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上海，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有先人生活的痕迹，也有历经数千年沉积发育的三角洲。如今的行政区域中，也包含着嘉定、松江这样的古城。
我们向前回溯，探寻上海在行号图之前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围绕着江与海展开。
无论良渚、马家浜，还是马桥、广富林，都离不开水这个关键字。借由水这条脉络，可以解释上海与江南腹地的关系，吴越文化的异同，农耕与城市的相互作用等。而放眼更长的历史维度，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可能隐藏着城市的未来。
在这场活动中，我们不仅追溯“行号图”时期的上海，还进一步上溯至填河造路时期的上海、开埠时期的上海、建城时期的上海，甚至最早人类活动时期的上海。结合近年来在上海城市内的考古新发现，探讨上海的地貌变化和人文环境的变化。以下是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的分享。
申城寻踪
2016年上海博物馆策划了一场非常有价值的展览——“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分别由三大板块组成，分别是“文明之光”、“城镇之路”和“古塔遗珍”。显而易见，这一展览旨在纠正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些认识误区：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并没有悠久的历史，最远只能追溯到元代建立的上海县。
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即是第一板块“文明之光”的设置，它将上海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六千年前的先民。上海地区早期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追溯到发源于嘉兴南湖的马家浜文化。2004年的崧泽遗址，曾出土一个25-30岁的男性头骨，是上海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先民，名正言顺地被称作“上海第一人”。这些上海先民种植水稻、驯养家畜，烧制简单陶器（以没有底足的釜、盆为主），并已掌握纺织技术。
随后出现在上海地区的先民，是距今五千多年的崧泽文化人群。这些新人带来了可供开荒的石犁，可供蒸煮的陶甗、陶鼎，改变了本地的生活形貌。从那些带有三足的外来器物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来自西部，与中原相连的大别山北部地区。
但不论是马家浜还是之后出现的崧泽文化（甚至再之后西来的广富林文化），都不及浙北余杭的良渚文化的影响深远。良渚文化以长江下游三角洲及杭嘉湖平原一带为中心，“沿长江向西直至长江中游地区”，顶峰时期与“江淮东部、江苏北部”联系密切（陈杰，《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第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其在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的近一千年时间里，都保持了相当的繁荣度。
发源于浙北的良渚文化在上海地区的代表就是位于青浦重固镇的福泉山遗址，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经过多次挖掘，清理出宋、唐、汉、战国、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墓葬共154座，以及良渚文化祭坛和崧泽文化居址等多处重要遗迹。不但出土了“石犁、石镰、耘田器、斜柄石刀”等先进农具，还显示了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相比之前朴素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福泉山遗址的贵族墓地所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钺、象牙权杖等象征身份的礼仪用器”（上海博物馆编，《文明之光》，第2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超出一般印象的古代东南海滨景象。甚至有人依此提出了一个“福泉山古国”的设想，认为这个古国可以作为良渚文化的一方诸侯而存在。
到福泉山遗址参观过的观众都会对此留下一定印象：福泉山人居住在干栏式房屋中，主要建材为竹或木，房屋上覆茅草、芦苇，为通排大屋。饲养猪、狗等牲畜，躬耕于稻田，多食螺、蚌等水产。
在良渚文化走向衰落的四千五百年前，一些来自大别山以北江淮地区的人群再次来到了上海松江的广富林地区。他们和随后南来的马桥文化人群一同，构成了上海最后的史前人类。因为再往后，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夏商周）阶段了。
另一个困境
有关上海史前的考古记录基本止于此处。虽然广富林遗址还存在从周代直到汉代的建筑遗址，出土了板瓦、地砖等构件，“尤其是地砖同长安未央宫使用的地砖形制相同，表明汉代的广富林可能存在规格较高的官署性质的建筑”（上海博物馆编，《城镇之路》，第1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但是有关上海的明确建制，还要等到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相当于今天嘉兴、海盐和昆山三地）的建立。
因此，修正一个误区的同时，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困境。在6000年前繁荣的良渚文化（包括后起的广富林和马桥文化）之后，直到唐代的华亭县之间，上海的历史仍然存在一段巨大的空白。
要解开这个困境，需要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理解上海的历史。我们今天探索上海的历史，往往站在今天19世纪开埠以后确立的上海格局来追溯过去。然而，仅从历史地图上看，哪怕是今天上海核心的浦西地区，在两千前的秦代时，都尚未成陆，更别提更东面的浦东地区。我们今日所见的史前上海的历史遗迹，全都位于上海行政区域的西部，且俨然有序呈带状分布。
我们从相对较晚的遗迹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规律。笔者曾经研究过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分野的变化。随着越国北进，吴国南退，两国之间的动态边界上留下一系列地理界碑。当我们把这些界碑有序地串联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古人类活动频繁，反复拉锯的区域，其实呈现了一种围绕太湖东南部成弧形展开的分布。
于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由此出现。这要求我们将上海还原到一个更大的体系——环太湖流域以东这一整体范围加以考察。上海发现的所有遗址都分布于今天市区西部，原因就在于，距今7000年前，在长江入海口南岸因泥沙沉淀形成沙咀。“沙咀区域地势较高，沙咀以内变成海湾。在沙咀东侧的海浪波涛冲击下，将近海泥沙和贝壳残骸堆积在沙咀上，吴淞江以南地区形成了三道贝壳砂堤，即所谓冈身。”（同上书，第9页）
这里提到的冈身，根据北宋绍熙间（1193年）《云间志》记载：“（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蓺菽麦。” 事实上，这就是一道最早存在的海岸线，其“西界大约北起太仓，南经外冈、马桥至漕泾（金山东）以东；其东界北起嘉定，中经南翔、莘庄、竹港，南至奉贤、柘林附近。冈身走向略似弓形，东西最宽处达10里，最窄为4里。”（仲富兰，《说冈身》原载2015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连载版》）
从地质发展的过程看，这条宋代就已得名的古老贝壳堆积而成的“冈身”，其实就是长江下游平原最初的海岸线。今天上海市区的主要区域（包括浦东）其实都位于冈身以东，是这一区域逐渐延伸的结果。这些今人眼中居于上海西部的古代遗址，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处于历史上环太湖平原的最东端。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打破一种以上海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以太湖为新的中心，重新审视这一区域东部的发展历程，从而解开“上海的历史存在一段巨大空白”的难题。
打破“上海中心观”
依据《水经注·渐江注》，“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的记载。长江下游平原的行政管理并没有在战国以后荒疏。从秦代一统江南的会稽郡（郡治在苏州），到汉代初期已被一划为三，分别是“吴兴、吴郡、会稽”，号称“三吴”。其中吴兴为太湖以南钱塘江以北广大区域，和今天浙江湖州略同。新的会稽郡为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而吴郡则包括长江下游平原剩下的部分，其郡治依然在苏州。
事实上，作为前会稽郡，以及新的吴郡的首府，苏州始终保持了太湖以东地区最大都会的地位。而在吴郡的属县中，其郡治以东设有娄县，包括了上海当时已经成陆的大部分，县治在今天昆山东北，大抵东极太仓。至于今天上海已成陆的南方小部，则归属于吴郡的海盐县、由拳县，即今天嘉兴东北。
从地域远近亲疏而言，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核心位于苏州，其最东部沿海的部分分属娄县和海盐。这两县位置，娄县属于吴郡近郊，自有发展契机；而海盐按照《史记·货殖列传》中“（吴郡）东有海盐之饶……亦江东一都会也”的说法，同是富饶之地。而上海成陆之区可谓是两县之间（共管，又共不管）的交界地段。并无异常之处也就并不特令人称怪了。
其原因在于，正如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苏州河）独特的构词方式提示我们的那样，上海始终作为吴会之都（苏州）和淞江相连的一部分而存在。苏州之所以为吴郡首区，在于它坐拥太湖主要出水口吴淞江的上游，而它的下游，则分为娄江、东江和松江三条主要河道。［有人考证娄江、东江皆不可考，只有松江，即吴淞江一条（王建革，《从三江口到三江娄江与东江的附会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05期），笔者亦持这一观点。］而太湖以东作为一片扇形低洼平原，其出水口至海岸线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片长期承受湖水泛滥之虞由河道与湖泊组成的低地沼乡泽国。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也就保持了娄县和海盐、由拳这南北高地之间的中间地带。
由此来看，在上海逐渐成陆的早期阶段，本地区的发展趋势是以苏州（太湖）为中心，沿着苏州-娄县，以及苏州-海盐、由拳这两条路线，所组成的一片扇形低地。扇形中间部分是吴淞江下游时常漫溢且受洪涝威胁的区域。
早期的史前遗址主要分布在这片区域外围或临近太湖的高地上，即是这一状况的结果。而随着历史发展，低地开发，则有扇形两边向中间收缩的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吴淞江的漫溢区域缩小，河道进一步规范。在人文上，则表现为扇形两边（娄县与海盐、由拳）人口向中间地带的迁移、填充。
因此，从区域开发的整体角度看，上海早期发展的中心不在“上海”，而在外围（今天的周边县市），也就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圩田体系的影响
上海得到地方政权的真正重视，或许在三国吴国时期。《三国志·吴志》记载：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东吴孙权封右都督陆逊为华亭侯。华亭为当时由拳县东境邮亭，在今松江境内。嗣后，东吴政权又选择在吴淞江下游的青龙镇（今天青浦区的白鹤镇）修建船坞，建造青龙战舰——该镇也由此而得名。
不可否认，青龙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然而实际记载与考古资料支持其始于唐代（三国至唐的五百年时间都缺乏资料证实）。这与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的设立有着天然联系。华亭县治所在今天的松江老城，并且被后来的松江府、县所延续。而这一区域就位于之前提到的扇形区域中间位置。
经济的发展带动人口流入，而人口增长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田的开垦。这一进程在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力量各自为政之后，变得尤为显著。每地军政官员。都以开发本地农桑为要务，以其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唐代宗时，苏州、嘉兴等地就广开平原沼泽为屯田垦区（《太湖地区水利的建设和治理》，http://www.360doc26.net/wxarticlenew/253961527.html）。按照唐代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记载：“浙西有三屯，嘉禾为之大。……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馀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淇畎浍达于川。”自东南太湖至于海边，都在嘉兴屯区的范围之内。经过屯垦之后，使原来嘉兴以北“际海茫茫”的荒芜之地，变成了旱涝有治，“公田翼翼，私田嶷嶷”之地。
这种新开垦的田地，高度适应了太湖以东扇形低地，多湖泊、多河渠的环境特征，将灌溉耕种、防洪疏导和水运交通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农业模式就是后来范仲淹所称的：“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范文正公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此类圩田，利用地形，或者把湖岸凿开，引入湖水，变成一块块可供种植的水中离岛，或者在低洼处引水漫灌，任高起的小丘四周为水环绕，变成人为的小岛。开垦者可以在水流汇合的下游设置水闸，控制水流涨落，使水位高涨时及时放水，不至淹没农田；也可令水位下降时防止过速，使水道不至干涸，让稼穑失水，舟船搁浅。
太湖以东农田的开发，为吴淞江流域的经济提供动力，也使得青龙镇的发展在北宋时达到顶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仅所上交朝廷商税就达1.5万余贯，超过了所属的华亭县城1.5倍，位列全国1880多个市镇的第5位，太湖地区17个市镇的首位；在全国1200多个县级城市中排名第22位，300多个府州级城市中排名第94位，12个沿海港口城市的第7位，仅次于泉州城，成为’海商凑集之地’。宋绍兴元年（1131年）专门设置了海关性质的市舶务，以管理对外贸易。”（青浦博物馆：《海丝名镇——青龙镇》，http://museum.shqp.gov.cn/gb/special/node_42227.htm）
从青龙镇到上海镇
在北宋时期，青龙镇商旅云集，市井颇为繁华。按照当时著名诗人梅尧臣所编镇志（《青龙杂志》记载，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时人有“小杭州”之誉。据考古勘探，青龙镇核心区域面积达2平方公里，沿今老通波塘、崧泽塘下游两岸分布，为太湖地区最繁华发达的市镇。书画家米芾也一度出任监镇，著名诗人，苏轼、苏辙、秦观等也来此驻足、咏诗唱和。（同上）
但圩田农业与经济繁荣毕竟成了一组矛盾，经济增长吸引人口移居，使邻近市镇的圩田逐渐被开辟为屋舍。虽然“三十六坊”未必就真的占据了三十六块田地，但同样反映了本地聚落的迅速发展。恰如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故道既湮，变沟为田”。在没有垃圾清运的古典时代，河流其实就承担了主要排污的渠道，在水流通畅的情况下，河流具备一定自净功能，可一旦人口增长（导致的垃圾生产速度提升）超过了河流本身的自洁能力，那么河道淤塞、通航能力的下滑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给市镇经济带来冲击。
嘉庆《上海县志》（卷三）提到，吴淞江在“唐时阔二十里，宋时阔九里，后渐减至五里、三里、一里”。公元1061年（北宋嘉祐六年），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知昆山县韩正彦曾取直了流经青龙镇的白鹤汇。原因在于，吴淞江下游经过唐代的圩田，以及宋代青龙镇的繁华之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壅塞。
从稍晚一些的《云间志》可以了解，取直后的“……今所开松江，自白鹤汇之北，直泻震泽之水，东注於海，略无迂滞处，是以吴中得免水患”。吴淞江近海段，自崇宁二年（1103）开始浚治，从封家渡古江开淘至大通港入海。然而，流经青龙镇的吴淞江经过改道之后，水流情况得到改善，但也对市镇造成了影响。“开成新江后，旧江逐渐淤狭，青龙镇的地位，就慢慢被新起的上海镇所代替了。”（《太湖地区水利的建设和治理》，http://www.360doc26.net/wxarticlenew/253961527.html）
据考，上海镇始建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仲富兰，《“上海镇”的史料佐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52f810102xmyt.html）。同时也沿着吴淞江向东延申了将近25公里，位置也基本移到了今天上海旧南市区老城厢的方位。据《南市区志》描绘“上海镇”建镇的形制：“上海老城厢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出现了上海早期的居民聚落和官方机构——上海务。南宋时期形成市镇。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立上海县，从此成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上海务”、“上海镇”到“上海县”的出现，代表了吴淞江下游不断向新出现的海滨延伸的过程，也标志着华亭县重镇从青龙镇向上海县的过渡。
虽然港口东移，但吴淞江下游两岸的圩田体系至少到元代时仍发挥着作用。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揭示了元代江南经济发展与农业水利的重要关系。在吴淞江最后的光辉时刻，这座水闸遗址上留下元代上海本地水利专家兼著名书画家任仁发的印记。只是这无法阻止吴淞江因开垦而进一步淤塞的事实。
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户部尚书夏元吉采用上海人叶宗行建议，治水另辟蹊径，放弃吴淞江下游故道，疏浚拓宽范家浜（今黄浦江自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东一段），使吴淞江与黄浦江沟通，’史称江浦合流’。……吴淞江也由此成为黄浦江的支流。”（ 上海博物馆编，《城镇之路》，第1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从此以后，上海告别吴淞江（苏州河）时代，正式开启了黄浦江与上海县的全新格局。
从江南想象上海
今天的太湖主要出水口已不再是历史上吴江的瓜泾口，下游也不再是吴淞江一路。而分流北部的刘河，淀泖入江，以及从东太湖分流澄湖、淀山湖入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两岸在上海市区段也早已见不到河道纵横的景象了。只有普陀区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告诉我们历史上吴淞江畔的圩田与河道。
回顾历史上的上海，这是太湖以东河道漫溢的低洼之地。它的发展始终以近湖为核心，向东拓展，围绕苏州-昆山，以及苏州嘉兴两线的高地展开。因此，这就有了过去以吴淞江划分娄县（北）与华亭县（南）这一约定俗成的空间界线。
从这个角度看，史前阶段无论是出现在福泉山的良渚文化，还是后来的广富林文化，都未必是地方聚落的中心，而仅仅是太湖东部文化区域的边缘。然而，作为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区域——浙北自宁绍平原北上的人群，与太湖西南自芜湖、宣城向东（大别山东部越江沟通芜湖、马鞍山的路线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人群在这里相聚——太湖东部始终保持了对周边人群的吸引。
上海地区的开发其实与“冈身”以东成陆的过程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随着冈身东部多露出海面一分，太湖东部定居者的空间就多拓展了一分。早期的居民作为太湖以东的拓荒者，他们的活动中心可能集中于这片扇形区域的两边，之前那个“史前至唐代之间空白”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开：早期太湖东部的中心并非上海本土。在今天上海西部发现的遗址，是周边文化中心的边缘产物，对后来中古时期的上海没有直接影响。那么，对这一状况其实有两个解决的方案：（一）从更大的区域中心角度来重新认识上海西部“冈身”所属的遗址；（二）坦然承认上海的历史并没有如此久远，从而建立从唐代以后才开始的、明确的上海历史。
中古以后，沿着吴淞江两岸，娄县与海盐、由拳之间河道纵横的“荒芜之地”，终被吴郡的定居者们开发。利用“圩田”这一有效的环境开发模式，古代开发者们战胜了太湖以东不受约束的河道下游，使之变成“时阔二十里”的开阔航道，同时拥有事宜耕植的优渥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华亭县、青龙镇、上海镇等重要邑落。
上文已经总结了持续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当太湖以东的扇形圩田面积日趋缩小，也反衬了此地经济繁荣景象——人口增多是导致河道壅塞，水流潴滞的主要因素。我们对此的描述仅从客观层面而言，由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存所见河网的消失，也证明了吴淞江两岸迅速成陆的过程。这一方面抬高了陆地，稳定了河道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黄浦夺淞”的最终发生。
而今，上海市区早已见不到河网纵横的景象，这与我们心中的江南水乡也有了距离。不过，也正因为上海主城区在过去数百年中做出的改变，吸引人口、调整环境，使上海周边从常熟到嘉兴仍旧保持了许多世纪前的圩田体系。倘若我们怀着兴趣，依然可以前往吴中越地的湿地网络（比如杭州西溪湿地），展开怀古幽思，畅想在经历开发之前的上海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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