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其文字系统之间具有一种优选关系,文字必须与语言的特性相匹配,因而从文字的特点可以反推语言的特点英语以表音素的字母文字为书写系统,是其以行为动作为中心的语言优选结果;汉语采用以形表义的象形文字为书写系统,是其以名物为中心的语言优选结果以行为动作为中心意味着对时间性的强调,以名物为中心意味着对空间性的强调同时,文字对于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具有固化作用,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对于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固化进一步加强了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时间管理的重要性汉译英?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时间管理的重要性汉译英
语言与其文字系统之间具有一种优选关系,文字必须与语言的特性相匹配,因而从文字的特点可以反推语言的特点。英语以表音素的字母文字为书写系统,是其以行为动作为中心的语言优选结果;汉语采用以形表义的象形文字为书写系统,是其以名物为中心的语言优选结果。以行为动作为中心意味着对时间性的强调,以名物为中心意味着对空间性的强调。同时,文字对于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具有固化作用,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对于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固化进一步加强了英语的时间性特质和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作者简介:
何清强,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词汇语义学、认知语言学。
(本文刊于《中国外语》2015年第12卷第3期)
1 引言
作为人类的基本交际手段,各种语言之间具有多方面的共性,但因各自发生、发展的环境和方向的不同,各自又存在鲜明的个性。就英汉对比而言,名词型与动词型、形合与意合、客体意识与主体意识、个体思维与整体思维、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聚集与流散、静态与动态等被认为是两者之间的个性差异(刘丹青,2010;连淑能,1993:48-53;潘文国,1997:361-362、367-368;Humboldt,1999:81-87;何善芬,2002:181-188;汪德华,2002;等等)。上述观点是英汉对比语言学界的基本共识,对于洞见英汉各自的个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不同学者对英汉个性差异的概括却各有区别,这说明以上所陈述的英汉诸种个性差异很有可能并非两者最本质、最具普遍性的个性差异。
我们已从英汉语对待动词和名词态度的角度分析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认为英语往往以动词为中心进行语言建构,表现出重时间这一语言特征,而汉语重名物,即便是行为动作也被看作实体,表现出重空间这一语言特征(王文斌,2013a,2013b)。我们把这种差异概括为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则具有空间性特质。但是,若要全面清晰地揭示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这一英汉的本质差异,我们还需从两者的文字、词汇、句子、篇章等层面展开进一步的对比论证。本文拟从文字与语言的优选关系这一视角探讨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2 语言与文字的优选关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优选关系,即文字必须适应语言的特点,无论自源文字还是借源文字①,一般情况下均是如此(李葆嘉,1990;金健人、许心宏,2010),世界文字发展历史清晰地显示了这一基本规律。周有光(1998:8)指出,世界上的文字多半起源于图画,“象形”是文字起源的主要途径。然而,我们所知的世界上现有和曾经存在过的文字种类繁多,特点各异,并非只有象形文字一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同语言发展方向的差异导致与之匹配的文字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譬如说,阿兹特克(Aztec)文与中国纳西东巴文虽均为自源的文字画,但其综合与分解受到各自语言的特点或发展方向的影响,最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向(李葆嘉,1990)。阿兹特克语是印第安语的一种,为编插型②语段式语言,该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在表示动作行为成分的前后添加各种类似词缀的成分以表达更加精确和复杂的思想,其他语言中的一句话若以阿兹特克语表达就相当于一个复杂的词,如“ō tikm ih iyō wiltih”(拉丁字母转写形式)看起来虽是一个词,实际上其含义却相当于英语“how you must have suffered”(其意为“你受尽折磨”)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奥斯特勒,2011:10)。因为这一特点,阿兹特克语话语中分解不出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词”这一单位,以至于其文字符号没有机会获得与“词”的对应关系,所以只能适应语言的特点停留于语段式文字③阶段,而未能过渡到表词文字④的发展阶段。同为文字画的东巴文的演化却与阿兹特克文大相径庭,演变为表词文字,其原因在于与东巴文对应的口语系统纳西语已向孤立烈语言方向发展,句中可以分解出“词”这一语言单位,所以东巴文字符有机会获得与“词”的对应关系。从阿兹特克文和东巴文的不同发展方向可以看出,自源文字是语言的自主选择,文字必须适应语言的特点,特定类型的语言会创造出特定类型的文字,并且在随后的发展中两者一直会保持适配关系。
借自他种语言的借源文字为适应语言的特点,一般都有一个“选取—评判—淘汰—再选取—再评判—固定”的过程,甚至要经过更多反复,有些还要加入自创的成分,因此其形成过程多半显得较为漫长和曲折,腓尼基(Phoenicia)字母和日本文字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正式的腓尼基字母形成以前,腓尼基人先后使用过比布洛斯音节文字(Byblos Script)、原始迦南文字(Proto-Canaanite Alphabet)、原始西奈文字(Proto-Sinaitic Script)以及乌加里特文字(Ugaritic Alphabet),但腓尼基人经实践证明,这些文字都不适合腓尼基语以辅音为主的特点。后来,经过漫长的择优过程,腓尼基人最终选定了古埃及文字的字形与辅音原则创制了辅音文字。日语及其文字的情况同样比较复杂。因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语最初用音读和训读的方式借用汉字作为其文字系统,但日语为黏着语,有大量仅表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的黏着成分(如“です”“ます”),表词的汉字难以表达此类成分,所以日本人只好又借用汉字的音节和部件创造了表音节的字符——假名。可是,表音字符出现后并未完全取代汉字,其原因在于日语存在大量汉源词,而且有很多同音现象,为适应这一特点,日语只能采用假名夹杂汉字的书写系统。由上述两个例子看来,借源文字也是语言的自主选择,文字与语言特点的适配关系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总之,语言与文字之间具有一种优选关系,文字须适合语言的特点。通过文字特点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推知语言的基本特点,这是下文论述的重点。
3 从英汉文字特点反推语言特点
3.1 从字母文字的特点反推英语的特点
表音的字母文字的第一个特点是字符数量小,不能满足描摹众多物象的需求。众所周知,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就是描摹事物的空间属性如形状、位置关系等,故而字符数量巨大,形体复杂。比如在楔形文字高度发展阶段,基础字符数在500以上。再如汉字,《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仅基础构件就有558个,由这些构件构成的字符数更是巨大(王宁,2000)。象形文字有如此大的字符数,必然有其原因。世界万物丰富多彩,无穷无尽,必然需要大量符号来描摹数量庞大的事物。可是,与表意的象形文字动辄几百个基础字符数的情况不同,表音的字母文字字符的数量很小,比如腓尼基字母初创时只有22个,现代希腊字母24个,拉丁字母26个,西里尔字母33个。在此需要究问的是,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字母文字字符数量小?世界万物同时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因而具有空间的规定性和时间的规定性。由于所处地域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世界上不同民族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和认识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偏向前者,对事物的空间属性如大小、厚薄、长短、位置等较为敏感,而有的则偏向后者,对事物的时间属性如运动变化、先后次序等较为敏感。这种差异一旦表征于语言,就要么偏重名物,要么偏重行为动作。英语等印欧语选择数量较小的字母文字作为自己的文字系统,表明其语言表述不以名物为中心,而是以行为动作为中心,因为相对于名物,行为动作的数量必定要小得多,不需要太多字符即可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从目前有稽可查的文献资料看(王文斌,2013a),原始印欧语基本上以动词词根为基础,词汇的孳乳和扩大主要是在动词词根的基础上通过屈折、词缀等手段得以实现。实际上,公元前古印度多名学者如Sakatayana、Yaska、Pānini等通过对梵语的研究都曾得出过类似的结论(王文斌,2013a)。19世纪初的科勒布鲁克(Colebrooke)(1805:11、12、38、129)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梵语的词根是原生动词(crude verbs),而且这些原生动词是多数名词的派生源,其派生手段就是借助词缀,比如由“vah”(to convey)⑤派生出“vā hana ” (vehicle),由“likh”(to write)派生出“lekhanī”(pen),由“cint”(to think)派生出“cintā”(idea),由“vac”(to speak)派生出“vākya ”(word),由“ ”(to look)派生出“dravyā ”(substance)。而现代印欧语诸语言的实际情况亦如此,由动词性词根派生名词是其普遍的构词方式,如由英语的动词“to drink”派生出“drinker” “drinkery” “drinking”等名词;由德语动词“erfinden”(to invent)派生出“Erfindung”(invention)、“Erfinder”(i n v e n t o r)等名词;由西班牙语的动词“ acto ”(to act)派生出“ actor ”(actor)、“actriz”(actress)、“acción”(action)、“actividad”(activity)等名词。相反,名词派生动词的构词方式却鲜见于印欧语诸语言⑥,即使有少量名转动的现象,其中多数名词词干本身的词源就是动词性的,比如“food”通过内部屈折产生动词“feed”,而“food”本身却来自原始日耳曼语词根“fod”,意为“to tend”“to protect”等。因此,名转动的构词方式所反映的只是印欧语历史上词汇扩展的某个片段而非全部。综上所述,与以大量字符描摹大量事物的以名物为中心的象形文字系统相比,英语等印欧语所采用的字母文字数量很小,其用心显然不在于以名物为中心,借以强调事物的空间规定性,而是以行为动作为重心,把动词词根作为语言构词的根基,强调事物的时间规定性。
字母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表音。英语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其单个音素一般仅表音而无意义,只有音素的线性组合才能表达意义。因此,英语的书面形式不过是其口语的视觉化转换,除可视化外,与口语发出的声音大致没有差别。同为日耳曼语族成员的德语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严格,除外来词,德语的拼写与发音基本一致,只要能说就能拼写出来。如此看来,一个字母(严格来说是字母所代表的音素)就如时间流之中的一个片段,字母之于英语,大约如“毫秒”或“秒”之于时间。在这样的文字系统下,阅读时大脑对文字符号的处理必须像处理口语那样严格按照字符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首先要把视觉形式转换为声音形式,再进行意义的解读,表现为一种“形—音—义”的加工和转换过程,所以语音加工是以表音字母文字为背景的儿童阅读能力获得和发展的核心认知因素(李秀红、静进,2010)。正因为如此,字母文字背景下的儿童发育性阅读障碍症(Developmental Dyslexia)主要表现为语音加工缺失,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左脑皮质的颞—顶联合区(Temporal-parietal Junction)的功能异常,而该区域主要负责文字的音素分析和形音转换(Paulesu et al.,2001;Tan et al.,2005;Maisog et al.,2008)。总之,在表音字母文字文本阅读中,大脑对文字的处理必须严格按照线性排列音素的先后顺序进行,是一种严格的序列处理活动,与时间的基本特征相符。与字母文字文本阅读的神经机制形成对比,象形文字文本阅读的过程含有明显的图像处理过程,可由字形直接进入语义解读。张积家等(2007)对东巴象形文字识别中形、音、义的激活顺序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字形信息首先被激活,其次是语义,而字音的激活则不明显。由此可知,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这两种文字的文本阅读是存在差异的,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各自所匹配的语言紧密相关。印欧语富于分析性,动词性成分强调时、体、态、数等语法范畴的变化,即使名词性成分也要强调性、数、格等范畴变化。这种特点决定了语言的表述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却又只能借助语音的变化来实现,所以其文字符号只能是表音素的,而且不论口语还是文字文本,其表述都呈现出一种序列性特点。相反,象形文字所对应的语言一般来说都是综合性的,缺少形态变化,也就基本不需要相应的语音变化来实现其词形变化,所以,其文字符号仍保持起源时的特点,即主要表空间。在由这种文字形成的文本的阅读中也自然就有了所谓“一目十行”的跳跃式阅读方式。
通过两种文字的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在时间性与空间性方面的差异昭然已现,英语具有显著的时间属性,具有时间性特质。
3.2 从汉字的特点反推汉语的特点
汉字为象形文字系统,或者严格地说,汉字肇始于象形符号系统。象形字是其最早成系统的文字,它直接描摹事物的形状,如“山、石、土、田、火、水、木”等,这类汉字所表达的意义几乎都是名物。象形字之后出现了指事字、会意字。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指示性符号以凸显某物的某个部分,如“刃、本、末、上、下”等,这类汉字与象形字一样,多半表小名物。会意字则是以两个或多个象形字或指事字组合,这样就能表达更为抽象的意义,比如“林、体、伐、采、困”等。虽然会意字更多地出现了动作、情态等较为抽象的意义,但这些抽象的意义是借助具体名物的空间关系表达出来的,比如“伐”,由“人”与“戈”两者的空间关系综合而成,表示人持武器攻击的意思。到了形声文字阶段,出现了声符,声符和形符的组合使文字的数量倍增,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形声字虽有纯粹表音的声旁,但汉字的声旁与英语那样的表音字母文字的性质完全不同。首先,汉字声旁本身是象形字、指事字或会意字,可独立成字,如“沐”字中的“木”“忍”字中的“刃”以及“菜”字中的“采”。其次,有的字符在此字是声旁,在彼字却是形旁,如“洋”和“群”中的“羊”。此外,一部分后起形声字的早期字形恰恰是其声旁,如“有”之“又”“在”之“才”等。显而易见,表音只不过是表意字符功能的扩大而非转变。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就开宗明义地表示:“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就是独体的象形文,而“字”则由“文”孳乳生发而来,与“文”是一脉相传的。因此毫无疑问,从文字基因角度看汉字仍是典型的以形表意的象形文字系统。
象形文字的特点之一就是字符数量巨大。高明(1996:41)认为,现行的常用字加上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汉字字符总数在5万个以上。如此巨大的字符数量就是为记录数量同样巨大的名物而备的,汉语若不是以名物表述为主要特点,就不需要如此巨大的字符数量作为其书写系统。汉语强调事物的形状、大小、位置关系等空间属性的特点由此不言自明。
象形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描形状物,特别是象形字、指事字更为直接和明显。在汉字进化过程中,时代越早,象形字、指事字这类纯粹表名物的字符在汉字总量中所占比例越高。据统计,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只有260多个,约占已识别的甲骨文字数的28%(陈炜湛、唐钰明,1988:30)。东周金文阶段,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50%(李恩江,1987),到东汉《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增至80%以上(江学旺,2000),而今日则达90%以上。在此需要追问的是,汉语为何需要以象形文字作为书写系统?显然,早期汉语以名物表述为主要特点,否则就不需要通过对物象的描摹来创造文字了。而随后,汉字在辽阔的地域内几千年延续不断保持其生命力,证明汉语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保持了其重名物的空间性特质,因此可以说正是汉语强调名物的这一空间性特质使得汉字的出现和延续成为必然。而汉语几千年来一直保持其空间性特点,由此产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对名物训释考据的学术传统,而非文法分析的传统。王文斌(2013a)以《尔雅》《说文解字》为例论述了汉语偏重名物的特点,认为这两部传统语文学典籍着眼于名物,对名物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训释,即便是对动作行为的解释,也要依凭名物来框定其范围和所涉对象,比如《说文解字》把“沐”“浴”“洗”分别解释为“濯发”“洒身”“洒足”。总之,上述的汉字特点和中国语文学传统是汉语偏名物、重空间的体现,与字母文字所反映的英语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4 文字特点对思维和语言的反作用
一个民族究竟选择何种文字,必须依循其语言的特点,然而,一旦选择某一文字系统,其语言的发展必定会受到该文字系统的深刻影响(金健人、许心宏,2010)。
作为语言与思维的生物学基础,人类大脑的认知活动具有优势区域,即功能的分区,左半脑负责序列分析而右半脑负责视觉图像处理(Patterson & Bradshaw 1975)。序列分析关涉到事物的先后次序等属性,是一种与时间联系更加紧密的思维活动,而视觉图像处理关涉到形状、大小等属性,是一种与空间联系更为密切的思维活动。人类大脑识别表音字母文字和表意象形文字是否具有不同的优势区域?这是下文讨论的焦点。
神经心理学领域对欧美人大脑的语言优势区域的研究结果基本取得一致,认为左半脑是语言优势半球,文字和语言的处理均集中于此,而右半脑是空间和图形知觉的优势半球(高定国、郭可教,1993)。上文论及的儿童发育性阅读障碍症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左脑皮质的颞—顶联合区的功能异常(Paulesu et al.,2001;Tan et al.,2005;Maisog et al.,2008),这是字母文字背景下的人们语言优势区域在左半脑的有力证据。近年来,基于功能磁共振(f MRI)等新技术手段的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比如,Nelson et al.(2009)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英语母语者阅读英文文本时大脑的神经影像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被试在阅读英文文本时,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主要为左侧梭状回(Left Fusiform Gyrus)。名词与动词是语言中最基本的两个词类,一般认为名词与动词的认读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脑神经反应,但一系列认读英语及其他印欧语动词和名词时的脑神经表征的研究表明,虽然通过神经影像学得到的动词和名词的脑神经表征分布于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但均在左半脑范围之内(Shapiro & Caramazza,2003;Burton et al.,2009)。Tyler et al.(2008)的研究更为细化,采用同音同形的名词和动词作为认读目标,只是在其前添加冠词构成名词短语(NP)或添加人称代词构成动词短语(VP)以示区别。功能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认读NP和VP时激活的脑神经区域均为左后颞中回(Left Posterior Middle Temporal Gyrus),只是认读VP时激活的区域稍大一点儿而已。
胡浴桓等(1998:110)对我国汉族和维族失语症患者进行了认读文字的研究,发现在汉族失语症患者中,汉字读音障碍患者的书写和词义理解能力正常,而在维族失语症患者中,若对维文有读音障碍,则书写和词义理解能力同时受损。这说明汉字与字母文字在人类大脑中的优势区域不同。曾志朗、王士元(1985)明确指出,汉字和字母文字的优势区域处于不同位置。他们通过半视野(visual half-field)技术研究在不同的文字中识别词的过程,结果表明大脑左半球起更大作用的右视野的优势在字母文字中出现,而大脑右半球起更大作用的左视野的优势在汉字中出现。Li et al.(2004)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中国说普通话的人群认读汉语动词和名词的脑神经表征,该研究发现这些被试无论认读动词抑或名词,其大脑皮层的活跃区覆盖了左右半脑的大部分区域,包括额叶(Frontal Lobe)、颞叶(Temporal Lobe)、顶叶(Parietal Lobe)和枕叶(Occipital Lobe)。这一研究清楚地表明,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其认读活动会引起右半脑的积极响应,与表音的字母文字仅引起左半脑的积极响应不同。对此,Sasanuma(1974)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其研究以同时存在汉字和表音的假名的日语为母语的失语症患者为对象,发现假名和汉字书写能力的受损情况具有差异性,因左半脑损伤的布洛卡失语症(Broca Aphasia)表现为假名辨识能力受损,因右半脑受损的错字失语症(Goji Aphasia)表现为汉字辨识能力降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根据马恒芬等(2011)的研究,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处理英文任务时,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显示大脑激活区域与处理汉字型任务时相比无明显增加,均分布于左右两个半脑,而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处理英文型任务时大脑的活动区域主要局限于左半脑,而他们处理汉字型任务时明显出现右半脑的激活。
以上研究成果证明,人类大脑识别字母文字是一种序列处理过程,而处理汉字这一象形文字的过程则涉及视觉图像处理过程。不同文字体系下的人们在长期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使用左右半脑的不同倾向,其群体思维倾向性的形成和固化也必定受此影响。胡碧媛等(1989)对150名7—16岁的中国儿童和少年在表意的象形文字和表音的字母文字辨识中大脑左右半球的机能进行了研究,发现7—10岁组被试对汉语单字、双字词和以拼音形式书写的词语辨识都表现出左半球优势,而在11—16岁组中,除11—12岁段的被试对汉语单字表现为左半球优势外,其余被试对汉语单字、汉语双字词、汉语拼音词、英语单词则均表现出其大脑两个半球处于均势,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右半脑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汉字处理活动。这一研究说明,即使象形文字背景下的人群在儿童期其大脑的语言优势区域也是左半脑,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文字处理过程中右半脑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逐渐形成语言文字任务处理中使用右脑的思维习惯,甚至把这一思维习惯下意识地运用到文字系统相异的外语学习中。Yang et al.(2011)的研究也发现,作为晚期的双语者,中国成年的英语学习者在处理汉语和英语的名词和动词时,大脑磁共振成像无明显差异,均表征于大脑左右半脑,也就是说右半脑也参与英语的处理活动,与英语母语者仅表征于左半脑的情形不同。这充分说明,汉字背景下成年的英语学习者在使用母语文字系统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化,成为一种下意识行为,在学习字母文字背景下的英语时也难以改变。长期对某一文字系统的使用过程,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思维倾向性的浸染、强化和固化过程,其结果就是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倾向于对事物的时间属性的思辨,使用象形文字系统的人则倾向于对事物的空间属性的思辨。因文字的影响而固化的思维方式必然反过来表征到语言特点上,具体而言,英民族在长期使用字母文字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形成和固化的思维定势自然而然地外化为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特点。同理,汉民族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形成和固化的思维定势势必外化为以名物为中心的语言特点。以动词为中心和以名物为中心实质上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程度的侧重与偏好。
5 结语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人的思维由其母语决定(萨丕尔,1985:12-19),人只能通过自己语言中的范畴和区别特征来感知和认识世界;同时又认为,一种语言系统里的范畴和区别特征有别于其他语言,因此思想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程度上因语言不同而不同。尽管这一假说一经提出就受到众多质疑(比如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思维),但是语言对思维具有影响作用且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观点却广为接受,因此这一假说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贡献颇大。语言(包括文字)对思维的影响在哲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哲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非常紧密,如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常用的概念“逻各斯”(Logos),其希腊语的意思就是“语言”“说明”“言说”等。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把这一概念引入哲学,表示宇宙的最高真理和终极存在,体现为思维和语言两个方面的在场性,两者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甚至有些哲学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之上,如海德格尔(Heidegger)(1996:54-74)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就是围绕“be”(德文为“sein”)展开讨论的,结合对“be”的词源和句法特征的分析,揭示和阐明了“being”(德文为“Sein”)的全部哲学内涵。假如“逻各斯”和“Sein”离开希腊语和德语这一基础,假如希腊文和德文是另外一种文字系统,那么这些哲学思想将会以何种面目示人?我们在此虽然难以确切地做出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一定不会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样。 同理,中国哲学以“道/无—有”作为存在论的基本范畴,表现出“整体—个体”的空间性思维特点,与汉字的空间性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何清强、王文斌,2014;王文斌、何清强,2014)。
英汉语言的文字不同,其思维方式相异是极其自然的事。语言、文字的差异既是思维差异的原因,又是其外在的体现。英语采用字母文字而汉语采用象形文字就是两者在思维上对时间和空间的偏好或侧重不同的外在表现,因此,探析英汉语言与文字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
注 释:
①自源文字是指某种语言自创的文字,如汉字; 借源文字是指借自他种语言的文字,如希腊字母。
②编插型语言也叫多式综合语或复综语。
③语段式文字指一个文字表达一个语段的意思,而不是其他语言单位。
④表词文字即一个文字表示一个词。
⑤见Monier Williams. 1976. A Dictionary:English and Sanskri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以上各原生词根的拼写形式(包括各种附点)由该词典的在线电子版按罗马字母拼写法自动生成。
⑥英语也存在通过“逆成法”(back-formation)由名词“派生”动词的构词方式,如名词“author”逆成出动词“auth”,但其前提是首先必须把“author”主观臆想为由“auth”和“-or”构成的派生词,再减去主观臆想出来的后缀“-or”,然后得到一个主观臆想出来的动词词根“auth”。从中不难看出,逆成法的构词理据仍然是动词派生名词的构词法。
（本文参考文献请参阅《中国外语》2015年第12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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