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的文洁若
文洁若， 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翻译家，译有《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东京人》及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等近千万字。著有散文集《梦之谷奇遇》《我与萧乾》，评论集《文学姻缘》等。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萧乾与文洁若
印 象
一生文友一世姻缘
2015年年末，由天津广播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联合主办的“中国因你更美丽——《泊客中国》盛典”在北京举行，当著名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文洁若走上舞台发表精彩演讲时，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年近九旬的文洁若，一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无数，又是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的妻子，她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打动过许多人。
文老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座普通居民楼里。楼梯狭窄，靠近文老家门的电梯坏了，老人上下楼需要穿过长长的走廊，去乘另一部电梯。但文老对此毫不在意，她性格开朗，总说自己腿脚利落，没事，有时下楼取报纸，连拐杖都不用呢。
这幢居民楼已经有些年头儿了，和现在那些高档小区相比，这里简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走进文老家中，房间内的陈设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样子，没有奢华的装修和高大上的电器，屋里到处堆满书籍和资料，老人工作的书桌看上去有些杂乱无章，但老人心中有数，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能随手从书堆中找出需要的资料。每天生活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让她养成了习惯——工作累了，随手翻开一本书，就能在阅读中回到往日的时光。
说到往日，摆放在书桌前那张大幅的萧乾先生的照片，也许更能让老人感到温暖。照片上的萧乾年轻、帅气，眉宇间有着倜傥的英气。有朋友和文老打趣道，每天都能看到年轻的萧乾先生，也是一种幸福啊。文老说，她和萧乾是一世的姻缘，一生的文友。萧乾是著名记者、文学家和翻译家，文洁若与萧乾的姻缘令世人羡慕。文老说萧乾是她生活的伴侣，更是她翻译写作事业的伙伴。如今她总是在闲下来的时候回想起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的日子。在当年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专版时，文洁若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念高中，她又读到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1953年初，我已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跑进我们的办公室，说萧乾调到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从那之后，文洁若才算正式同萧乾打起交道。同萧乾结婚后，在文洁若的带动下，萧乾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当时，《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80万册，更有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说起往事，文老开心地笑了。
翻译生涯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起步
记者：您是日本文学翻译家，很多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都是由您翻译后让中国读者认识了解的，您第一次翻译作品是什么时候？
文洁若：是我父亲最早鼓励我翻译。那时我的父亲在日本做外交官，我7岁的时候跟父亲去了日本，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念书，很快就学会了日文。我看到了很多连环画，里面有很多漫画人物的对话非常有趣，父亲跟我说，你试着把这些漫画中小朋友的对话写成中文，我就在父亲的鼓励下试了试。父亲告诉我，这就叫翻译。我觉得很有兴趣，就喜欢上翻译漫画故事了。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翻译的是日本学校使用的教材，叫做《世界小学读本》。这套读本介绍了很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每个国家一到两卷，一共十卷，总共一百万字。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把这套一百万字的书给翻译出来了，这就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开始。
后来有人问我，搞翻译这么起劲儿，你到底有什么动力呢？我有一次开玩笑说，我的动力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大家都笑了。我是怎么想的呢？比如我祖父当了县官，培养了我父亲，我父亲让我搞翻译，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没出过一本书，祖父倒是出了一点线装书，诗词什么的，也没能留下来。我从小就努力想光宗耀祖，其实就是希望对得起父亲对我的期望。
记者：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出版社做校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专业翻译工作的？
文洁若：我在1950年从清华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到三联书店当校对，我在三联做了九个月的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我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到社里时，我也是一名普通校对，不过我这个校对管得比较宽，经常把一些出版的书籍拿来核对。有一次，我发现一本书中把“福尔摩斯”翻译成“各尔摩斯”了，我就特别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名字出现两种译法呢？通过仔细查找，我发现这本书是从俄文版的图书翻译过来的，那时我还会一些俄文，因为我曾在苏联呆过两年多，不过现在我的俄文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是楼适夷，他一直鼓励我进行翻译工作。1956年，萧乾被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当时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希望我跟萧乾一起过去当记者，我没有去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觉得自己不太会讲话，不适合当记者；二是楼适夷也不放我去，他希望我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我答应了他。大约在1958年，我开始了日文翻译的工作。
记者：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专业翻译的时候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
文洁若：很多事情是让我非常难忘的，比如我当时有一个任务，组织周作人、钱稻孙两个人来翻译书。周作人是要改名字的，不能用周作人这个名字，用了好多别的名字，比如周长寿，他比钱稻孙知名度高，因为他在“五四”时期写了很多文章。有人曾经比较过周作人跟钱稻孙的口语谁更好，钱稻孙是9岁去的日本，周作人去日本的时候快20岁了，虽然他太太是日本人，可是他的口语不如钱稻孙。再往前追溯的话，周作人和钱稻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是特殊身份，生活比较困难，也没工作，周恩来总理想了一个办法，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约稿的形式给他们发稿费，不给他们发工资，但稿费给得不低，他们翻的作品可以出版，也可以不出版，留着自己用，总理就是用这样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把他们保护下来了。我觉得钱稻孙翻得比周作人好，周作人不大推敲，就拿毛笔直接写，钱稻孙是来回修改。我看钱稻孙翻来翻去，太慢了，就请丰子恺来翻译。但丰子恺不太懂日本古文，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是学美术，不是专门学语文的。
比起做翻译
更喜欢写文章
记者：除了从事翻译工作，生活中让您感兴趣的事情还有哪些？
文洁若：我对写作更加有兴趣，我喜欢写散文，但是我写不了诗歌。不过，我翻译过不少诗歌。同翻译工作相比，我觉得写作更有意义。写作不是你想写就能动笔写的，需要构思，需要素材，有时为了写一篇文章要思考很长时间。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搞翻译，写作和翻译两个工作交替进行，也是挺不错的事情。我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体会不同的工作乐趣。
记者：您的散文也比较有特色，很多读者能从中读到一些文坛轶事，这也是您想要表达的吧？
文洁若：这可能是我写作的一个风格吧。我喜欢散文，但我不喜欢那种抒情的散文，比如说有人看到一条河，然后就会联想很多，根据这些联想就能够写出一篇优美的散文，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我的散文都是那种纪实性的散文，还有一些读书的感想。最近我写了一篇《读〈丁玲传〉有感》，这篇文章有我读书的感悟，也有我对丁玲的回忆，我比较喜欢写这样的纪实性散文。
记者：和您与萧乾接触过的这些作家朋友，您最欣赏的是哪位？
文洁若：应该说还是巴金先生。他的作品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寒夜》，我觉得这部作品比他的《家》《春》《秋》要好。巴金先生自己也说，他对《寒夜》这部作品比较满意。那个年代作家的写作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去创作，不像现在，写作者能够有很多渠道推广自己的作品，国家还可以组织人力把重点作品翻译成各种小语种向海外推广，相比较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的作家创作条件是比较艰苦的。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当下一些年轻作家，中外文都没功底，看不到大时代，专写小时代。当然，今天年轻人也有很好的，总之，他们还年轻，将来有机会。
记者：您作为翻译大家和文化名人，一生经历了文坛上很多的事情，很多读者也期望能看到您的自传，您有出版自传的计划吗？
文洁若：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写自传的时候，我要写到100岁，我准备到100岁时再开始动笔写我的自传。我现在需要保护好眼睛，每天给自己规定什么时间可以看书和写作，什么时间要休息。有很多老朋友的眼睛都不行了，比如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她比我小一岁，但是她的视力就不如我好。
做好文学翻译无窍门
只有勤学苦练多读书
记者：现在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引进外国作家的作品时，翻译的水平与当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您觉得如何才能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
文洁若：我觉得做好文学翻译就只有勤学苦练，没有什么窍门，要多读书，要提高写作水平。我上小学前，父亲让我大姐教我，可大姐懒得管，让我自己背唐诗。刚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当然不会，甚至不知道作文是什么意思，就把平时背的唐诗抄了上去，结果老师给了个大红叉。学习没有窍门。
记者：哪些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文洁若：在我翻译的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日本作家泉镜花的《高野圣僧》。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我也特别喜欢，我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罗生门》《鼻子》《疑惑》等都是不错的小说。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艺术性也很强，比如《春雪》。我还翻译过川端康成的《东京人》，这部作品我也比较喜欢，他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很高，他晚年常被媒体问到还有什么新作品？那时他的创作灵感似乎已经枯竭了，这让他特别受不了，把自己的身体弄得很糟糕。虽然很多日本文学都很优秀，我也翻译了大量日文作品，但日本没有一部能达到像《红楼梦》这样高度的文学作品。我认为，《红楼梦》才是亚洲最好的文学作品，是我们中国人写出来的。我喜欢日本文学中那些关心时代命运的作品，文学作品只有关心时代命运，才会有一定的深度，也才会让读者喜欢。当然，也有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我不太喜欢，比如渡边淳一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比较浅，过多关注男男女女，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也不太喜欢村上春树，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人请别人把自己的舌头割开，装了一颗小钻石，多难受啊，好看吗？觉得丑死了。
记者：在网络时代，您觉得如何引导年轻人多接触国外的文学作品？
文洁若：我觉得不要把文学当成游戏。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在接触日本的文学作品，接触日本的流行文化，但很多关注点还是在游戏上。孩子们都在接触网络，很少有人关注正统的严肃文学作品，这个现象是不应该的。有人问我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解决不了太多问题，我能做的只是把好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大家。真正解决孩子们阅读问题的是老师和家长，他们应该去引导孩子们阅读。
记者：您现在每天还在坚持翻译和写作非常让人佩服，您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状态吗？
文洁若：我现在每天都要有8个小时工作，10个小时睡觉，生活非常有规律。我一个人生活，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不请个保姆来照顾你呢？我一来觉得自己并没有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干吗要请保姆？二来如果有保姆在家里，不管她是拾掇屋子还是做饭，叮叮当当的，肯定会影响我工作。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就连孩子们来也都是坐一会儿就走。我一般7点半起床，如果没有任何干扰的话，可以翻译1500字。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总在想，我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我父亲对我的培养。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沉浸在工作状态，只有翻译和写作，我才会感到自己又年轻了，才会感到生活特别有意思。我也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我觉得自己总像个年轻人，有时下楼拿报纸忘了拄拐杖，也没问题。唯一不方便的地方是我不会发电子邮件，现在和很多出版社联系工作都需要使用电子邮件，我只好麻烦邻居或朋友帮我代发一下。
文洁若口述
我与萧乾的磨难与幸福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很多文化大家，比如巴金、冰心，我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和萧乾经常去冰心先生家中看望她，老人家十分和蔼可亲，每次见面都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如果说哪位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应该是巴金先生。他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比较近，特别是在特殊的政治年代，萧乾被打成“右派”，很多人都不敢和我们来往，只有巴金常来看望萧乾，跟他聊天谈心。我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化界人士茶话会，也给萧乾送了请柬。当时萧乾已经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找到作协领导刘白羽，询问自己能不能去参加招待会？刘白羽说，总理派人送来的请柬，为什么不能去？在招待会上，不少人都不敢同萧乾说话，只有巴金主动上前跟萧乾嘘寒问暖，这让他十分感动，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有这样一位挚友，确实是很难得的。
上大学时我学的是英文，参加工作一直从事日文翻译。我为自己一直都没能够译好一部英文作品而感到遗憾。一直到1994年，我才和萧乾一起开始翻译英文作品《尤利西斯》。说起《尤利西斯》，我总会想到我的父亲。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带我去逛书店，书架上有一本日文版的《尤利西斯》，父亲对我说，你看日本人把这么难的英文作品都翻译出来了。没想到，我到了晚年，和萧乾一起翻译完成了《尤利西斯》的中文版，不仅圆了自己的梦，也圆了我父亲的梦。
我跟萧乾一起生活的45年里，翻译《尤利西斯》的4年，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始是1990年，译林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中译版，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几乎请遍了国内一流的翻译家，没人敢接。李景端请钱锺书出山，钱锺书说：“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当我和萧乾接到翻译邀约时，我开心，可是萧乾好像有点不起劲儿，他觉得太难了，但是我觉得很起劲儿。那一年，我63岁，萧乾80岁了。上世纪40年代他在英国留学时就读过《尤利西斯》，他跟我说是花了很大劲儿读完的，还在封皮上写下了几行字：“天书。弟子萧乾虔诚。1940年初夏，剑桥。”原本萧乾对翻译这部作品不是特别起劲儿，但当他看到我翻译的第一章之后，也来了兴趣，才决定一起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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