。《杀破狼》中的反派吴京选用的是一把形制似肋差的中长度刀具，符合角色阴损中带着狂妄的性格特点。甄子丹则用警棍，圆融朴实，意在彰显正义，本片中亦同。
《杀破狼》
而蝴蝶刀实在太小，握在手上几乎看不清。相比正大光明的格斗，更像偷袭之用，追求一刀毙命，突出的是人物的阴险性格。而谢霆锋在片中的人设是杀伐果断、冲动凶蛮的罪犯头子，虽然有些阴险成分，但毕竟不占主导。两者相配，观感十分怪异。
动作方面，蝴蝶刀长短虽然同匕首相似，却终究不同。匕首能反握，除戳刺之外，还有“划”的杀伤动作，持架同拳击相似，还可以用类似转身拳等大幅度动作来配合。拍出来流畅程度不仅不输长武器，反而有种特殊的干脆利落感，如《突袭》《战狼2》。
但蝴蝶刀不能划，唯一杀伤方式是捅刺。片中设定还是双持，需要伸出两条小臂，寻找对方的防御空隙做刺击动作。但却由于长度太短，出击时上半身频繁前探，弯腰弓背，又体现不出类似西洋击剑的刺击之美。这一矛盾，导致谢霆锋的整体动作观感极古怪，明明该是正面大开大合的打斗，持架看起来却像小孩伸出指甲挠人。
《怒火·重案》
果然，真打起来，场面立刻乱掉。以《杀破狼》为例，由于武士刀和警棍长度相当，可以彼此挥击格挡，便于武术指导设计动作。可蝴蝶刀和警棍却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路数，一短一长，前者需要近身，但后者恰恰需要控制距离。前者一近身，后者就无发挥余地，只好丢掉。于是二人扭作一团，徒手王八拳互殴，胡乱抓取周遭物体往对方身上招呼。不仅甄子丹的能力无从展现，动作美感也丧失殆尽。
这种设置，恐怕只能归结为谢霆锋功底太差，驾驭不了动作片所致。选用其它武器，只会暴露出更大短板，于是只好用动作幅度最小的武器来搪塞，以免露怯，却拖垮了整部影片的水准。
其实警匪片中，缺乏动作功底的演员也不一定非得硬着头皮上阵，比如《除暴》中，吴彦祖和王千源二人赤条条在澡堂中打了一架。虽说使的都是王八拳，但由于二人几乎都赤身裸体，“拳拳到肉”的感觉得以加强。且滑溜溜的地板、感觉随时会掉落的浴巾也限制了动作发挥。尽管着实有些马虎，观众也勉强接受了。
港片的自圆其说
早年香港警匪片之所以好看，大部分乃是因为“确有其事”。这是时代赋予的特殊红利。电影中，观众能看到另一种“活法”：张子强真的可以绑架富豪之子；叶继欢真的可以当街抢劫，同警察交火；也真的有一大群古惑仔当街聚众开片。
因此创作此类剧本时，编剧无需刻意对观众交代罪犯来源，观众也能直接理解，毕竟就是身边发生过的故事。但放在承平日久的今天，依然沿用老套路，观感就会相当奇怪。
如今再写同类题材，编剧首先要花费大笔墨解决的，就是罪犯的来源问题。否则影片就会自带失真感，难以让观众潜意识中采信。
历数近些年来较火的港式警匪片（怀旧题材例外），反派来源无非几个：随机悍匪（《拆弹专家》）、疯狂的富二代（《新警察故事》《反贪风暴4》）、手眼通天的资本家（《窃听风云》《反贪风暴》系列）、神秘的恐怖组织（《赤道》《拆弹专家2》），以及金三角的毒贩（《扫毒》系列）。几个来源间还经常交叉重叠。但无论剧情怎么搭配，共性是都难逃一种刻意营造出的虚假感和夸大感。
为消解这种虚假感，于是这几年港片又开始走“解谜”的路子，要么扑朔迷离，将故事大大复杂化，让观众猜不透反派是谁，把警匪片变成悬疑片，如《寒战》；要么转而向内，试图用角色的精神状态自圆其说，如《无双》和《拆弹专家2》。《无双》中郭富城饰演的李问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骗子，“画家”周润发是其虚构出的形象，于是观众的任务就不再是代入剧情，而成了从一堆虚假信息中拼凑出真实；《拆弹专家2》中刘德华饰演的警察患有精神分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了大坏事——类似设置曾在《无间道3》中出现过：刘建明一心想做好人，结果证据集齐后，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坏人，于是崩溃掉了。
《拆弹专家2》
虽然略显牵强，但效果颇佳。《寒战》包揽了第32届香港金像奖9个大奖，而《无双》和《拆弹专家2》，内地票房都过了10亿。
上述影片的共性在于“转移注意力”，好让观众不去深究反派动机。这种设置与其说是主动创新，不如说是土壤不够导致的被迫找补。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将“人”这一因素整个打乱。但这毕竟是不可持续的路子，用一次是悬念、是反转，次数多了，观众难免就烦了。
《怒火·重案》大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主创团队还是想将人物动机做实，不愿取巧，于是影片将重点放在了“警察变坏”上，反映的是整个香港警界的腐败现状，若是更深究一层，还批判了资本家对社会道德的毒化作用。立意上，的确比一般警匪片走得更远。
“警察变坏”这一母题，香港电影也有不少先例。除了忠奸难分的卧底片（如《知法犯法》）外，前有《雷洛传》，后有《神探》和《魔警》，不过大多有真实事件背书。前者原型是吕乐，后两者都来源于徐步高枪击案。
《怒火·重案》开头相当漂亮：一个“鸿门宴”上，领导和大商人一起对张崇邦进行施压，让后者不要提交报告。并拿出六十万一斤的茶叶来招待，名为客气，实为威胁。张崇邦抿了一口后，拍下两百块钱，起身离去，一个威武不能屈的正义形象顿时立住。
与之相对，邱刚敖没能扛住腐败上司的压力，为了赶时间，做了刑讯逼供的违规举动，失手至嫌疑人死亡，连带导致了一系列“黑化”后果。
只可惜后续的剧情发展，却同其试图表达的主题愈来愈远：警察只是被犯人咬了一口，就要下重手将其打死。这只会让观众觉得邱刚敖一干人等沦落至此，主要还是因为本性就不善，不能全怪社会。
《怒火·重案》
而且，出狱后的一帮前警察们也实在太坏了，完全成了反社会人格，毫无半点人性。对昔日的同僚及家属，乃至无辜市民都进行无差别大屠杀，更进一步消解了观众仅剩的同情。
真正重要的人物转折点，应该是在监狱。片中暗示，其中一名前警察在狱中遭到狱友霸凌，成了性无能。且邱刚敖和张崇邦对峙时也提到过：这几年兄弟们在狱中一直被当初抓过的犯人报复，日子过得惨不堪言。这一经历本应用闪回镜头着重描写，给前警员们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找理由。却不知为何完全没有任何表现，倒是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张崇邦在证人席上的纠结，以表现其“选正义还是选兄弟”的道德困境——但问题是，影片原本就没怎么体现过两人的所谓兄弟情，连带着这种纠结感也立不住。
于是最后影片呈现的总体效果是：故事不出彩，甚至难以自圆其说；谢霆锋被寄予了新一代武生的厚望，却完全扛不起责任，唯有从头到尾几乎没停过的枪击和爆炸场面塞满了观众思考的空白。
去年，陈木胜离开了，港式类型片从此又失去一面旗帜。有媒体评价他是“最让人放心的类型片导演”：票房不是最多，口碑不是最响，名气不是最大，甚至从未摘下过一座金像奖，但胜在辛勤务实。投资人把一个项目交给他，最后交出来的东西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这样的导演，恰恰最能忠实反映出时势的变化。可惜对于香港电影，人才和社会土壤的双重流失是大势，非单个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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